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校门，踏上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的征途
　　1953年2月，我们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化工系三班的同学，刚从广东省东莞糖厂和顺德糖厂实习完毕返回学校，就得知教育部已下达命令，因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1949级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我们华南工学院首届毕业生办完毕业手续后，就到广州市黄华路华南分局党校集中学习了一个星期，主要学习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以及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内容。学习将要结束时，指导员和我单独谈了约半个小时话。谈话中，他再次讲述了目前极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实行封锁政策，致使我国的石油、钢铁、橡胶等重要国防、军用物资的原材料极其缺乏，因此国家亟需有关方面的优秀人才尽快开展这方面的研发工作。之后，指导员说：“据档案记载，你是学化工的，而且成绩很好，对有机合成很有兴趣。因此，组织准备分配你去从事天然橡胶的科研工作，但是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希望你立下意志，克服困难，积极投身于这方面的工作中……”当他征求我有何意见时，我立即表态说：“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刚走出校门，立志献身祖国天然橡胶事业，而即将要踏上开创新中国天然橡胶加工事业征途时立下的庄严誓言。
　　那天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结束后，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的13名大学毕业生(中山大学化学专业5名同学，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6名同学、建筑专业和会计专业各1名同学)，由黄龙芳同志领队，于次日上午各自携带行李在广州天字码头乘“民俗”号轮船前往湛江，到码头送行的同学和亲友都依依不舍，挥泪惜别，祝福航程平安。
　　当时正值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季节，轮船驶入大海后，风浪很大，轮船颠簸剧烈，许多乘客都晕船呕吐，宛若大病一场。轮船在海上航行两天一夜后，到达湛江市霞山码头；此时，华南垦殖局已派汽车在码头等待我们。我们上岸清点人数后，便被送往赤坎区麻章村一间破旧的由陈家祠堂改建成的招待所里安顿下来。在招待所等待5天后，才公布垦殖局的人员分配名单：中山大学化学专业4位同学和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6位同学被分配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该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同年后期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址在广州市沙面珠江路44号原英国领事馆内。宣布分配名单的当日下午，农垦总局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全是用湛江特产鱼、虾、蟹制作的晚餐。大家都非常高兴。但餐后总局要求大家签名报销4角钱的招待费，我当时感到十分诧异；但又深深感到总局工作人员执行财务制度的公正严格。这件小事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次日早上，我们带上各自的行李，乘上一辆没有蓬布也没有椅子座位的大货车前往广州。车子经过一天的行驶，在天将黑时到达阳江镇，我们入镇里旅馆投宿一夜；第二天天亮又爬上这辆货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继续往广州进发；到达广州沙面建所筹备处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此时，管理科的孟繁文同志早已等候多时，他迎接我们入住一间大客厅。我们稍整顿床位后，就被带去饭堂开“大灶”餐。饭堂里分“小灶”、“中灶”和“大灶”，分别供高、中、初级人员膳食，有点像解放前的供给制模式。其实“大灶”的伙食也是不错的。
　　休息2天后，时任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委员副主任委员的彭光钦博士接见我们新来的10位同志，并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将要建立的研究所的构想情况，其大意是：这个研究所名称现在之所以拟叫“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是为了淡化外界对它的注意；研究所现正在筹建中，筹备处设有橡胶栽培和橡胶化工2个主要业务部门。从1952年就己陆续从国内各大学中抽调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以及石油化工、桐油加工、林产化工和纺织机械等专业人才来参加筹建工作。你们都是学化工和化学的，正好安排到化工科研方面。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研究并建立起具有一套完整的橡胶加工工艺、设备和性能检验方法的制胶试验工厂，进而建立制胶生产工厂以满足将于1957年大面积橡胶树开割时的胶乳加工需要。运用我们研究出的橡胶加工新工艺、新设备将橡胶树开割获取的新鲜天然胶乳加工成为优质的天然橡胶产品，以解决我国橡胶资源奇缺的问题……之后，彭副主任委员还宣读了分配到各科室的人员名单。我和周宏庆、常鎏忠、赵镇培等5人分配到第九室(工艺室)，其他人员则分别分配到胶乳室、化学室和物理机械室。
　　工艺室主任是留学美国的石油化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朱葆琳先生。朱主任以其渊博的知识，尽心尽职地收集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文献资料，并编写成讲义《烟胶片制造》，向我们讲述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课程。同时，建立起一套胶乳加工设备，如混合沉淀池、凝固池、压片机、浸片池和洞道式熏烟干燥房，等等，为开展中间试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工艺室3次派人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收集用0.7％浓度氨保存的胶乳运回到广州沙面的研究所筹备处进行试制胶片试验。在试验中首先遇到的大问题，就是高氨保存的胶乳，在加酸凝固时会立即凝结成棉絮状，而不是形成豆腐块状平滑的凝块，与鲜胶乳加酸后形成平整光滑的凝块完全不同，因而压片和胶片干燥这2段工序都无法进行。因此，为了更接近实际，1954年底，研究室决定，把整套胶片加工设备搬到海南岛联昌胶园进行中间试验，以获得可用于实际生产的科学数据。为此，朱主任派我和常鎏忠同志前往联昌勘察厂址，进行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生产烟胶片试验工厂和膏化法浓缩胶乳试验厂的设计，并制订好设计说明书以及财务预算，之后上报华南垦殖局审批。
　　1954年12月，我和常鎏忠同志按要求完成了上述试验工厂勘察、设计及其他相关任务，而后带着全部设计资料去湛江华南垦殖局基建处报批，经审查后由基建处周嘉达处长批准签名。在审批后周处长对我们说：“试验工厂建在海南联昌胶园。你们回广州后，要寄2份设计说明书和图纸给海南分局基建科，让他们也了解情况。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海南分局帮助。”我们说：“一定按处长的指示办理。”

　　                                二、在海南岛联昌的深山荒野中，建立我国第一座机械化橡胶加工试验工厂
　　1956年初，研究所决定组成联昌中试工厂建厂小组，组长为邓平阳，组员有常鎏忠、王寿长、刘铁山三名技术人员和符理阶、林华畅、黄惠民3名工人。建厂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始拆卸在研究所内的制胶设备如压片机、洞道式烟房，定制所需设备如膏化法浓缩胶乳的膏化罐和积聚罐，等等；购买大批水电器材和轻便铁轨等材料，并包装发运到海口市。在广州雇请建筑工人到联昌进行基建施工。我们建厂小组7人于3月初各自携带随身行李、行军床和一块桐油雨布就出发到联昌执行艰巨的建厂任务。我们到达联昌试验站后即向当时的侯国富站长和黄香副站长汇报了建厂任务；站方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也迅速地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中。
　　联昌胶园坐落于原海南岛儋县那大镇西北20多公里的一个偏僻荒野之中，没有公路，只有一些小路，甚至有些地段连牛车小道也没有。交通极不方便。从那大出发，必须绕道天任胶园(西联农场)，经过侨植胶园，涉水过联昌河，再爬上陡坡才能到达目的地，行程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如遇大雨，山洪暴发，水位高涨，河浪滔滔时，交通断绝，别说运输货物，就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汉也只能攀着跨河纲丝绳从此岸渡河到彼岸。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大批建厂物资运到联昌站，可想而知是极其困难的。但联昌站的领导全力以赴，雇请民工修桥筑路，从牙拉河国防公路大桥西端桥头开始，修筑一条能行驶汽车的便道，并利用侵华日军留下来的废旧铁轨架起2座铁木小桥。从此，汽车就可以从那大开往联昌了。
