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点和布置试验
　　条溃疡全称为橡胶树割面条溃疡病，是一种严重危害橡胶生产的病害。1962年冬，我们正当为我国橡胶树尚未有这种病害而感到庆幸时，这种病害就在海南省的一些农场发生了。作为本热作所院的植保工作者，我们都责无旁贷地迎战这一病害。1963年，研究所植保系设立了《橡胶树条溃疡病发生流行规律及防治研究》课题。其主要内容是：（1）摸清病害流行规律；（2）通过田间试验找出能在生产上使用的农药。当时，我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植保教研组的一名年青教师，为熟悉业务，我得到本教研组的同意，也加入研究行列。试验点设在国营东兴农场架岭队。条溃疡在冬季流行，那年10月下旬，由郑冠标同志（我们叫他老郑）带领黄庆春（我们称叫他小黄）、裘秋生（我们叫他老裘）和我3人开赴东兴农场。记得那天上午约8时，我们把所需的仪器、农药以及行李装上一辆2吨半卡车，我们坐在行李上出发了，那时的公路都是泥巴路，不好行驶，坐了约8个小时，下午4时许才到达东兴农场。农场的党、政领导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支持，无偿地提供1个割胶队的橡胶树给我们做试验。我们到架岭队时，队里的黄书记迎接我们，也表示大力支持，要树给树，要人给人，并安排住房。房子原是队办公室隔壁的1间空房，放4张床。那时条件很差，所谓“床”，就是用两张木凳架几块木板，上面铺上席子就是床了，而且这床还要兼做我们的办公桌。我们安住下来后，第二天就开始布置试验，理想的试验林段应该是当年冬季发病严重的林段。由于那时我们的经验不足，队里近百个林段，那些林段将来发病严重，尚难以预测，因而选择试验林段便带有随机性和碰运气。我们共选4个林段做试验，其中一个林段作为系统观察点，从该林段近千株橡胶树中，选出100株割线高度为20～40cm的正常树，按1至100的顺序，每株都用红漆在树干上编写一个号码。地面设置气象观察仪器。为了防止耕牛的损坏，我们用木条和铁丝将仪器围成园子，并把地面杂草除净。其他3个林段作化学防治处理。每个林段选出400株正常割胶树，割线高度也是20～40cm, 用红漆编号，每100株为一个试验单元，分别施用3种农药（每种农药只有1种浓度）加上对照共4个单元即4种处理。3个林段作为3次重复。布置试验的操作并不复杂，但选出符合要求的胶树并且一株一株地在树干上写上号码，工作量就相当大了。因此，有时也难免会写重复或漏写，错了的就要刮掉重写。于是，4个人用了一周时间，才把符合试验要求的1200株割胶树选出来，并逐株编号，这样才算完成布置试验工作。根据试验辅助性工作的需要，我们向队里借用3个割胶老工人，作为我们的试验技工。郑冠标对我们3人作了如下分工：我负责主持化学防治，但也照顾全面；黄庆春负责系统观察，每3天1次，逐株记录病情，直至停割；裘秋生负责气象要素观察，定在每天8点、14点和20点进行，风雨无阻，坚持观察。老郑把工作安排好后不久就回研究所了。
　　                                                            二、“老马识途”，路在脚下
　　10月底试验全面展开。我负责配药和指导施药。3位工人每人施1种药，对照不施药，施药工具是用卫生喷雾器把药液喷洒到割面上，每割2刀施药1次，直到停割。小黄和老裘都很认真地分别进行病情系统观察和气象要素观察。晚上观察气象要素时，为了安全，小黄经常陪老裘前往观察，有时我也跟着去。记得有一天，整天下着小雨，傍晚也不停，我们3人7点半穿着雨衣或打着雨伞上路。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老裘只好打着手电筒照路，走了约15分钟就到了观察点。8点整，开始观察，老裘操作很熟练，不到10分钟就把干球温度表和湿球温度表的温度，最高、最低温度表的温度以及雨量都观察完毕。正当我们把小园子的门扣上往回走时，手电筒的光已经很微弱了。我们3人都不抽烟，没有火柴。我担心难以走出林段，因为林段的小路是割胶工人走出来的，都是弯弯曲曲，方向时东、时西。幸好老裘在这条小路上每天往返6趟，已经走过差不多1个月了，也可以说他“老马识途”了。老裘说凭他的经验就可以走出林段。于是我和小黄紧跟着老裘，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一段路，我怕走错，就蹲下来，用手电筒的微弱之光，照一照，看看是否走错。结果没有走错，路在脚下，再走一段就到了防护林边，穿过防护林就走上大路了。大路宽阔，路面隐约可见。一路上，我们3人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回到队部。
　                                                                    　三、胶树有救了
