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迁所建院后,何康院长心系两院科教事业发展,工作千头万绪，更加日夜操劳了。我所亲身经历的有三件事。
　　                                                          一、为扩大基地而上下奔波
　　1958年，我们研究所最初下迁海南的立足点是那大联昌试验站；那里，四周多是些老胶园，科研所需的大片的试验地到哪里去找呢？这是搞橡胶热带作物研究必须尽快解决的基本条件问题。有一天，何康所长站在马佬山上环顾四周，突然，眼前一亮，惊喜地发现西庆农场有一大片新开的胶园——这正是搞科研理想的试验地啊！于是，为了搞到这片地，何所长便由上而下地先跑海南农垦局，而后跑西庆农场，接下来又跑那片新胶园所属的生产队……一直跑到完成了那片胶园土地划拨给我们研究所的手续；然而，此时，他并没有停歇下来，而是又骑着单车带领我们橡胶科研人员去跑那片已划归我们的新胶园林段，让我们在实地边看边提出有关要求……最后，何所长在认真听取我们意见的基础上，向金灼修队长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一年内补齐新胶园里所有的缺株。这样，次年我们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用大田芽接的方式，布置千亩以上的无性系初级试比区和百亩以上的肥料试验，从而告别了在广州时的那种盆栽试验方式，实现了我们多年的大田试验梦想。何所长办事雷厉风行抓紧落实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
　                                           　二、为实现科研与生产两部门的和谐关系而广结良缘
　　1976年前后，粤西地区频遭风、寒害的袭击，为了研究抗风寒害的技术措施，两院科研人员到各农场去调查、作试验的次数就多了；然而，粤西农垦局科研处长对此却有些反感，他放风说：“这些工作我们自己都会做，他们是抢我们的成果来了。”一时间，双方出现了顶牛的气氛，引起何康院长的关注。而恰在此时，粤西局又通知两院：粤西局将派生产处长鄢厚田带领一批老场长在当地互访后来两院参观。——这是化解矛盾的良机。何院长因为我与鄢处长较熟，便派我前往参加了他们粤西局组织的那次互访活动，以便熟悉他们的人员组成和活动情况。我在他们互访活动将要结束而动身来海南之前就赶回院里向何院长作了情况汇报……何院长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意味深长地对秘书说：“这就是政治。你们的接待工作也好做了。”事后回想起来，深感到何院长为了协调生产与科研两个部门的关系，真是用心良苦啊！
　　                                                 三、为充实两院科教队伍而开一路绿灯
　　1984年，为挑选各农业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来充实院科教队伍，两院派人事处长杨学功、热作系书记梁炳鸿和我三人持报告去农业部找何康部长。何部长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给有关司局的批示成了“一路绿灯”，这就使我们去见这些司局长时，他们能把各院校应届毕业生的名册交给我们，让我们尽量在上面圈圈点点，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作好动员说服工作。”于是，我们就大胆地一口气在毕业生名册上圈点要了30多人。后来，尽管终于因为我院地处偏远农村，条件较艰苦，而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没有要到，但到部里时得到何部长的亲切关怀，使我们感到是像是到了家一样的温暖，至今难以忘怀。

                                                                     我的橡胶育种历程
　　我出身地主家庭，1951年经乡、区人民政府介绍，在家乡湖北松兹县人民政府入伍。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参加土改工作近3年，眼见全国农民得到解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村里的田埂上都插上了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在这山笑、水笑、人欢笑的新时代，我又被县里选送到湖北省党校技术归队人员学习班学习了3个月。学习中，听到、读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仿佛听到了工厂的机器声，看到了穿梭在田野间的拖拉机和收获机。我深受这种宏伟经济建设目标的感染，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支边，准备投身到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潮中，洗刷自己的阶级烙印，报效祖国。就这样，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栽培部第五室从事橡胶育种工作，直到退休，这一干就近40年。
