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两院人如有较多机会出差到广州，对位于广州市带河路241号（据悉，办事处所在带河路段已改为康王中路，但办事处地址挂牌未改，仍叫带河路；当然说广州办事处在康王路也是对的）的两院驻广州办事处应该是不陌生的，但对它的前身——两院驻广州工作站及其演变，就可能知之不多了。其实，1958年迁所到海南后，1959年3月就开始筹建广州工作站。1960年正式成立时称为“采购站”，主要负责物资采购和转运工作，随后改名为工作站。开始地址设在十二甫农垦部招待所内，不久租用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在越秀北路的一幢小楼房。连住带办公，有两套房子，面积还算可以。由于要责负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联系有关事宜，接待来往人员，临时采购物品等，任务繁重。为此，所里委派杜发兴同志出任第一任站长，人员配备也较齐全。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随着任务的变化，工作站迁到了教育路，连住带办公只租用了一间带阁楼的铺面。人员也压缩了。1965年杜发兴调回院部，工作站站长由谢邦正（橡胶树北移研究组组长）兼任。具体工作则由谈柏宇负责。“文革”后期，1970年5月，兵团接管了两院，8月两院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工作站也随之撤销，人员或回院部或调出。教育路所租的房子，后来也由兵团另作了安排。　　1973年2月恢复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两院归广东省主管部门和兵团双重领导。两院要复办广州工作站，就工作站房子的事向兵团领导反映，后来兵团领导同意在镇安路31号兵团办事处内划出一间房和一个小仓库给两院工作站使用，作为教育路房子的补偿。所以，两院复办广州工作站的地址，也只好定在镇安路31号。
　　我因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曾向当时管广州工作站的器材科梁子驯科长提出想到工作站工作的要求，他表示同情和支持。同样的要求，我也对直接管我工作的训练部黄宗道主任提出。此外，测量课组长陈有海表示，只要能调，绝不阻拦，对我很支持。1974年8月，两院归广东省农垦总局领导。当时已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的何康兼任两院党的核心小组和领导小组组长回到两院，召开院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两院工作。此时正值广州工作站的谈柏宇要调回新会，谈多次急电器材料，要求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因此，我提的要求才提到院领导小组研究，1974年底决定派我速去接替谈柏宇的工作。至于我走后测量课教师的缺位，由院负责解决。所以，我走得很利索，没有拖泥带水的事。
　　我到广州时，谈柏宇已回新会了。工作站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器材科的徐汉兴转手交给我的。当时徐交给我满仓库的物资，我见了就脑袋发胀。后来徐汉兴同志安慰我，并在工作上给我一些指点，我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然而，我脚根还未站稳，器材科就接二连三发电报催着要这要那，弄得我手忙脚乱。乱过一阵子后，我就摸到一些采购、转运等工作规律了，我慢慢学会“统筹兼顾”的方法，我把要做的事，分轻、重、缓、急排个队，然后记在本子上，逐件逐件去办。每天梳理一次，未了的事又滚到次日继续做。小本子随身带着，工作思路随时想到随时记下，即使骑车在路上也是如此。因为两院任何部门都可以找工作站办事，工作站要做的事多且繁杂，光凭脑子记，忘了，或稍不谨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都不好交待，后果不堪设想。
　　两院复办，百事待兴。很多物资在海南又要不到，所以要想方设法让省科委和省高教的主管部门把我们要的物资纳入他们的计划，到时给我们分配。器材科梁子驯科长除了指点工作站工作外，还经常派王增锦、钱为民到工作站，同我一起出去活动，争取多弄些指标和批条。平时，我也经常要跑省科委和省高教主管部门。在当时来说，他们对两院也算关照的，分给我们钢材、水泥、木材、平板玻璃、紫铜管、水管、铝锭、轮胎、化工原料、油料、纸张等物资指标都不少，而且指标基本上都能落实，从而缓解了两院物资短缺的矛盾。