　　化学防治试验是用3种农药做试验，每割2刀施药1次。到了12月上旬，不施药的对照树就开始溃烂了。有一天下午，黄书记到林段本想看我们怎样施药；但当他看到许多胶树割面上出现大小不一的凹陷病斑，有的流黄水，有的再生皮鼓起爆胶时，说：“你们做试验怎么把我们的胶树搞烂了？”我告诉他，这是条溃疡病菌危害的结果。这些树是试验区的对照树，没有施药。请你看那边施药的胶树。我带他看施溃疡净药水的胶树——株株割面都没有病斑，也没有爆胶、流黄水。这时他高兴了，连忙说：“胶树有救了！有救了！”
　　                                                             四、专家一句话，我得干几天。
　　记得那年12月中旬，北农大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林传光教授一行由老郑陪同来到架岭队，视察我们的试验工作。他先看看我们的系统观察数据，然后又到化学防治试验林段看看效果，他看到对照树溃烂而施药树不溃烂，感到很高兴。林教授走近一株割面溃烂的胶树蹲下来，仔细观看，而后对我说：“你用利刀将溃烂病斑一层层刨下去，看看里面怎样溃烂。专家走后，第二天，我选择没有做试验的病树，用利刀一层层地刨下去，被刨的树不只一株，而是好几株。我看到有的病斑大，有的病斑小，有的爆胶，有的流黄水……各种类型都刨了，并用纸描画下来。一连干了几天。不刨不知道，刨后吓一跳。原来，病斑在皮层内扩展远远超过表面所看到溃烂面积，病皮层水渍状褐色，木质部表面不变色，但病痕边缘呈锯齿状，像坐标图中的多峰曲线，线条蓝黑色，在皮层内纵向扩展比横向扩展快，再生皮内扩展比原生皮内扩展快。通过刨病斑的实践，我得到一个启迪——割面上的病斑必须及时处理，否则越烂越大。那年的12月底，广东省农垦厅龙永棠工程师（我们都叫他龙工）也来视察我们的试验工作。龙工看到我们的试验有效果也很高兴。我对他说：“现在停割了，药也不施了；但试验还未有结束。”他问：“为什么？”我说：“等对照树的溃烂部位再扩展一些时，我们还要再进行一次全面仔细的观察记录。”试验结果，喷施溃疡净的试验树，其防效达90%以上，是3种农药中防效最好的一种。
　　                                                                 五、老万背我过小河
　　记得我们借用的3位工人，试验前我给他们讲有关防病的知识，以及施药的技术和注意事项，特别告诉他们：溃疡净是一种有机汞农药（这类农药到70年代末已停止使用了），可溶于水，一有疏忽就招致中毒，所以要特别小心，施药后必须立即洗手。11月下旬，一些不施药的胶树割面开始溃烂。试验工刘水旺同志（割胶辅导员）对我说：“像这样的病树，去年多发生在队部附近林段，远离队部的林段病比较轻。”我听了后半信半疑，为弄清情况，我们4人就利用上午不施药的时间开展调查。有一天，我们6点半钟就出发了，出发前我只喝一大碗稀粥。调查的路线是沿着去打桑队的方向，逐个林段调查，每个林段随机调查100株割胶树，记录每株的病级。一直干到中午12点，我们才从打桑队的林段往回走。调查的结果表明，确实离队部远的林段条溃疡病较轻。那时我已经很饿了，口也很渴，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来休息。有位姓万的工人要背我走，我不肯；但过小河时，我只能让他背了。走了近1小时，才回到架岭队部。当我脱下短筒水鞋时发现：一条山蚂蝗吸我脚的血，吃得饱饱的；脚上伤口流很多血。老万从竹帽上抽出一片竹叶，敷在我的伤口上，血就不流了。
　　                                                      六、为了抓特务，我自愿守夜接电话。
　　那年12月初，台湾特务数人潜入万宁县搞破坏，上级要求各单位民兵做好充分准备，一有命令就出发。命令何时下达不知道。民兵们也是割胶工人，为了减轻民兵的负担，夜间我主动要求守电话，一连守3夜。最后一夜，守到凌晨1时左右时，一阵电话铃声响了，我就立即叫醒民兵队长；他接电话后，立即敲钟。大约5分钟，队伍就集合完毕。我隐约看到有的扛机枪，有的扛弹药箱，有的背冲锋枪……足足有20人，汽车一到就上车出发了。后来，听说民兵配合解放军，不到10天时间就把这小股特务消灭在万宁县的某个山岗上。
　　　　                                                       七、西庆农场搞样板