　　不久，百多吨工厂设备、科学仪器和建筑材料从广州陆续运抵联昌站，并争取在大雨季节到来前把全部物资运抵工地。当汽车载着直径3米多、高度4米的表面涂着红丹防锈漆、体积庞大的胶乳贮存罐抵达联昌站时，许多工人都来围观，感觉好惊奇。这些大罐必须立即在工地卸下并安装在已经建好的基座上，否则，如此庞大的罐体在厂房建好后再来安装那就非常困难了。
　　建厂初期令我们最苦恼的事就是发电和抽水问题。因为，我们7人中只有我和常鎏忠同志是在大学里学化学工程的，虽曾学过电工学和机械工程课程，但并不精通，更没有实习过，因此对开动柴油发电机是一窍不通的；其他几位同志则更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我和常鎏忠合作，硬着头皮担负起安装发电机、配电盘和拉接电线等工作任务。当我们拆开发电机的包装木箱时，发现这台25千瓦的发电机的说明书是匈牙利文的，完全看不懂；所幸的是还能看懂线路图，知道发电机与配电盘的联结方法。于是，我们便看着线路图试着安装。我们在整个安装过程中，干中学，学中干。安装好发电机、接好配电盘后，我们商量决定接着试机。我信心十足地拿起柴油机的发动摇杆，亲手摇动柴油机，发电机终于发出“轰隆！轰隆！……”的轰鸣声，被发动起来了！然后，我调节好油门。待发电机空转正常后，由常鎏忠调整配电盘达到正常的电压，终于可以对外供电了！此时此刻，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常鎏忠同志负责电线的架设工程，常常在烈日下与工人同志们一起挖坑竖电线杆、架设电线，将电线从发电房一直架设到水井旁、试验工厂、试验站办公室……整个架线过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发电房建好后，2座试验工厂、联昌站办公室和栽培部门试验室终于可以用上电了，往昔荒凉落后的联昌从此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年代。在安装发电设备的同时，计划把联昌河水引上联昌山顶的60米扬程两级抽水站的建设工程也开始实施了。
　　1956年7月，厂房盖好了；建筑施工队将要起程返回广州时，我和施工人员作了最后的检查，也算是验收。检查时，我觉得：这厂房到处都是门，却没有任何标示，哪是前门、正门、侧门都弄不清楚；还有，这厂房尚没有确定厂名，当然也没有也不可能挂牌。所以，我建议：应该在正门上方，制作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红色五角星。这样，既可以表示我们的心意，又可以标示确定的厂房大门。施工人员立即回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在门上方划好线条，然后请工人来施工……次日，正门上方就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耀眼的红五星——这是我们对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兴旺发达充满信心所表示的心意啊！
　　9月底，厂内外的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我们在国庆节前夕，就开始用这座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我国第一间天然橡胶加工试验厂进行生产试验了。我们以自己的科研成果向新中国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试验工厂的首次生产试验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橡胶树停割时，才暂告一段落。
　　我们烟胶片建厂小组全体成员，在1956年整整一年内，没休过一天假，没看过一场电影；只有在台风到来无法正常工作时，才能偷闲躺在床上睡个懒觉。大家都凭着年青人的朝气、旺盛的工作热情和勇敢大胆的设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建厂任务。然而，也就在这一年艰苦创业的日子里，由于我们不习惯当时每日三餐都食用糯米粥、饭，加上工作又特别的劳累，每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了！刘铁山同志还染上了恶性疟疾和严重的胃病啊！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直到12月底试验工作完成了，才收拾简单的行李，踏上返回广州与家人团聚的归途……当年同志们那种不畏艰难、顽强拚搏的创业精神，如今回想起来，仍然感觉非常可嘉！非常怀念!
　　1957年2月底，广州正处春回大地、春意盎然的季节，而海南岛已是艳阳高照、烈日炎炎的初夏时节，即将进入橡胶树开割时期。3月15日是联昌胶园定时胶树开割的日子。我们工艺室制胶组全体人员必须提前到达联昌试验工厂，于是，大家又得准备好一整年需用的物品，背上行装重又踏上了前往联昌的路途。
　　新一年的制胶试验开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年初开割的胶乳与去年底收割的胶乳在质量上差异很大；年初的胶乳其干胶含量比年底的胶乳高出四分之一，而且容易发生早凝现象。这些新发现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工艺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农产品加工研究方面，必须进行周年性物候期的试验。
　　上半年试验工作非常顺利，但到了8月底，研究所从广州发来电报，要求制胶组4名科研人员全部返回广州参加党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大鸣大放”。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常鎏忠和王寿长两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调离制胶组下放劳动。这就极严重地削弱了我们生产试验研究的技术力量，对我们制胶组的试验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试验工作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由于联昌中试工厂取得的周年试验数据是明、后年为国营农场设计大型烟胶片厂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依据，所以我请求组织考虑运动结束后立即安排我们返回联昌继续进行相关试验，并补充已缺少的两名科技人员。还好，组织很快就采纳了我的请求，并抽调一名新手吴仕谅同志填补空缺名额。于是，10月间我们制胶组人员很快就一起返回联昌试验站抓紧继续已中断了一个多月的试验，直到年底烟胶片中间试验全部结束。
　　烟胶片生产中间试验结果表明：鲜胶乳使用胶乳保存剂，可有效延长胶乳的保鲜期——这非常适合以后大胶园的胶乳集中加工；使用“六合一”压片机，比人工压片提高工效100倍以上；使用洞道式烟房烟熏干燥胶片，比楼层式烟房节省燃料一大半；总用工效率比土法提高4倍以上，产品为一级烟胶片。
　　当时广东省农垦总局《热带作物杂志》编辑部为作科普宣传，约我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烟胶片的制造》，并发表于《热带作物杂志》(1957年，第18～22页)作广泛宣传。此外，对1954—1957年历时3年多时间进行的中间试验，我进行了总结，并撰写出的学术报告《烟胶片制造研究》，发表于1960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期刊《热带作物科学研究》的创刊号。

　　                                                三、我国首座生产型烟胶片工厂的设计、建造和投产
　　1958年，农垦部下达任务，在海南岛儋县西庆农场建立一座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由广东省农垦总局与热作研究所共同合作，研究所负责工艺、设备设计，农垦总局和海南分局负责基建项目设计。随后总局派出梁鸿辕、朱维善，分局派出梁天佑，我代表研究所一起到西庆农场共同勘察、选择厂址，详细收集水文资料，与农场场长最后确定将该农场巴黎小河西岸边一块早已预留出的一片空地作为厂址；这块空地面积将可满足数年后工厂规模扩大到日产20吨烟胶片厂的需要。