　　育种工作的理论基础是遗传学。在湖北农学院读书时，我学习过经典遗传学，并接受过康乃尔烟草育种博士管泽良对经典遗传学的讲授。1946年我的毕业论文是《武汉市郊桃树品种的改良》。后来在湖南华中区农业推广繁殖站做过2年优良稻种的繁殖推广工作，可说对经典遗传学并不陌生。那时，在研究所从事橡胶育种科研，我本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踏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任务。可是事与愿违，当时的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是乐天宇、栽培部第五室主任是徐纬英、育种课题组组长是刘松泉，在苏联专家叶尔玛珂夫的统领下，全是清一色的米丘林学派。于是，我——接受过经典遗传学教育的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进行学术上的思想改造。当时刘松泉刚从米丘林学习班回来，他带回的几本厚厚的讲义成了我的必修课。此前，我并不了解米丘林。这些讲义并未系统介绍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而其字里行间却都贴满了政治标签，真使我望而生畏！在工作上我只有跟着干、顺着走，唯恐失去顶头上司们对我的信任，落个不听党的话、走资产阶级道路的罪名。后来，在自学《米丘林全集》过程中，我才逐步认识到真实的米丘林。
　　米丘林是一个伟大的植物育种学家。他在50年的工作中，从地球各个角落收集到上千个植物原始类型的种质，并从中选育出300多个果树、浆果、经济作物和瓜类新品种用于生产。因此，受到列宁、斯大林的嘉奖。他本人在最高荣誉面前并没有驾凌一切之上，所有关于他和他的工作的政治标签，都是他的后继者们强加给他的。但是，他在遗传理论上也确有2个错误观点：一是他以甜樱桃与酸樱桃间杂种育成的“北方佳人”酸樱桃的实生苗为例，在40多年多次种植中，从没有一个植株保留着纯种甜樱桃的特有性状。他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提供与纯种甜樱桃完全相同的外界因子的联合，使酸樱桃随着外界因子的变化而获得了新的性状。由于这种“ 获得性” 是遗传的，（遗传学认为，动植物个体，在生活过程中，为了适应外界条件所发生的定向变异，叫做获得性状，一般简称获得性。对获得性的遗传问题，生物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拉马克学派、米丘林学派承认获得性的遗传，而魏斯曼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则否认获得性的遗传。学术上的这种意见分歧，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孰是孰非，应通过自由的科学讨论——“百家争鸣”——来解决。——编者注。）所以它们就成为新品种而未出现原始杂交亲本的性状，更无从说杂种（F1）表现形的分离是呈3∶1比例的。因而，他否定了孟德尔通过豌豆试验而得出的一对质量性状的遗传规律。其实，这只是由于种间杂种是多对基因的组合，其实生后代的性状分离是广谱的，这就为连续选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已。二是他把一年生安托诺夫卡苹果的杂种实生苗接在梨树的树冠上，从接穗上结出了形状、颜色、味道与香味和梨相似的梨苹果。然后，他把这个嫁接枝接在苹果的树冠上，所结出的果实，除保留芳香相同之外，梨的形状就完全消失了。他认为，这就是“无性杂种”。其实，这两次嫁接都是把个体发育阶段最幼的杂种实生苗，接在个体发育阶段最老的树冠上，两次嫁接都分别加强了砧木对接穗的影响。因此，两次嫁接的接穗所结果实都表现为比较强化砧木的特性。可悲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的顶头上司们正是由于用米丘林“获得性遗传”与“无性杂种”这两个错误观点来指导橡胶育种工作，因而导致研究所橡胶育种研究走了一段弯路。我的工作先后经历了3个阶段。

　   一、在错误思想指导下，贻误生产的十年(1953—1962)
　　当时，选育橡胶高产新品种的具体作法是，在每株高产母树四周选生长正常的10株树作为比较树，以比较树的平均产量为100 %，凡母树的产量达到500 %以上时，就入选这株母树为高产优良母树；认为在没经过选优人工杂交的实生树群体中，出现这样的个体是它在个体发育中形成的“获得性”，是能够遗传的，因而取它树冠上的芽接在1～2龄的实生苗上，不会出现无性杂交而降低其产量。用这种未选实生树的初生代无性系来建立胶园，其平均产量会高于未选实生树。恰好，当时广东农垦的总工程师是徐广泽，是马来西亚归侨，他主张引进东南亚各国早已育成的高产无性系，经试种后推广到生产。这就与研究所诸公形成了对立面，徐广泽及持相同观点的育种站技术员被指斥为“摩派” 。徐纬英还在所内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徐广泽这样的人还怎么让他来当权？” 于是，我就成为应声虫，在研究与生产的联席会议上，提到双方应该合作时，我马上表态：“我们搞育种的只有斗争，没有合作。” 这就大伤了一些人的感情，造成生产部门对研究所封锁、排斥的局面。这场风波是我的会上发言所引起的。直到1962年5月，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来湛江主持全国第一次橡胶育种会议时，我才在会上当面向徐广泽道歉，承认我是无知的。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生产上用未经选择的实生树初生代无性系建立的第一代胶园，我院校试验农场二队、三队上千亩的系比区都极低产，这都是贻误生产的罪证，不是说声道歉所能挽回的。