　　国营西庆农场位于我所院的北面，场部离所院约9公里，一些割胶队与我们院校的一些试验队相邻。20世纪60年代该场成为我们的试验基地和教学实习基地。1964年10月底，研究所橡胶系（橡胶研究所的前身）由肖敬平副主任带队一行数人包括割胶、生理、气象、土肥等科技人员，在离两院约6公里的创造队设点搞冬季割胶样板。为了和他们相配合，学院植保教研组派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负责条溃疡病的防治。我们住在靠近收胶站的一间大茅棚里。这个茅棚是我们两院拨款建的，里面除了有简易床铺外，还有办公桌。我们自带铺盖和必要的仪器、药品、农药和办公用品。经过1963年的实践，我有信心搞好这次防治工作。为了搞好防治工作，我从队里借用2个工人，其中一个是植保技工林汉，另一个是割胶辅导员罗瑞文。他们的任务是负责配药和指导、检查胶工施药。盛药的容器是一个能装500ml的红烧猪肉罐头玻璃瓶，施药工具是一把小油漆刷，农药溃疡净由研究所植保系提供。施药前，我先对这2位工人进行简单的培训。他们掌握了配药和施药技术后，我又利用胶工下午开会学习的机会给胶工讲述条溃疡病的知识和防治技术——主要是施药技术、掌握病树停割的标准以及注意事项，特别交代不能用装胶水的铝桶盛药。盛药瓶子和油漆刷用后，要放在远离灶台和小孩拿不到的地方。油漆刷由我们提供，一个胶工一把，玻璃瓶子尽量由胶工自己解决，实在没有的，我就买几瓶红烧猪肉罐头，瓶子就解决了。那时买红烧猪肉罐头不用肉票，只是比新鲜猪肉贵。11月初防治工作全面开展。这次防治工作不像上一年那样选择林段和胶树编号，也不设对照。全队所有胶树使用一种农药，一种浓度，割2刀涂一次药，用小油漆刷沾上药水沿着割线上方从上垂线往下垂线涂。割胶的当天下午涂药，500ml的药液可涂一个树位。全队约40多个胶工，每次配药液约50市斤，用一个能装50多市斤的瓦缸盛药液。配好的药液由林汉同志用玻璃瓶打药给胶工，药液呈红色，胶工们手拎着绑瓶子的铁丝，一个个走着，瓶子就活像点着火的灯笼。我们3人也带着分剩的药液到各林段检查和指导涂药，遇上有漏涂或涂得不均匀的，我们随即补上。每个胶工割2个树位、割2刀涂1次药，1个月约有16个下午涂药，14个下午林管或收长流胶。化学防治通常不会有100%效果。11月下旬和12月初，一些胶树割面陆续出现条溃疡病斑，有些病斑还会扩展。我们3人利用上午跑林段的机会告诉胶工如何识别条溃疡病，并告诉他们当割面上病斑宽度达到1手指宽时就要停割。
　　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和胶工接触，有时上午到林段跟在胶工后面，观察新割口上出现的黑线条纹，并告诉胶工这是条溃疡病的最初症状，割面溃烂就是从这些黑线条纹发展起来的。有时遇上胶工磨刀，我就坐下来和他（她）攀谈。他们都叫我老文，我也叫得出他（她）的名字。有时傍晚到一些工人的厨房（用茅草盖的，工人除了睡觉，一般都在这个厨房里干家务）看看、攀谈几句。有一次，我到林汉的厨房里看望他家，他一家4口，爱人是割胶工人，2个男孩都很小。他们看到我来了，很高兴，孩子叫我文叔叔，大人叫我老文，并从锅里拿出刚煮熟的木薯给我吃。在谈家常的过程中，我问林汉：你大男孩为什么肚子大大而脸黄黄的？他说，已经很久了，不知是什么病。我对他说，过2天我有空，可带你男孩到我们医院看看。一天上午，我用单车载着这个男孩去我们所院的职工医院看病。由莫尚德院长诊断，他一看就知道是患蛔虫病，并开了打蛔虫药。药费不多，我替这男孩付了。回到创造队，我告诉他的父母，医生诊断患蛔虫病，按药方上要求服药。过了几天，蛔虫被打下来，林汉夫妇很感激。后来，我经常到他家里作客，孩子逐渐恢复健康。到了70年代，这个男孩长大成人了，他亲自做了2张木折椅送给我表示个心意，手工粗糙，但也可以用，在那个年代我们也不讲究家具美观。
　　                                                                八、这个数字很好
　　12月中下旬，我们3人花了几天时间，调查全队条溃疡病发生情况。每个林段采用隔行连株调查，逐株记录病级，并用尺子量度下垂线离地面的高度（表示割线高度）。我们3人有分工，我做记录，林汉报病级，罗瑞文量割线高度。调查近5000株树，在统计病情时，按割线高度0～10cm，11～20cm，21～30cm，31～40cm，41～50cm和51cm以上分别统计。统计结果发现，条溃疡病多数在割线高度50cm以下的割面上发生，20cm以下的割面发病最重。记得那年1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何康所院长坐吉普车来驻地检查工作，肖副主任向何所院长汇报了情况。何院长听后又询问各位参加样板工作的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问我能否叫得出这些胶工的名字。我告诉何所院长，创造队有40多个割胶工人，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他（她）们割的树位我也知道。我把条溃疡病发生与割线高度的关系作出坐标简图给何所院长看，并告诉何所院长，通过调查发现病害基本上都在割线高度50cm以下的割面上发生。何院长说：“这个数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在病害发生前转高线割胶。”12月底全队停割，我们又作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各树位条溃疡病的发病指数都不超过25%，因病停割胶树不到3%，符合生产要求。也没有发生过人、畜中毒事故。能够取得这么好的防治效果，与农场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创造队胶工的积极配合分不开。