　　整个工厂设计工作于1958年上半年完成。由农垦部组织并主持会审，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和北京橡胶研究院的专家参加会审。会审前我们已将设计资料发送到有关单位。在开会的前两天，农垦部热作处的骆建民同志通知我：“明天刘型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你，想详细了解该项目的设计情况，请作好准备。刘副部长是留学日本的化学专家，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你要详细向他解释；我明天按时和你一起去见刘副部长。”次日，我们按时到达部长办公室。刘副部长非常客气地接见了我们；他先请我们抽烟、喝茶，然后对我说：“你们研究单位和农场合作得很好，建厂说明书我看过了，写得不错——你在学校里学什么专业?”我说：“在大学时是学化工专业的。”他就说：“学化工专业，搞农产品加工是很合适的。过2天召开的审查会，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的林文彪总工程师等几位专家参加，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橡胶特性和加工条件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答辩，懂的就讲，不懂的就请教这些老专家、老总们，要虚心学习。回去再准备一下，过2天就开会了。”我回答：“请部长放心，我们将按部长的指示去办。”开会时，林总和几位副总都来了，见面时大家热情地打招呼，互相问好。其实，我们在联昌进行中试时制出的胶片样品都是寄往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理化性能测试；我们之间早有交情，大家都很熟悉，平时有问题都会亲自向林总请教，并得到很好的解决。审查会开始，刘型副部长首先致辞，然后我们作了简短的说明后，林总就接着发言：“农垦天然胶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开始筹建生产型工厂，值得庆贺！我们橡胶工业部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1958年我们就参观过海南联昌胶片试验工厂。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和热作研究所一向来合作得很好——周国楹总工程师1952年就到热作所协助工作了；热作所的袁子成、孟庆岩、周宏庆几位工程师一直在北京橡胶研究院参加浓缩胶乳试制探空气球、输血胶管等研究工作。至于烟胶片的研究与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的合作则更加密切，联昌试验工厂试制的样品送到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检验和测试，理化性能都不错。今天西庆农场烟胶片厂的工艺和设备的设计，其实是联昌试验工厂积木式的扩大版本。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快点投产，增加优质国产胶的产量，尽量满足橡胶工业的需要。”
　　胶厂的设计审查工作完成后，建厂工作立即开始。1959年胶树开割时建成的烟胶片厂就投入试生产了。
　　从西庆烟胶片厂投产之日起，我们研究所烟胶片组全体人员都亲临现场，特别注意开割时胶乳的特异性能，注意胶乳的早期保存工作，保证用胶乳运输罐车运回胶厂的胶乳不发生变质，使工厂的运行很快就顺利转入正常生产。
　　西庆农场新建的制胶厂顺利投产后，为提高产品质量，热作研究所加工系于1959年3月，在联昌试验站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制胶技术训练班，培训农场胶厂的厂长和技术员共20多人。开课后，学员积极学习，亲自动手开动烟胶片厂和浓缩胶厂的设备，并结合生产实际提出许多问题，我们都认真给予明确的解答。不料，开课到24天时，海南“大饥荒”爆发了，买不到粮食吃；联昌站的人员和学习班20多个学员，都以一天三顿吃一点点稀饭度日。应验了“一朝无粮兵马散”这句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学习班只办了28天，就不得不宣告停办了！于是，学员们都以极其复杂的心情与我们告别……各自回到原单位。
　　西庆烟胶片厂投产成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此后，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对于新成立的热带作物学院加工系的学生来说，西庆烟胶片厂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场所；当然，它也是培训其他即将建立胶片厂的农场管理人员的好课堂。国家领导人也常来这里视察，甚至外国元首也来这里参观——记得195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周宏庆同志正在胶片厂包装车间指导工人们如何进行胶片外观分级和如何配制涂包溶液时，突然见到几辆小轿车停在工厂门口，何康所长和西庆农场场长陪同一批人员来车间参观。何所长在讲解胶乳处理工艺流程时，我立即迎上去……何所长向我简单地介绍说：“今天胡志明主席等贵宾和海南区党委书记来视察和指导，你向客人作详细介绍吧!”我立即向胡主席问好，之后，就开始介绍胶乳凝固、凝块压片、洞道式烟房干燥的工艺过程。介绍到洞道式烟房时，胡主席特别感兴趣，多次提出问题，我都一一解释；但翻译未能充分讲明原意。何所长即对我说：“你就直接用英语讲解好了！”于是，我就用英语向客人讲解，客人感觉非常满意。参观到包装车间时，客人们兴趣很浓，提出许多问题，我又一一加以解释；对涂包溶液使用滑石粉配方，外宾们还要我用英文写出来给大家看。参观完毕，胡主席与我们握手致谢，并祝我们成功。客人离开后，周宏庆就问我：“为什么他们对洞道式烟房和包装车间这么感兴趣?”我说：“可能越南的胶园还没有这洞道式烟房，胶片打包机不如我们的先进，所以问得特别详细。”
　　我国化学工业部对天然橡胶事业快速发展十分关心，对宝岛新村新建的热带作物研究所、热带作物学院的成就以及西庆农场制胶厂顺利投产都感到高兴。1959年化工部在广州召开化工物资会议，决定组织20多位有关橡胶专家，由部长助理李苏领队到海南参观考察。农垦部指示由海南农垦分局和热作所负责接待。热作所派我去海口市做接待工作。吴修一主任吩咐我和何兆仙同志在海口买些饼干和葱、姜等调味品；但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饥荒”已经在海南岛蔓延开来了，海口市内没有鱼肉、青菜供应；何兆仙便立即赶往文昌，结果也没有买到一点能吃的食品。5月初的一天，李苏部长助理率团从广州乘飞机抵达海口机场，海南农垦分局早已派2辆车在机场迎接。考察团步出机场即乘车向西路进发，前往联昌试验站。途中到达福山红光农场时，已经是中午时分，考察团在红光农场停留休息，农场招待他们一顿相当丰盛的午餐。之后，又乘车继续往热作所方向前进。汽车行驶到那大牙拉河桥头就转入联昌胶园的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是在建设联昌胶片中试工厂时修建的。车子就在这条崎岖的路上缓慢地行驶……直到下午4点多才抵达联昌站。客人入住在以前曾招待苏联专家的宿舍，稍许休息后，就到饭堂用餐。这个晚餐有鱼有肉，还有几瓶葡萄酒；虽不算丰盛，也算是过得去的。晚饭后有位工程师问我：厨房内堆着许多野草是什麽野菜？大锅内煮的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野草叫“革命菜”；锅内煮的是木薯片和番薯片，是职工的晚餐。于是，用野菜、木薯作粮食的情况，不久就在客人中传开了。他们都知道，现时海南岛职工粮食每月只有19斤，还是杂粮代替大米，没有食油，更没有鱼肉，全岛正处于“大饥荒”时期。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次日早晨，李苏部长助理就与我们商量说：“你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这样热情招待我们，实在万分感谢！但也觉得难过。为了不继续打扰你们，我们准备改变这次参观路程——今天早上到宝岛新村参观热作所和热带作物学院，中午就返回海口市，不去西庆农场参观了。”我和海南农垦局的同志都说：“等会儿到所院时，和所院领导商量后再决定好吗?”在联昌站用完早餐后，考察团就去联昌中试工厂参观烟胶片和浓缩胶乳的生产工艺流程。在参观过程中，我作了详细的介绍。然后，林文彪总工程师就对着大家说：“这间工厂虽然很小，但它是我国天然橡胶机械化加工试验基地。去年我们在北京参加农垦西庆农场日产2.5吨的胶片厂设计审查会，审查的图纸就是这间试验工厂的扩大和翻版。广大农垦职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试验，其刻苦认真的创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化工部的同志学习的！”李苏部长助理还盛赞了一番我们的成绩。参观完后，紧接着乘车到宝岛新村。所院党委书记林令秋和加工系主任吴修一等领导同志热情接待，并在会议室介绍研究所和新成立的热作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参观了这所“草房大学”、橡胶园和植物园。客人们对2天来的所见所闻非常感兴趣，在返回会议室后大家都谈了各自的感受，人人都被这里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这天的午餐是在研究所的饭堂里用餐。这午餐虽不算丰盛，但这可是所院领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准备好的，是用尽东道主之情来筹办的。午餐后，客人们再没有去西庆农场参观新建的日产2.5吨烟胶片工厂，直接乘车返回海口市了。客人走后，就因为招待这批客人每餐都好饭好菜，还有鱼有肉的问题，引起了不少的议论：有人主张应该实事求是,以“革命菜”、木薯片和番薯片来招待客人，让他们亲自尝尝在海南岛创业是何等艰苦，不要“打肿脸充当胖子”，对他们是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也有人认为，这批客人并非不速之客，不是一般游客，更不是饥肠辘辘上门求食的人，而是应农垦高层领导之邀而来的贵宾，是关心我们橡胶事业发展的贵宾，我们应该尽东道主之情好好招待并不为过，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些议论都是后话。我也不知道这次争论最后有何结论；但我深深体会到，这次热情的接待，为以后我国天然橡胶初产品和制品两个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橡胶事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随着海南西庆农场烟胶片生产正常运转，全国各植胶垦区也相继建起了同类型的烟胶片工厂60多座。有些胶片厂与农垦机械厂合作，改进了多种设备，如离心除砂器代替过滤筛，长凝块代替短凝块，以“五合一”、“四合一”压片机代替原来的“六合一”压片机等，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四、立题研究亟待解决的烟胶片生产两大疑难问题