　　要说这十年对生产有所贡献，是我多年翻山越岭中进行母树鉴定时，亲身体验到：胶园内甚至同一林段内小地形、小气候的变化，对胶树生长与产胶的影响是很大的。在1973年向生产推广的《宜林地内生态类型小区的划分技术》 ，为因地、因种制宜，扬长避短，对口配置品种，从而能大量减轻风、寒害损失，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思想转型、总结经验教训的十年（1963—1972）
　　1962年，叶尔玛珂夫回国了，乐天宇、徐纬英早回了北京，刘松泉转作阶段发育理论中的幼态无性系研究，研究所和生产部门都失去了“指挥棒”，自然而然的产生总结前十年经验教训的要求。于是由广东农垦罗耘夫副厅长和所属的科研处谢处长牵头并坐镇联昌试验站，开办广东省各育种站技术人员的讲习班。班上，我介绍了经典遗传学的理论要点。大家共同认识到，前段工作只对优良母树的低割线产量作长期鉴定，是带有局限性的。
　　讲习班结束后，广东农垦各育种站对优良母树进行分段割胶，得知树干的高度越上升，产量越下降。另据技工郑玉生反映：“在分枝上割胶，有的多胶，有的少胶。”我也在联昌对优良母树进行分枝割胶，从而确知同一株母树各个分枝的产量是有很大差异的。
　　于是，我把已从高产分枝上取芽条建立的无性系进行割胶，将二者作了亲子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是呈+0.75的显著相关。所以，我在1963年提交的研究报告《橡胶初生代无性系亲本母树产胶鉴定新方法的研究》中提出：“在实生母树低割线高产的基础上，其无性系的产量是取决于取芽部位产胶能力的。”这个结论，在今后对杂交而来的实生母树的选择，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三、重新学习，收获与遗憾并存的十八年（1973—1991）
　　为继续研究橡胶树产胶量这个连续变异量的遗传规律，只有把它纳入数量遗传学的范畴上来。这时，两院要设硕士点，我是导师之一，因此，我又要重新学习。
　　首先是国外有关文献的收集和总结。我与研究院多位同志合作翻译了有关论文10篇，由两院科技情报所汇编为《巴西橡胶树数量遗传研究论文集》，于1980年9月出版。但其中只能作出要凭配合力来选择杂交亲本的结论。于是，我对研究较多的马来西亚论文作了综述，题为《对马来西亚巴西橡胶树数量遗传研究的综述》，发表在《热带作物学报》1980年9月1卷1期。其内容为：（一）各篇论文的特点；（二）已有的研究成果；（三）从材料和方法上看，我认为他们的试验存在有4个不足：A.亲本的亲缘关系混乱；B.小区株数过少；C.田间设计未避开生长竞争；D.同一试区的苗龄不一。我在该文中提出的对策是：A.亲本间无相同的血缘；B.小区定植30株，4次重复；C. 行距8米，以行为小区；D.苗龄要相同。
      在试验基地的准备中，我选用8个次生代以上的无性系作为亲本。其中：3个在以往杂交中具有较强的一般配合力，作为母本；另外5个来自东南亚5个植胶国家，作为父本；它们代表了魏克汉种群中互无亲缘关系的随机样本。组成3×5的半双列杂交。共有15个有性系，作为试验材料。既能测知8个亲本的一般配合力，又可测知15个有性系的特殊配合力。
　　这个计划从1975年开始，花在研究各个亲本的花期和雌、雄蕊的发育情况上，去了2年；在两院内人工杂交，因连续寒害而失败，又去了2年；1979年到保亭育种站杂交才取到杂交种子，用这些种子在院校试验农场二队布置4次重复的苗圃试验。在苗圃经过3年产量预测。1983年用高截干按苗圃的设计定植到大田。接着把苗圃测得的资料算出每株苗的选择指数，用独立选择、串选、综合选择等方法选出优良单株。从选出单株的高截干上取芽芽接成次生代无性系，经芽接、补接才得到成套的芽接桩，于1986年定植在次生代无性系系比区，先后历时共12年。
　　这个次生代无性系系比区的试验设计为4次重复，每小区5株，8米行距为小区界。估计到1995年可正式测产。
　　然而，谁知道：我1988年退休来湛江，试验由区靖祥接管；区又于1992年调往华南农大，试验由郑成木代管；不久郑成木病故，于是，这项经过10多年才布置完整的试验就此夭折了。真是令人深感遗憾！
　　好在1989年我与区靖祥合作的《An Improved Breeding System of Hevea??Brasiliensis》于1990年CIRRDB昆明年会上宣读，获得一致好评，并列为此次会刊的第一篇论文于伦敦发表，算是给它留了个纪念。
　　此外，为配合学院的教材建设，我与梁茂寰合译了国外文献《数量遗传分析的生物统计方法》；我还编写了《植物数量遗传学》，主编了《热带作物育种学》以及编写了《中国热带作物栽培学》第八章橡胶树的选育种等教材，算是收获吧。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