　                                                               　九、沉痛的教训
　　1965年后，我们的植保专家们通过几年研究和生产实践，总结条溃疡病的防治经验，拟定《 “一浅四不割”的冬季安全割胶防病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一浅，适当浅割，留皮1.5mm；四不割：早上8时气温在15℃以下当天不割，毛毛雨或树身不干不割，割面上出现宽度1cm病斑的树和割面上黑线条密集的病树不割，以及低割线树转高割线割胶。”由于海南农垦严格贯彻冬季安全割胶防病措施，几年来，条溃疡病发生都不严重。可是到“文革”时期，即1970年秋冬，雨水偏多，10月初刮了1次台风，对割胶很不利。本来割面不干是不能割胶的，但为了超额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全然不顾客观规律——兵团一些领导人要求胶工用布把割面上的水抹干后继续割胶。往往割完后天还在下雨。这样便造成了恶果——到12月上旬，割胶树条溃疡病大爆发。当时我下放屯昌县国营黄岭农场，在苗圃班劳动，对情况不大了解。12月底，停割后，一些农场在割面上敷上牛粪黄泥，许多病树特别是PB86、 RR1M600和海垦1号等品系停割后还继续扩展、溃烂。记得1971年1月下旬，兵团六师在乌石农场某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内容是研讨治理病树。黄岭农场派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参加。当时许多领导认为，这个队胶树割面上溃烂是寒害所致，不需刨皮，只要继续施药涂封，称为保守疗法。也有一些技术员怀疑是条溃疡病，但讲不出理由。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占与会人员多数）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六师生产部的一位干部，他从报名的名单上知道我是两院的老师，他走到我面前细声问：“老师，你认为这是什么病？”我说：“这是割面条溃疡病，不是寒害所致，必须及时动“外科手术”，否则还会继续溃烂。”这位干部相信科学，就叫我现场讲一下。1971年，海南垦区因条溃疡病停割300万株胶树，损失极大。这个沉痛的教训已被写进我们编著的《热带作物病理学》教科书里。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耻辱的纪录。
　                                                          　十、赴云南省垦区考察
　　“文革”后期，1972年12月—1973年4月，先后恢复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体制。1973年4月，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黄宗道，带队一行15人赴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考察橡胶生产情况。这一行人是由橡胶栽培、割胶、生理、土壤、育种、气象、植保、加工等专业人员组成的综合性考察团。那年3月，我正在试验场11队（当时人们称它为“夹皮沟”）劳动。3月底突然接到通知，打包回院另有任务。回院后，两院植保组领导郑冠标告诉我要到云南省考察，我主要考察云南省橡胶病害方面的情况。我们植保系的考察人员有郑冠标、霍绍棠、顾培荦和我。赴云南之前，我还以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广大干部职工，会吸取海南省1970年的教训，条溃疡病会得到积极的防治，但到了云南西双版纳看到许多胶园大吃一惊——林段里，成行成片割面溃烂的胶树随处可见，而且胶工们还不懂得怎样处理这些病斑。黄副部长要我给胶工们讲讲条溃疡病的知识和示范处理病斑。我用一把利刀先把溃烂病皮刨去，然后将病斑修成梭形，好皮与病组织相隔1cm，我边做边讲，而后还交代要对病部消毒，待干后再涂上焦油防水防虫蛀。由于时间紧迫，不可能讲得很详细，也不可能由胶工亲自操作；因为我们还要到各单位考察，每到一处如有条溃疡病，我都要照样讲做。记得那年，我们在云南考察2个月，走遍4个垦区。当我们在林段考察时，黄副部长都指示我们各自为政展开调查。他与农场领导交谈，了解情况。黄副部长根据我们调查的实况，结合他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农场领导和职工作考察汇报。汇报前总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云南兵团领导对黄副部长的报告非常重视。