　　西庆烟胶片厂建成后顺利投产，并相继在各农场推广，这项研究成果本应值得庆贺；但我们胶片组的同志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心中时刻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每生产1吨烟胶片就要消耗400～500公斤木柴，需要不断砍伐野生林木，这样下去必然会大肆破坏生态环境，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寻找某些替代能源，如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作为热源干燥胶片，即把烟胶片生产改变为风干(烘干)胶片生产。此外，另一个重大疑难问题，就是国内橡胶用户中，广泛流传着“国产胶不如进口胶，国产胶不能制造轮胎”的说法。国产胶究竟是不是不如进口胶？为什么国产胶就不能做轮胎或高档橡胶制品？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国产胶是否有发展前途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立题试验研究有明确的结论向上级汇报，以便上级领导确定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
　　首先，考虑用替代能源作热源干燥胶片的问题。1961年，烟胶片组制订了研制风干胶片的计划，即以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代替木柴作为干燥热源生产风干胶片。在设计烘干房时，邀请了北京橡胶研究院龙文远热工工程师来宝岛新村进行指导。该烘干房利用热工学原理将干燥房两端温度梯度增大，使各干燥段的上、中、下三层温度均匀。这座干燥房就建在宝岛新村制胶厂旁边。在设计和基建过程中，加工系主任田之宾同志都直接参与，并亲自指导安装20多米高的铁烟囱。这是党政领导干部直接参与技术工作的罕见例子，因而受到同志们的称赞。烘干房1961年6月建成后，就进行空载试运转，运转正常后很快就投入正式试验。这种风干干燥房的干燥时间比普通洞道式烟房干燥缩短了1/4～1/3的时间，生产出的风干胶片质量与烟胶片相比无明显差异。研究所试验农场从此便转入生产风干胶片。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便是解决农垦部十分关心的国产胶与进口胶二者的质量比较问题了。为此，我们利用国产烟胶片和风干胶片试制汽车轮胎，并与进口胶进行比较试验。加工系派我去上海与大中华、正泰等大型轮胎厂联系洽商试制轮胎之事。大中华轮胎厂对此事不感兴趣，我就去正泰轮胎厂找周维莹总工程师和黄丽娟副总工程师商谈此事。与周总见面，大家互相问好后，我就感觉正泰厂非常热情，周总首先问及海南现时的生活情况，并感谢在1959年到海南参观时给予的热情招待。还回忆说：“当时化工部的同志对于你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忘我奋斗的创业精神都十分敬佩。我们都是为祖国橡胶事业而工作的，以后要好好合作。”周总接着说：“至于用国产胶试制轮胎之事，不要着急，我们厂先做个方案，再详细讨论。您来上海不要住旅馆，先搬到我们厂的招待所，只收点租用棉被费，很便宜的。现在上海生活供应不好，用餐就在工厂饭堂的客餐室，招待所就在对面街，很方便的。等一会儿我就带您去招待所。”其实，周总说的都是情深意切、实实在在的话。
　　对我来说，制作轮胎之事，可是一窍不通；轮胎有多少种规格，制造一套轮胎需用多少橡胶等问题，我也不知道，更不知道进行里程比试等问题。于是，我说：“一切由厂里安排。”过了2天，周总对我说，方案基本做好了，大家可以讨论、补充。次日开讨论会时，我首先介绍国产天然胶的发展概况，并提出希望通过试制轮胎及测试实际使用性能，改进我们的制胶方法和产品的种类，以适应市场的需要……。接着，周总发表意见，说：“我们正泰轮胎厂一直都掺用部分国产胶生产汽车轮胎，但这种胶只用于制作轮胎的胎侧和胎面部位，未敢用于胎体的主要部位。这次热作所提出全部使用国产胶制作轮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厂的同志也曾想过，但是，找不到适当的合作者而未能实现。现在天然胶的产、用双方都有这个愿望，我们就应该积极建立起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次合作研究比较简单，由你们提供2种有代表性的国产天然胶与进口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作比对。每种胶试制9.00-20载重子午线轮胎150套，抽样进行解剖测试，机床里程试验，其余的每种轮胎安排到温州、海南、湛江503车队、重庆和内蒙古等5个轮胎试验点作实际里程检验。试验用胶量每种约6吨。国产胶由热作所制备。当胶样运到上海正泰厂后，厂方按一级烟胶片每吨0.608万元的价格付货款。进口胶则由厂方到上海橡胶公司提货，估计胶样费10万元，制作轮胎的其它原材料费10万元，均由正泰厂负担。此外，希望研究所派2～3名科技人员来正泰厂共同进行试验，并全面掌握制造轮胎的全过程以及有关的检测项目，以便今后能根据轮胎不同部位的性能要求，如胎面胶要求耐磨，胎体胶要求能与帘线相粘合等特性，研究生产不同用途的国产胶提供给轮胎生产厂家。”周总谈完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厂方的安排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我想快点回海南向研究所领导汇报，并组织力量开展这项工作。”
　　我从上海回到研究所，立即向加工系领导详细汇报在上海与正泰轮胎厂商谈的结果。加工系田主任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涉及与外国胶进行比试的问题，其比试后果及影响将是非常重大的。若国产胶的质量和性能比不上进口胶，将会给我国新兴的天然胶事业带来沉重打击。当然，国产胶比进口胶好或差不多，则皆大欢喜。于是，我们立即请示农垦部热作处，征求上级的意见。农垦部上级很支持和重视这项工作，指示研究所和广东农垦总局合作，组成3人工作组，由邓平阳同志负责，制备风干胶片7吨，运抵湛江农垦供销站。谭志超同志(曾在海南农垦局工业科工作，后调入湛江橡胶检验站)从供销站抽取西庆产烟胶片7吨，从湛江发往上海正泰轮胎厂，并参加试制轮胎小组。研究所增派古裕亮(又名古远)去上海参加试制轮胎。
　　国产胶一运抵上海，试制工作便立即展开了。经过2个月的奋战，至1963年底，试制9.00-20载重轮胎450套的工作全部完成，然后将432套轮胎分配到5个轮胎里程试验点，试验室的轮胎解剖分析和车床里程测试也已完成。
　　试验室及制胎车间的试制总结结果是：国产烟胶片在炼胶过程中比风干胶片和马来西亚一级胶容易塑炼；在轮胎解剖分析和机床里程试验方面，3种原料胶制备的轮胎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差异。至于实际里程试验，开始时在四川崎岖山路行驶的用西庆烟胶制作的轮胎，耐磨性能稍好些；但行驶里程达9000多公里时，3种轮胎的胎面胶都已磨光。当磨损厚度超过缓冲层而到达胎体时，3种原料胶制作的轮胎表现基本一致，里程数无明显差异。
　　从这次试制及试验结果分析，可总结归纳出下列几点结论：
　　l.国产胶与进口胶的性能基本相同，破除了“国产胶不如进口胶”的误传误导。
　　2.烟胶片和风干胶片应用于制造轮胎，二者使用性能没有差异，风干胶片完全可以取代烟胶片，从而解决了生产烟胶片因木柴缺乏而带来的危机，确定了可以用煤或石油作热源生产各种橡胶初产品。
　　3.不应过分强调胶片外观分级中的“缺点”——小气泡、破碎胶等等，因为风干胶生产时就有不少这些外观分级的“缺点”，但其使用性能并不差于外观分级为一级的烟胶片。
　　4.应加强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紧密合作，只有天然胶产、用双方相互沟通，才能加速事业向有利方向前进。

　　五、加强科技力量，成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学习先进经验，向科技高峰进军
　　自从1959年热作所设计的西庆烟胶片厂投产后，1963年又设计了西华农场风干胶片厂。这间胶厂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试制轮胎的需要。从试制轮胎的结果评估来看，该厂产品质量也是好的，但是工艺设计形式与西庆胶厂比较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希望今后建设的天然橡胶加工厂应该朝着连续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所领导以及农垦部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里为了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力量，1960—1961年，先后从华南工学院调来了杨林湛、黄家瀚、韦玉山等同志，1963年接收了热作学院刚毕业的学生邓慧光、黎柏然等同志参加橡胶工艺和设备研究。
　　邓慧光刚踏上工作岗位，就开始做胶片干燥试验。他应用干燥原理，首先试验将片状胶剪切成颗粒，测定其干燥速率；结果表明：在常用温度下，颗粒胶只需20小时就完全干燥了 ，比片状胶干燥提速4倍以上，大大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热源消耗。这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然而，囿于片状胶外观分级的标准限制，此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