　　工作站除了计划物资外，还有大量的零星采购和订制用品工作。因不熟门路，颇费周折。为找院里要的“油封”，因为规格特殊，我要亲自骑车到广州沙贝去；为灌乙烯，我层层追踪，最后在广州某塑料厂一个车间解决了。又如，两院要做研究院和学院两枚钢印，原先不知道什么部门承做，找了老半天，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广州第二模具厂承做的。总之，采购、转运和办其他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少。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只好加班加点工作。
　　拿到指标、提单固然高兴，但拿到指标、提单后如何提货，如何把货物运回两院去又是头痛的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就我自己一个人，样样要经过自己的手，居然提运了那么多的物资，说起来真有点“天方夜谭”。当时没有提运一条龙。所有物资都是先提回来，然后根据货物的体积、重量、件数等再报船运计划，等船务公司通知，才能将货物运进码头。我一般就在等发运的期间，对货物打包、做标志和分类堆放的工作。我也尝试通过八一农场驻广州代表的关系，通过他们部队的渠道为我们运送过一些批量大的物资。但更多的还是正常的海运渠道。
　　工作站除了物资工作外，往来人员接待帮忙的事也免不了。例如，有一次，邵一同老师家里有事，要急于赶去北京，广州中转他不熟，我接送了他，使他按时顺利地赶到了北京。又有一次，院里一员工春节过后扶老携幼地探家返回两院路过广州，要我帮他买回海口的船票。他大概以为我有买票的门道，殊不知是我自己连夜排队替他买的票。虽然我的事很多，但作为他来说，人生路不熟，求你帮个忙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不能不帮。工作站在农垦驻广州办事处大院内，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大家关系好，自然就相安无事，要是关系不好，工作站就势必处处遭为难。不要说别的，就是把门值班的，就可以为难你，使你无法工作。为了立下脚根，我得主动去同他们搞好关系。我主动参加他们轮值夜班，主动打扫卫生，主动参加他们基建的义务劳动；凡他们要我帮做的事，我二话不说先帮他们做，不分彼此，不分你我：我就是这样把脚根立下来的。
　　两院后来先后调来刘伟星、张中诚、梁寿权3人，这时站的工作就好做些了。但不管人多人少，我们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如两院派车来提白板纸时，我们能够熟练带路，一次是我自己骑车去市桥，再由市桥乘公交车去莲花山纸厂。另一次是与张中诚一同骑自行车，跑几十公里去紫坭糖厂，为提纸作准备。由于我们工作严谨、认真，所以几年来没发生过工作失误、钱财损失或货物损坏丢失等情况。
　　以后因镇安路的房子被广东省农垦总局收回，工作站迁出镇安路，在下九路光雅里和大新路设立了内部招待所和职工宿舍，并租用一德西路501号作为办公用房。
　　1977年底，我调离两院，工作站由张中诚接手。
　　1978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批准成立两院驻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正式挂牌。张中诚任办事处主任。
　　1980年，在带河路征地拆迁重建办事处楼房以扩展业务。1986年建成1200平方米九层综合楼，并正式开业。内设招待所，有客房41间，98个床位。
　　办事处张中诚主任与领导班子内部李基荣、黎佑龙、谭桂燊三位同志团结奋斗，各项工作都在发展、腾飞。他们除承办两院委托的事外，还经营招待所和餐厅，并且还为两院对外有偿服务项目穿针引线。此外，办事处还要代表两院关心居住在广州的两院离退休教职员工，为他们排忧解难。例如，朱贤锦、李伟夫妇由于他人挑起住房纠纷而闹得很患难，最后是请办事处出面，才帮他们化解了矛盾。所以，朱先生和李伟对办事处都很感激，对张中诚和黎佑龙一直赞口不绝。
　　办事处的办事能力、水平是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从办事处组织的2次大规模校友聚会，就可以看出办事水平。每次活动，到会者不下300人。仅是通知和接待的工作就已经够繁重的了，何况还有会场的布置，各项活动内容的策划、安排，以及后勤等一系列会务工作，头绪很多，压力很大，实在不容易做，但他们都做成功了！
　　我之所以要把工作站的往事写出来，是因为后勤部门的所有同志，他们都默默无闻地为科研、教学服务，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天然橡胶事业今天的成就和发展，当然包含着他们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