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进宝岛新村这片热土时,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这个单位刚从广州搬迁下来。
当年组织领导执行研究所搬迁任务的主要领导人就是何康同志。他来研究所之前,任中央林业部特林司司长。1957年他奉命来研究所出任所长兼党委书记,研究所下迁海南创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又兼任学院院长及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所院党委和所院行政领导一套领导班子,两块牌子,实行“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
迁所建院不久,就遭遇三年(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那时全国物资供应都极其紧张,所院职工每人每月仅有19斤口粮,其中一部分还是用地瓜、木薯折算配给的。据当时管理后勤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最困难的时候,全所院仓库仅剩3天的口粮。何康同志这个所院大家庭的“家长”实在不易当。食堂就餐时卖的菜通常是没有油的,最常供应的菜叫“地瓜酱”,是用地瓜煮熟后加上盐巴搅拌制成的,每份5分钱;只有在大节日才能吃上一顿数量不多的肉,那算是一件大喜事了。当时职工一般都住茅房,屋顶时有蛇蝎或蜈蚣掉下来,特别在睡觉时,心情尤其紧张。1959年那一次12级台风,几乎刮倒了所有茅房,其情其景,不堪回首!然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院干部职工仍然坚持正常开展科研教学与生产,并取得巨大成就。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广大职工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搞科研、办教育而人心不散,并坚定走“儋州立业,宝岛生根”之路呢?这除了党的坚强领导与伟大号召之外,还与作为党政第一把手的何康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人格的感召力密不可分。
何所院长虽是国家lO级高干,但他没有官架子,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充满信心。他经常与群众同吃、同劳动;每逢节假日或周末,他常与群众一起跳交谊舞,密切群众关系,倾听群众呼声,以稳定人心。他外出开会回来,经常给职工、学生作大型报告,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指明从事热带作物事业的光明前景。每次他较长时间外出后,一回到院里,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抽空登门看望老专家、老教授。他还经常下生产队挨家挨户探望老工人,问寒问暖,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在路上遇见科教人员或干部,总是主动打招呼,并能做到直呼其名,使人倍感亲切,充满温情。……所有这些,至今仍在老同志中传为佳话。
何院长关心下属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1960年底,吕智明老师的未婚妻利梅桂同志从广州来宝岛新村与吕老师完婚。当何院长知道利梅桂同志是工厂的一位普通女工时,马上表态要来参加婚礼。他诙谐地称赞新郎新娘的结合是“农村与城市的结合、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1964年院部修建了一批高级住宅。当时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何院长都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入住新居。但他却一直坚持让老专家、老教授先进住,自己暂不搬房。从1958年下迁来海南直至“文革”后他调离两院的lO多年中,他一家5口一直住在普通干部居住的平房里。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深深地铭记在两院人的心坎里——这是何院长留给宝岛新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何康同志一贯关注对年青科教人员的培养。就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吧,1977年,为满足科研教学需要,由何康同志出面,出版了我的专著《热带作物的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一书;又如,1980年由著名生物统汁学家赵仁熔教授向时任中央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直接推荐、并得到何康部长的特批,本人可免试出国深造(公费);再如,1986年由农业部职改办与广东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根据我的工作成绩及解决了世界生物统计难题——格里芬双列杂交育种中配合力多元统计分析法的研究成果,把我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
何康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农业专家,对热带作物学科的研究造诣尤深。“文革”前,他亲自组织两院专家编写《中国橡胶栽培学》与《热带作物栽培学》,以及全文翻译《马来西亚橡胶栽培手册》,并亲自参与撰写译文。这既总结了我国在热带作物领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也同时解决了当时学院上专业课没有教材和参考书的问题。在他后来担任中央农业部部长期间,因工作成绩卓著,而获得了世界性农业大奖,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
何院长精通英语,在各种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专家时,可直接用英语交流。在他任两院领导期间,为提高两院的外语水平,规定凡是科教人员,每天早上7点半至8点半都必须参加英语培训班学习,并指定了专门授课的英语教师,还制定实施了一整套严格的考核制度。持之以恒,效果良好,成绩显著。学习班一直坚持办到1966年“文革”前夕,大大地提高了两院科教人员的英语水平。今天老一辈科教人员之所以有较强的英语能力,可以说,是得益于何院长当年的远谋筹划。
每当回想起宝岛新村人在当年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里,朗朗读书声、灯火通明搞科研教学、以苦为乐、见难就上的情景,我就会感受到何所院长凝聚人心的高尚的人格力量 。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