　　我和邓伟生、黄源等同志研究了胶乳热敏连续凝固方法。这种制胶法将鲜胶乳加入配料后，流入一条长约10米的槽式转动输送带上，进入蒸汽箱中加热，胶乳受热即凝成凝块，凝块输出经压片、浸洗池，进入干燥房烘干，卷成捆，即得成品。当时命名这种制胶法为“热研1号”。
　　1962年6月19日，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来到宝岛新村所院视察、检查工作，要亲自察看这项试验。我们试验小组作好充分准备以迎接部长的视察。然而，这天下午上班时，却发生了非常偶然的事故——电厂的电机坏了，无法供电；当然试验也就无法进行了。我为此感到极其难过……只得把以前试制的胶片拿给部长看。当时，刘型副部长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态度，只是对我说：“今晚请你来招待所谈谈情况好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估计今晚将会受到批评。但是，当晚刘副部长在招待所接见我们时，就好像在农垦部办公室亲切接待我们那样和蔼可亲。他招呼我抽烟、喝茶，而后就询问我们有关“热研1号”试验的情况……我详细汇报后，刘副部长说：“宝岛新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都很积极工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各项研究都取得进展，并应用到生产上。这就非常值得表扬和称赞！现在橡胶加工科研项目很多，也急于应用。但是这里工作条件很差，不但影响到工艺试验，也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检测工作，做出的测试数据可能不完整或不可靠。你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只有解决了问题，各项研究才能顺利进行……”刘副部长与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在我们告辞后离开招待所时，农垦部的2位年青同志出来送别，并对我们说：“部长对你们寄予厚望。加工系的同志负担如此繁重的任务，但这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好，开展工作很困难；不如选个好地方——搬到湛江去；那里交通方便，水电供应正常，要取用新鲜胶乳也非常方便——你们看怎么样?”我听了后面的几句话，怕惹是非，没敢回答这些问题；于是岔开话题，只说：“明天一早你们就要返回海口；今晚你们累了，快回去休息吧！”然后就和他们告辞了。
　　次日上午，我向加工系领导汇报，并详细复述了刘型副部长的指示以及部长随行同志讲的话。大家感到有些话不好理解，也有点愕然。1964年，田主任上京办事，得知：农垦部决定，把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加工系、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植保系微生物组、广东省农垦厅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室3个单位合并，成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编制160多人——人数比原加工系增加1倍，直属农垦部；由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韩荫庭兼任所长，田之宾为副所长；建所地点设在湛江市霞山。由农垦部拨款99万元建设试验大楼和职工宿舍。随后，田副所长和我起草了一份建立风干胶片试验车间计划上报并获得农垦部批准，基建和设备费30万元很快就划拨下来。田副所长带领邱志清、唐代明等同志赴湛江筹备建所工作。他们在霞山郊区选了一块面积为28亩的甘蔗地为所址，以2.8万元和接收4名地皮工转为研究所职工的代价征用了这块土地。接着，平整土地，由广东省第四建筑公司承包基建工程。
　　1965年5月基建竣工，全部加工所职工和家属从宝岛新村集体搬迁到湛江市霞山区的新所址。职工们经过短暂的安顿之后，很快便投入到试验室的仪器布置、安装等工作中。试验车间也很快就开始试车了，每天从廉江县黎明农场运载新鲜胶乳回来进行试制风干胶片试验。这期间，所里还派出科技人员协助海南岛、湛江、广西陆川等地各农场建设风干胶片厂，培训农场制胶工人，使各个胶厂都能顺利投产并生产出优质的胶片，充分体现出科研工作为服务生产、发展生产所起到的强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速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更直接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与经验，1963年11月，国家科委主任范长江同志亲自安排有关天然橡胶方面的管理和科技人员，组成科学考察团走出国门，前往当时与我国有友好邦交关系的柬埔寨、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3个国家，访问和考察天然橡胶、热带作物的生产和科研情况。考察团由何康所院长任团长，团员有国家科委朱永行处长，广东省农垦厅生产处胡福群处长，广东省机械厅曹佳师傅，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黄宗道、袁子成、邓平阳和赵灿文（英语翻译）等同志。
　　出国前2个月，热带作物研究所的有关人员就尽量收集有关国家有关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到北京集中学习。我们到北京后就入住位于前门的劳动部招待所。范长江主任知道后，立即派人派车来接我们入住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让我们更方便做一些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更好地学习和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现状、宗教和国际外交礼节，着装和使用餐具的常识。这使我们感到上级领导对我们确实非常关心和照顾，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厚望。出发前，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并作指示，说：“你们到国外去，应注意礼节，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要不亢不卑……考察时要注意作物新品种，新产品及其分类分级方法。考察回来要写总结、提建议。今后要特别注意人才培养，把我国热带作物事业搞上去……”
　　1963年11月，考察团从云南昆明出境飞往缅甸首都仰光，在入住酒店，等待飞往柬埔寨时，我国驻缅甸大使馆转来外交部急电：“因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考察行程先往锡兰和印度尼西亚，最后访问柬埔寨。”于是，考察团便按外交部指示改变行程先飞往锡兰。在锡兰，我们首先参观了锡兰橡胶研究所，东道主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介绍该国天然橡胶生产和科研情况。得知该国种植天然橡胶约70万亩，大胶园(占地600亩以上)和小胶园各占一半，年产干胶约10万吨。然后，参观该所试验室、苗圃和制胶车间。2天之后，我们就出发到锡兰各地参观考察橡胶、茶叶和椰子的栽培和加工等生产情况。从橡胶产品加工来说，生产烟胶片的加工形式与我们联昌烟胶片中试工厂差不多；但他们没有洞道式烟房，胶片干燥还停留在楼房式烟房的水平，而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却很庞大，日产量都在20吨以上。这是我国没有的。此外，小胶园的烟胶片都集中在首都科伦坡橡胶包装公司进行清理、分级和包装，每包胶重250磅，然后集中销往国际市场。因此，锡兰的烟胶片和皱胶片的质量均一性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
　　我们考察的第二站是印度尼西亚。首先访问距离首都雅加达不远的茂物公园附近的印度尼西亚橡胶研究所。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印度尼西亚橡胶生产和科研现状。印度尼西亚植胶总面积约440万亩，大胶园约占120万亩，其余都是小胶园，年产干胶为65～70万吨，主要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大岛屿。随后，我们走遍了西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小胶园。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非常热情好客，请我们品尝有印度尼西亚特色的用手抓卷的香辛味饭菜。印度尼西亚华侨更是热情陪同我们到胶园和加工厂参观，并极其详尽地介绍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如每吨胶需用水、电量和人工费，以及设备的折旧费，等等。印度尼西亚烟胶片厂的生产形式和锡兰一样，还保留老一套手工作坊形式。但是将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规模更大，特别是苏岛棉兰和巨港两地，皱胶片加工厂日产量达到50吨以上。在距离工厂10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就可嗅到各种杂胶发出的臭气，工厂排出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而横流野外。
　　1964年1月，考察团抵达柬埔寨王国。该国橡胶园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的磅堪、磅同、桔井和蒙塔纳基里等省份。全国植胶总面积约8.3万亩，法国四大植胶公司占8万亩，年产干胶约4万吨。 
