《彭光钦先生二三事》写出并于《红椰新闻网》刊登后，一桩搁着的心事，还是未能完全放下。因为，我总觉得文章只是说了彭教授的某个方面，无法概括反映彭教授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经受的坎坷以及他对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科研、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于是产生了采访彭教授后人的想法。通过广州办事处的帮助，我与彭教授三儿子——彭菩本医生电话联系上了，然后由他安排见面。结果除了菩本夫妇俩外，他大哥、四弟也一起来与我见了面。

　　菩本是位名中医，广州办事处的张中诚主任过去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起过彭医生，并夸赞他的医术。我也是在张中诚私人的喜宴上第一次认识彭菩本夫妇俩的。所以，这次见面就不觉得太陌生，话匣子也很快就打开了。菩本先是介绍他的兄弟给我认识。他大哥叫菩果，1953年自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组由重庆迁广州后，他就去北京读书了，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石油化工方面的工作，退休后，仍当石油化工方面的顾问，现住在香港。菩果一见面就称我为叔辈，其实他1935年生，比我还长一岁，可看起来他比我显得还年轻些。他四弟叫菩干，在广州西村木材厂工作。

　　菩本先递给我一份从某政协机关刊物复印下来，特约记者彭正方写的题为《中国橡胶之父》的文章给我看。自然，我们的话题，很快转到这篇文章上。菩果认为，他父亲是我国研究橡胶的先驱，起步最早，研究范围最广、最全面，成果又最多。新中国成立后，又为橡胶生产和橡胶的科教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说他父亲是“中国橡胶之父”也并不为过。他告诉我，他父亲1943年任广西大学化工系主任、理工学院副院长时，就开始研究野生产胶植物。他父亲从凉粉果有白乳浆想起，随后找到一种俗名叫“无花果”的含胶植物，同时用这些胶制成胶垫、胶鞋等样本。1943年他父亲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工程师第12届年会上，发表了《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的论文，引起轰动。1944年，他父亲又亲自深入广西的十万大山，考察产胶植物，陪同的有他当年的助手覃显明和一名姓黎的技工，以及从当地雇请的向导。他们是经龙州进山的，中转地设在上思。前后考察3个多月。所得结论是该地产胶植物资源丰富，并且当地人很早就有利用野生橡胶的习惯。当时他们看到，当地有用野生胶制成带毛的胶圈，用来作性辅助工具。可惜考察回来，日寇就入侵桂林了。当时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任命他为该校教务长，带领学生撤退。结果他领着学生，一直撤到黔南的榕江，并在榕江复学。

　　抗战后期，1945年他父亲携妻带儿，全家从榕江回到重庆。当年8月就传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的消息。当时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顾毓珍，要他父亲留在重庆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当所长，并增建橡胶研究室，继续他的橡胶研究。他父亲从这时开始，凝聚了一批西大的学生，作为橡胶的研究骨干，如后来一同来热作所的朱乃灿、陈锡棋就是。解放前夕，国民党撤到台湾，要把包括他父亲在内的7位学者带去。他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的无能，便设法躲开了，结果留在重庆并盼到了解放。

　　重庆解放第三天，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邓小平接见了他父亲等人。1951年8月2日，在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委和林垦部召开全国橡胶会议。他父亲作为四川省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介绍了我国野生产胶植物的情况，受到与会者的重视。1952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指示，把他父亲调到广州筹建特林所，从事我国天然橡胶的开发研究。他们阖家从重庆迁广州后，菩果到北京读书了。以后的情况，他就知之不多。在座的四弟菩干，语言不多，只是偶尔插一句半句话。

　　当我问到彭教授对自己儿女的关怀教育问题时，见面的3个孩子都说，他们父亲对工作太倾注了，家里的事管得甚少，除了大事，一般都是妈妈管的。说起他们的母亲吴湘，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他妈也说得上是个才女，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可是，她一生为支持彭教授的事业，甚至于自己的工作也丢了，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真也不容易啊！儿女们都清楚记得，母亲是在父亲离世后10年，即2003年5月，追随父亲西去的。

　　彭教授有儿女6人，除去当天见面的3位外，还有五弟、六妹、二妹。五弟菩泽去了澳大利亚，六妹菩华在两院。二妹菩采本来是老两院的人比较熟悉的，她就读于在我们热作学院橡胶加工专业，很有文艺方面的才干，同时也很有社会活动能力；读书时她同李良基等同学一起，组织过多次大型的文艺表演，笔者现今还记忆犹新。可惜，她不幸患病，已离我们而去了。

　　写到这里，我搁着的心事，就算完全放下了。我深信“历史不会忘记彭教授”，也祝愿彭教授的后人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