……6月中我们要回海南了，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火车票非常难买，卧铺票更难买。15人只好分批乘车。我和范思伟等数人为第一批。我的卧铺票是从昆明到贵阳，到了贵阳后不但没有卧铺，坐位也难找了。只好坐在卧铺车厢走道的活动凳子上。一直到都匀才买到了往柳州的卧铺票。到柳州还要下车，因为我们坐的那趟列车不到湛江，下车后到火车站对面的一间旅馆休息，傍晚转乘柳州到湛江的列车。第二天回到海口。第三天我这个“后勤部长”就到汽车站接黄副部长。当时海口市交通落后，从车站到农垦招待所没有市内公交车，当然更没有的士了，只能坐三轮车。三轮车有人力的也有机动的。我叫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让黄副部长乘坐到招待所。当他坐上车时，就说：“小文你也坐上来，一起走。”于是，这一次我和黄副部长坐在一起，没有一点拘束，随口说：“黄部长，你回两院后可能再也不会管教学了，橡胶系需要你去管吧？”他说：“我是一个不久前被解放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会那么快回橡胶系工作。”
　                                                        　十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云南省勐腊县一些农场，条溃疡病菌在自然情况下还可以通过雨水从树冠传下来，这与海南岛条溃疡病菌只通过雨水从地面往橡胶树干低处溅上去不同，后者可通过转高割线割胶而避开病害发生，但前者就不能了。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植保老专家张开明研究员，通过对该地区条溃疡病的实地调查研究，研制出一种能阻止从树干上流下来带病菌的雨水流到割面上的设施，叫防雨罩（又称防雨帽）。防雨罩粘贴在割线上方，当雨水沿树干流下来时，防雨罩就能使雨水绕过割线将其导流到地面，从而使割面保持干爽，这样下小雨也可割胶。条溃疡病菌靠雨水传播，并在水中繁殖，割面上无雨水，也就无病菌，割面也就不会生病了。这一设施效果很好，深受云南垦区欢迎。
　　                                                             十二、持续控制，了不起
　　由于农垦职工吸取过去惨重的经验教训，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都自觉地贯彻冬季安全割胶防病措施，有些地区使用防雨罩，加上割胶制度的改革，由过去的隔天割一刀改为隔3天或4天割一刀；割面涂上含乙烯利的增产刺激剂，割胶频率大大降低，起到避病作用，同时乙烯利又能起到诱发胶树提高抗条溃疡病的能力；必要时涂施经专家们试验过、证实有效的低毒、内吸性农药。这样，就构成一个综合的防病增产措施。近二三十年来，条溃疡病没有发生过大流行，说明病害被持续控制住，而且又不污染环境，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条溃疡病能否持续控制住呢？这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和掌握条溃疡病变化规律，从而研制和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技术措施。因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环境在变化，橡胶树在变化，条溃疡病菌也在变化。条溃疡病原菌是卵菌纲的棕榈疫霉, 学名为Phytophthora plmivora（Butl.）Butler，寄主范围很广，可通过无性或有性方式繁殖获得变异后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年份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能克服抗性的菌株，使橡胶树割面条溃疡病再度流行。因此，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对条溃疡病的研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条溃疡病持续控制的机理，另一方面要研究条溃疡病菌种群结构变化的规律和监测条溃疡病菌种群结构变化的技术，以便时刻监测和掌握其变化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在防治条溃疡病的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  文衍堂 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教授  ）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