　　我们首先访问的是最大的胶园——许普(Chup)胶园。该胶园内设有橡胶研究所，主要进行橡胶栽培和加工的研究工作。胶园管理相当现代化，制胶厂的工艺和设备十分先进。浓缩胶乳车间装有40台浓缩胶乳离心机，按市场的需要生产浓缩胶乳。在干胶生产车间里看不到传统用的凝固池、压片机和烟胶房等设备；他们采用独创的一套生产原胶乳浓度橡胶(ICR)的加工工艺和设备。ICR．的生产流程是：首先将从胶园运回的鲜胶乳集中于混合池混匀，不加水稀释。然后计算凝固用酸量，以甲酸作为凝固剂，事先在酸池中配成定量酸溶液。最后采用并流加酸方法，将酸溶液与胶乳同时并流混合槽而注入凝固桶，静置至次日早上胶乳凝固。这种凝固方法有轻微发酵现象，凝块表面突起，乳清有点混白。胶乳凝固后用吊机把凝固桶吊到水池，翻转倒出圆柱状的凝块，推到锯片机下用锯子把凝块切锯成薄片，经压水机挤压脱水，再用剪切机切成短片，将短胶片挂入烘干房风干即制得产品。这种胶片色泽浅黄，表面布满因胶乳发酵而产生的大小气泡。产品经抽样进行理化性能检验后，即可包装运往法国。ICR产品专供世界著名的法国米支林轮胎厂用于制造子午线或钢丝帘线轮胎胎体。ICR的特点是发热量低，与帘线粘合性能好，可使轮胎在行驶时不至于过热而爆胎或胎体帘线脱层而发生事故。他们的杂胶加工生产，其工艺更注意清除杂胶中的树皮碎屑和沙泥杂质，用杂胶制成的不同等级的皱胶片也是专供米支林轮胎厂用于生产轮胎的胎面或胎侧。
　　接着，我们访问了柬埔寨国内4个法国大胶园，其的制胶方法与许普胶园基本相同，产品也是专供米支林轮胎厂制造轮胎。他们经过科学试验，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评价胶片质量的理化性能标准，完全摆脱了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按外观分级方法的束缚，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橡胶产品。由于法国的胶园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因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并直接应用于生产。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我们考察时间的限制，未能更深入了解其详情。所以，当考察团回国后，我们就建议国家科委再派专家前往柬埔寨的法国胶园学习。后来，1978年研究所又派出陆行正和周钟毓两同志赴柬埔寨访问、学习。
　　这次对3个国家的考察访问，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和新技术，受益匪浅，特别是从柬埔寨制胶工业的发展中得到很大启发。大家认为，只有打破老一套橡胶产品质量外观分级标准，确立以理化性能衡量橡胶产品质量的标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才能创造出原浓度橡胶新产品，满足用户的要求，也才能增强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若囿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就难于摆脱落后的局面。这也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我此后在科研和生产中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六、“文化大革命”逆境中主持研制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橡胶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新种植的橡胶树陆续开割，制胶业随之不断扩大。由研究院加工系设计的西庆农场烟胶厂顺利投产后，我们就接着开展风干胶片生产工艺和胶片使用性能的研究。后来我们研究的风干胶片在西华农场顺利投产，从而彻底解决了因熏烟木柴短缺而阻碍制胶生产继续发展的问题。
　　1965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加工所同时划归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建制。正当我们胶片组准备又开发一种新的国产标准胶产品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夏，加工研究所主要人员从湛江返回海南岛热作两院参加“文化大革命”。院所领导被批斗，有的被体罚、剃光头并淋上红油漆、挂牌敲锣游行示众，残酷斗争的场面惨不忍睹；许多群众互相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以发泄私愤、报复私仇，乱成一团，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冲击而停顿了。然而，国营农场的橡胶生产是不会停止的。当时，西庆农场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已经超负荷生产，强烈要求研究院派人将工厂扩大为日产lO吨的规模。两院文革小组派我和黄家瀚、韦玉山3人前往西庆农场执行扩建烟胶片厂的任务。经过1个多月的规划，确定了改厂方案后，黄家瀚同志继续留在西庆农场直到扩建工程完成，而我和韦玉山同志则返回两院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加工研究所的人员返回湛江。此时，社会上混乱的局面有所发展——派系林立，各派成立战斗小组，均以最革命的名词命名自己的组织，并声称自己才是高举红旗保卫毛主席的，而将对立派系都当成是反对毛泽东的，因而加深了各派的对立。为了拉帮结派，有些组织劝我加入他们的派性小组。我只是说：“既然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高举红旗的，那就无须加入这个派那个派了。”所以，我成为单位里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两三个“逍遥派”之一。这时候，我们胶片组的人员正忙于设计湛江红山农场的烧煤烘干胶片的干燥房和风干晾片房，到该农场进行安装和试车，以备来年春天橡胶树开割时制胶使用。
　　1967年6月，我们胶片组人员李小慧、梁寿权、杨永慈和我，出差到红山农场进行风干胶片生产试验，并把试验风干胶片试样运往上海进行试制轮胎等各种试验。此时，湛江地区两大派系大决裂，各占地盘，开始零星的武斗；而后愈演愈烈，开始枪战，并有人员伤亡。为了避免伤亡事故，我们从农场撤回湛江市。在局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李小慧同志也从上海返回湛江。就在别人进行武斗之时，我们胶片组人员仍然留在试验室里忙于整理试验数据，同时收集国外有关标准胶加工发展的信息资料，为下一阶段开展新的课题研究提供参考或依据。
　　1969年夏天，湛江农垦系统实行军管，工宣队进驻加工研究所，所里的主要人员集中到湛江农垦湖光干校学习；但各种残酷的批斗仍在继续，许多领导干部被关进牛棚，并被强制干艰苦的体力劳动。4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毛主席于1969年3月21日批准成立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收广东省农垦系统、华侨农场、部队农场、热带作物学院和热带作物研究院及其属下的单位。相应的组织体制随之改变，不再保留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上述单位人员、物资、土地、山林、房屋、机器等公共财物，统一由兵团接管，番号另行公布。”兵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生产部和后勤部。为了管好科研单位和科研项目，在生产部下设一个共有11人的科研小组，组长由军人苏永义同志担任，组员是从海南农垦局和两院系统中抽调的育种、栽培和加工专业科技人员。老一辈的人员有徐广泽、肖敬平和邓平阳3位同志，其余7位是两院系统的年青科研工作者，并定于1969年9月1日到生产部报到。两院科教系统除留少数人员看管物业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放到各个农场或机械厂劳动锻炼。
　　科研组成立之初，还未有具体任务，我觉得这正是报请开展国产标准橡胶研制项目的最好机会。于是，我日夜不停地整理从加工所带来的有关资料，把1964年考察柬埔寨时所见到的原胶乳浓度橡胶的生产情况，结合马来西亚于1964年开始生产标准橡胶的最新进展，写成一篇图文并茂的国内外天然橡胶加工业技术发展情况总结（综述）和关于开展国产标准胶研制的建议书。先请生产部工业处鞠绰处长审阅；鞠处长看后很高兴，认为很好，便立即安排办公室打字员打印。这篇学术性的文件，大部分是化学名词、机械术语，这可难倒了经常打印公文文件的打字员。这打字员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打印出蜡纸。我亲自在蜡纸上刻画图表，然后将这篇建议书打印多份，一部分上报兵团专管教学和科研项目的邓逸凡副司令员，另一部分下发到南田农场、藤桥农垦机械厂、两院、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等单位。
　　不久，邓逸凡副司令就约苏永义组长和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作详细汇报，并初步提出国产标准胶研究项目经费开支及人员安排。邓副司令指示说：“现在兵团还未有大的科研项目，经费划拨没有问题，但要精打细算。至于人员问题，只要有任务安排，下放的科研干部都可以调回来。”于是，我就尽可能详尽地制订了《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橡胶的研制》课题计划，将制造标准胶的几种方法和兵团内拥有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考虑，3个分项分别安排3个试验点：1.决定选择具有生产螺旋榨油机设备和技术力量的藤桥农垦机械厂来负责用螺旋挤压造粒法研制标准胶，若与南田农场合作比较理想；2.剪切法制造标准胶，其设备只需要在辊筒上放置切刀，把凝块先切成条状，再剪切成颗粒，然后放入烘干房干燥，这个分项由两院负责比较合适；3.皱片锤磨法制造标准胶，需要多种设备，难度较大，选择由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合作共同完成最为合适。
