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0年参加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文职工作，1951年全国开展土改运动时，我主动报名参加土改工作，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南区干部土改工作队，赴湖南祁阳下黄土铺参加土改。1952年，我就读于武汉大学，1953年转入华中师范学院，1957年在该院化学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药剂检验专科学校任教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1959年在海南经济生活最紧张的时候，我因爱人张开明的关系调入海南华南热作两院工作，最初被分配到加工系从事香茅油加工研究，直至1961年。当时两院的院长是何康同志，1961年他为解除两院科教人员的后顾之忧，决定组建两院幼儿园、小学和附中。在附中组建初期，我和邓超雄等人被借调到附中任教，并且刚开始给的承诺是只借调一年。在附中初建时，由于班次不多，各学科的师资力量不足，临时分配我除了教化学课外，还要教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美术等课程，但是一年后，借调来的邓超雄等人都先后回到了原单位，可是领导却要我继续留在附中任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调入的老师越来越多了，我才专门教授高中化学。因此，自1961年到1994年退休的整整33年里，我都工作在附中。
在这33年里，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服从分配，兢兢业业、毫无怨言地做好本职工作，当时，我爱人经常出差，有段时间他几乎是年头出差，年底才回院，我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备课、上课和辅导学生，还要当班主任，管理照顾学生(各农场来附中读书的住读生)，且多次徒步到两院各生产队以及远离两院的西华、西联、八一、西流、西庆、西培等农场的学生家去家访，还自己刻钢板给学生印复习资料、辅导学生高考等。我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因长期受党的教育外，还得益于何康院长等老一辈院领导的榜样力量。
为了党的事业和需要，何康院长把自己的家人从环境优越的首都、工作条件良好的林业部特林司司长的岗位上搬到贫困艰苦的海南岛安家落户，附中建立后，他又把两个儿子从北京转学到附中，全家与我们同甘共苦。何院长对两院这个大家庭每日的柴米油盐菜、吃喝拉撒操尽了心。为了改善艰苦条件下院职工的生活，他想尽办法与周边的白马井、宝岛公社和各国营农场等处搞好关系，并组织本单位的职工种菜、种木薯。在他的努力下，白马井不定期地照顾分配给院里一些小剥皮鱼，每次鱼到了，老人和小孩都提着篮子欢天喜地排队买小剥皮鱼;八一农场糖厂照顾给院里一些白糖，还有生产队也将及时收获的的木薯上交院里。何院长要食堂煮成木薯糖水，每个职工凭饭卡可分得一勺。直到今天，孩子们跳跳蹦蹦提着饭锅去领木薯糖水的场景仍让我记忆犹新。这些食品在当时自然灾害频发、物资匮乏的的年代里，可是稀罕之物，为改善院职工的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那艰苦的特殊年代，何院长也非常重视职工的精神生活。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带头唱京戏，曾有一次，何院长、缪希霞大姐和张开明同台演唱京戏“二进宫”，徐文炳操京胡伴奏，他还动员大家组织起来跳舞、演话剧，又成立了电影队放电影，使宝岛新村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活跃了全院的气氛。为此，在1959-1961年那艰苦的几年里，全院人员坚守岗位，没有一个人要求调走，那个艰苦年代里苦中作乐的欢乐时光也让我毕生难忘。这些，都要感谢我们的大家长——何康院长。
在日常工作中，何院长经常向部里、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和海南区委区政府汇报工作，联系、疏通、积极争取建院的物资器材，以及科教人员及家属的生活所需品。他在外辛苦奔波，回院后，除了检查建院各项事务和科教工作外，还要向全院人员做报告，介绍全国的大好形势，又根据两院的发展前景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美丽的图画，使大家深受鼓舞;此外，他还经常看望科教人员和生产队的老工人，他不仅牢牢记住了这些人员的姓名、专业和科研项目，对各项科研业务也非常熟悉，常常中肯地指出科研课题中的问题，并与相关人员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还与院外的科研单位、生产工厂和种植农场牵线搭桥，亲自写介绍信让科研人员去生产工厂联系农药、商谈合作项目;他出差回院后也经常到职工饭堂去看一看，关心大家的饮食以及饭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孩子他也非常关心，还能记住很多科研人员孩子的名字……这一切，都是因为何院长真正地关心职工，把大家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按规定怀孕分娩产假只有56天，因我爱人经常出差在外，基本上每次逢我分娩时在院里都无人贴身照顾，只好回武汉娘家分娩;而为了不至于在回武汉的途中分娩，每次都必须提前动身。当时交通十分不便，要赶时间就得托人去院里的大车班请求坐胶片厂运胶片的大车去海口，再搭船过海，乘火车回武汉。分娩后为了不超假，基本上都是没满月就要提前回校做准备，以便能按时上课，不耽误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因故没能坐上胶片车，正好何院长的小车要去海口，他请小车司机叫我坐他的车，知道我晕车，又很客气地要我坐在车头的副驾驶位，可是我上车后不久就开始呕吐，那个年代没有塑料袋，我就把头伸出窗外吐，哪知风把我呕吐的脏物吹到后座的院长位置，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只好请司机停车，并请求何院长换车头来坐，可是他说:“没关系，不用换座了”。又有一次，我要回武汉生第二个孩子时，带着两岁大的大孩子坐胶片车到海口招待所，院长见我牵着孩子排队买饭，行动不便，就吩咐饭堂的工友把他自己的一碗水饺给我的孩子吃(当时物资缺乏，供应紧张)，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三推谢，饭堂工友见后，另外为我的孩子煮了一碗，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外，每次台风来临前，何院长、郑克临和吴修一等院领导都要分片到各家各户预先上门叮嘱大家，台风天要“关好门窗、不要出门”。曾经有一次台风过后，吴修一同志到我家拍门，我打开门后，他马上问道“家里的东西有没有损坏?”我感到有些奇怪，忙说“没有”，他说“看你家房顶上的烟囱己经打掉一半了，我担心张开明出差不在家，家里受台风影响，大人小孩受惊吓，就赶过来看看，没事我就放心了，好好照顾孩子吧。”当时我深受感动，在这样的集体中，有这样的好领导，我能不好好为党工作吗?我会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吗?
何康部长离休后曾多次回海南看望院里的离退休老同志，嘘寒问暖，关心大家的健康和生活。2013年3月，93岁高龄的吴修一同志在大儿子吴克群的陪同下从广州回院看望离退休的老同志，讲了许多艰苦年代迁所建院的往事和难忘过去相聚一起的点点滴滴。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终身难忘。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我仍坚持每天锻炼身体，阅读书报杂志，练习书法。从1950年参加工作至今，我紧跟共产党，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我这一生不仅自己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支持我爱人安心搞好科研工作，承担起相夫教子的担子，因为作为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永远紧紧跟着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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