这个组合方案制订后，由兵团科研组召开有关单位会议，经会议充分讨论后，大家均同意我所作的把总项目中标准胶3种制作方法研制分工负责的分项安排。因此，会议决定：总项目由兵团科研组邓平阳同志主持；其中，螺旋挤压法分项由南田农场王招凯和藤桥机械厂郭镇鸿2同志共同负责；剪切法分项目由马超鹏和吕飞杰2同志共同负责；皱片锤磨法由加工研究所陈立华、刘健民和湛江农垦机械厂余长祺3同志共同负责。此外，会议上还宣布：由于标准胶研制工作急需科技人员，加工所于1969年下放到各农场或机械厂劳动的橡胶加工工艺、机械设备、橡胶理化性能检验等专业的科技人员，包括黄家瀚、杨林湛、韦玉山、梅同现、刘惠伦、何志东、梁森源、黄惠民等10多位同志，调回加工研究所参加该分项目研究工作。同时，暂停加工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提取单晶硅项目，拆除在原制胶车间的提取设备，让出来作为标准胶的试验车间。兵团科研小组将很快拨下各项试验经费，请与会的各单位同志回去后立即开始研制标准胶的筹备工作。
　　1971年，3个标准胶研制试验点都顺利地开展了试验工作并获得了初步结果。其中加工研究所试验点的工艺和设备比较复杂，规模比较大，但进展很快，已初步看出其可适合农场的实际生产需要的前景。因此，兵团决定，在湛江五一农场或南华农场筹建使用这套工艺和设备的标准胶加工厂。后来，南华农场争取到建厂任务，加工研究所协助其开展建厂工作……
　　1974年6月，兵团撤销，恢复原来农垦体制。我离开兵团科研组调回加工研究所，直接参加到南华农场标准胶厂的设备安装和试验工作。加工研究所标准胶试验组人员全部抵达南华农场，由黄惠民、刘培铭两同志负责胶乳收集、混合、并流加酸凝固等工序；黄家瀚同志负责凝固设备、凝块锯片机和凝块脱水工序；杨林湛同志负责皱片机、锤磨机造粒工序；韦玉山同志负责干燥车、燃油干燥房工序；我负责标准胶打包及全面管理工作。南华农场派出庄厂长和于必正、李文生2位技术员共同开展试生产工作，1个月后转为正常生产。
　　加工研究所物理机械组的梅同现、何志东、刘惠伦、梁森源，化学分析组的张漳高、周道隆、卢炽、杜正，以及海南农垦橡胶检验站的黄克奋、戴木青等同志，共同负责3个标准橡胶试验点的产品质量检验，监控整个试验过程。加工研究所后勤部门的洪有桃同志组织有关人员，负责试验胶样包装、发运到桦林、上海和广州3个轮胎试制单位。3个试验点共有7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这项试验工作。
　　按照兵团科研组制定的计划，必须将这3个试验点的胶样送到桦林轮胎厂和上海正泰轮胎厂试制轮胎，并与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制造的轮胎进行实际里程、机床里程和解剖分析比较。4种胶样共制备9.00-20轮胎330套。实际试验地点是广东肇庆和罗定2个地区。实际里程结束，4种胶样制备的轮胎的试验结果无明显差异，每套轮胎行驶的里程都达到10万公里以上。其中，南华农场生产的标准橡胶制备的轮胎行驶达109225公里；南田农场标准橡胶为102576公里；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为102064公里；热作学院标准橡胶为101017公里。由广州十二橡胶厂采用热作学院生产的标准胶、新加坡二级烟胶片、国产一级烟胶片以及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进行试制轮胎，用2台车进行实际行驶里程比试。结果，轮胎每磨耗1毫米可行驶里程分别是：热作学院标准胶为5569公里；国产一级烟胶片为5440公里；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为5019公里；新加坡二级烟胶片为5012公里。以上各项轮胎里程比试的结果表明：3种国产标准胶，国产一级烟胶片，进口二级烟胶片以及进口标准胶均无明显差异，充分证明我国生产的标准橡胶质量是好的，整项试验也是成功的。(详见华南热作加工所编印《国产标准橡胶简介》1976年9月出版)从此，我国标准橡胶加工的水平已与国际同行业并驾齐驱。
　　1976年，热作加工研究所韦玉山、黄家瀚、杨林湛、刘培铭和陆衡湘等同志，在南华农场标准橡胶生产工艺和设备基础上，设计出履带式连续转动干燥设备和自动称量打包机。这些新设备在海南岛南茂农场建厂投产成功。这两项新设备获得了国家专利。
　　我国标准橡胶的研制从1970年开始，至1977年，历时8年，在逆境中摸索前进，在上级部门的关心及广大农垦部门大力协作下，我们顺利完成了标准胶研制任务，并全面推广生产，使我国制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今，我国天然橡胶标准橡胶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已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已打破了马来西亚的垄断局面。在标准橡胶的研究中，有不少重大成果获国家、部级奖励，如我主持的国家新产品开发重点课题《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的研制》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韦玉山主持的《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研究》获农牧渔业部1985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韦玉山主持的《标准胶干燥系统的节能技术改造》获农牧渔业部1986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七、在新的岗位，迎接新的挑战，开拓新的技术领域——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标准化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席位后，我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国家标准局。从此，我国的各项生产管理工作直接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轨。1980年农牧渔业部科教局建立了标准化工作组，接着，华南热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建立标准化研究室，我任命为研究室主任，梁森源同志为秘书。从此，我就离开从事了长达27年之久的制胶研究岗位，到新的研究岗位去开拓另一项崭新的“标准化”工作了。对于这项新工作，领导没有嘱咐我去管理什么，更没有说如何管理；其实大家当时都不太清楚“标准化”工作究竟具体是搞什么的。
　　为了弄清楚什么叫做“标准化”，我认真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化手册，从中分析归纳出有关“标准化”的大体含义是：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而技术标准则是衡量产品质量、品种规格、零部件通用等方面由国家统一规定的准则，是一种国家法规，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对标准化概念的理解应包含4个方面：1.它是一项多学科综合性基础性工作，是科学组织管理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2.按照简化、统一、协调、选优的原则，制、修订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生产部门必须强制贯彻实施，组织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批量，以最少的劳动、物料消耗、环境污染而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3.标准化应贯穿在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产前、产中和产后)，其中某个环节若有标准残缺或偏离标准，则后患无穷。4.标准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种行业或一间工厂的现代化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
　　弄清标准化工作的性质、任务内容以及意义之后，我们便开始投入到这一崭新的工作中了。
　　回顾我国天然橡胶发展历程，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的投产，都曾经实施标准化的初级管理并取得一定成效。据农垦供销部门统计，1964年农垦部颁布的《NK001烟胶片标准》和《NK002浓缩胶乳标准》实施后，烟胶片产品一级率从原来37％上升到61％，浓缩胶乳产品一级率达99％。1976年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联合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实施后，国产标准橡胶的一级率达到95％，超过了国外一些产胶国家的橡胶质量水平。显而易见，这是制订和实施相关标准后所取得的效果。但是，前面已经颁布的标准只是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生产中的产品质量标准，而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工艺规程、机械设备、以及三废处理和排放等方面的标准还处于空白阶段，这些方面的标准还有待于制订和实施。所以，我国的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的生产过程，还远远未达到科学管理水平，亦即未达到标准化水平。因此，要实现热带作物生产和产品加工标准化，的确还要做许多科学研究工作。可见，标准化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一个新的高峰、一个新的挑战，而且是任重道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组建标准化研究室时，首先把加工研究所原有相对独立的化学分析组和橡胶物理机械测试组合并，把天然橡胶国际标准中的各个项目直接分配到个人负责，让人人深刻领会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测试方法。同时停止使用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美国材料检验协会(ASTM)的炼胶机、检验配方和检验方法，开始使用国际标准(ISO)新的体制、设备和方法。
　　梁森源和何志东同志按ISO实验室开放式炼胶机的规格条件，设计新型炼胶机图纸，由湛江机械厂承制，并安装在加工研究所硫化车间，调试达到设计要求后，成为我国第一台ISO试验室开放式炼胶机。后来湛江机械厂制造这一规格的炼胶机销往全国各地并获得巨大的收益。
　　在按照标准化条件调整和改造试验室的同时，我们积极收集国际、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的标准。先在两院图书情报室查阅收集，再到北京国家标准局图书资料库查阅收集，共收集到关于橡胶、椰子、油棕、咖啡、茶叶、剑麻、热带水果、香辛作物，以及动物饲料等方面120多项标准。将有关橡胶标准的英文版本交给有关人员，请他们详细阅读并译成中文。译稿由我审校，我在审稿的同时，自己也参与部分翻译工作。后来，加工研究所成立图书情报室，顾之翰同志从两院调过来任情报室主任。我和顾之翰同志一起集中力量，动员各方面科技和翻译人员继续收集国际、国外标准共250项，翻译和出版国际、国外标准中文本，全部译稿由顾之翰和我负责审校。从1985年起，我们交由农牧渔业部农垦司科技处、热作处负责出版《热带作物产品国际和国外标准汇编》共4集，40多万字。这4集标准汇编，为我国热带作物生产的标准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全国橡胶及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活动，农牧渔业部成立了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韦玉山同志任该分委员会主任，邓平阳同志为秘书长，后来改任命具有很强社会工作能力的陈成海同志为秘书长。之后，农牧渔业部多次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农垦橡胶加工业方面制订和实施各种级别的标准，因而橡胶加工标准化的各项工作在全国植胶垦区逐步开展和发展起来了。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却产生了对在生产领域中开展标准化和制、修订标准工作极其不利的动向：有一些人由于对制、修订技术标准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创造性和艰苦性缺乏了解，因而错误地以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只不过是将国际、国外有关标准翻译成中文，更改标志、编号，不必花很多时间就可做好的、一种简单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他们对标准实施后的效果也完全不了解，因此，在科研管理上以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不能算作科研成果，不能作为科研人员晋升技术职务资格的条件。这种关系科技人员切身利益的错误观点一经在群众中流传，致使很多科技人员不愿意参与制、修订标准工作。……我们热作加工研究所标准化室的同志坚决顶住这股逆流，继续坚守在这新的科技领域、新的岗位，集中精力，埋头工作。
　　这期间，我们修订了1976年由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共同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使其成为一项综合性的标准并上升为国家标准，具体要求等效于ISO-2000《天然橡胶标准橡胶》。在修订这项标准时，我们从多方面的实际情况考虑，决定废除其中不恰当的、污染环境的有毒化学试剂或不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操作、橡胶包装、规格和材料的法规，创造出能等效并优于国际标准的方法。我们确认国际标准中标准橡胶杂质含量测定法项目所使用的橡胶溶剂二甲苯是有毒、恶臭、易挥发和价格昂贵的化学试剂，应该废除并寻找适合的替代试剂。于是，我们用无臭、无毒、价格便宜的国产煤油或溶剂汽油作为替代试剂，经过几百次比较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因此，我们确定使用GB253煤油代替ISO使用的二甲苯作为橡胶溶剂。此外，另外一项国际标准使用的橡胶塑剂二甲苯硫酚也是有毒、恶臭、价格高昂而且经常缺货的试剂，我们改用具有无臭、不挥发，价格便宜，货源充足等诸多优点的硫醇基苯并噻唑(促进剂M)代替二甲苯硫酚，经反复试验比较，效果也很好。我们将这些改革结果向ISO报告，得到了ISO认可和好评，并吸纳为国标标准。这是中国橡胶标准被ISO认可和采纳的先例！从此也证明我国的橡胶标准已进入国际轨道并与国际水平相当。
　　在标准橡胶的标准中，关于标准橡胶的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这一项目，国际标准规定：每个胶包净重33.33公斤，每个胶包用塑料薄膜包裹，装入木板条箱，每箱净重1吨。我们在制、修订这项标准时，改为采用每个胶包净重40公斤，每个胶包先用聚乙烯薄膜包裹，再装入聚丙烯塑料编织袋、封口的做法。这种改进后的包装对计量、搬运和贮放都显得十分方便，同时也节省了用于制造木板箱的大量木材，免除了用户拆除包装木箱和清除拆箱木屑的麻烦，非常适合国际通行的集装箱货物运输。因此，这一改革标准受到产、用双方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项综合性标准GB808l～8088-87《天然生胶标准橡胶综合标准》的完成，凝聚了大批科技人员的心血；曾参与制、修订的主要人员有加工研究所的邓平阳、梁森源、周道隆、刘惠伦、何志东、王晨、邓东华、罗俊莲、陈成海等同志，以及农牧渔业部的徐岩、董宝风、徐昌年等同志。这项综合性标准于1989年荣获国家技术监督局授予的标准化进步二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我们制、修订的我国天然橡胶产品各项标准的实施取得日益明显的经济效益，农牧渔业部也更加重视标准化的工作。1987年，委托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和热作加工研究所开办全国农垦标准化学习班(湛江)，学员来自黑龙江、天津、上海、福州、武汉、新疆、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区的10多个垦区。培训课程主要有：对国际、国外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引用国际、国外标准；制、修订企业、部级和国家标准的条件和程序；充分认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间的差异；标准实施后对生产、使用以及国内外市场影响的评估。学员们通过这次标准化学习班的培训，明确了对标准化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从事标准化工作的能力，为学员们将来从事标准化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培训班的授课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高过程，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可以更深刻地学习和理解标准化的涵义，从中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这期学习班之后，我们还办了2期天然橡胶标准化检验人员培训班，主要培训橡胶质检人员。
　　为了提高我国天然橡胶产品标准，使更多的有关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向农业部申请派遣科技人员出国学习标准化工作并获得批准。1988年农牧渔业部派黄茂芳、罗铁瑛和杨培生3同志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参加标准研讨班学习；张毅和李日彩等同志前往日本学习仪器测试方法。
　　通过多年制修订标准工作，在热带作物管理部门、科教单位、检验机构和农垦重点企业中，形成了一支由科技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标准化队伍，直接参与制、修订我国天然橡胶、剑麻、咖啡、胡椒、木薯等热带作物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标准，其中包括生产前的原材料，生产中的加工工艺、加工设备、产品质量、包装运输，以及生产后的三废治理和排放标准，共制、修订国家标准50多项，部级标准80多项。这些标准在世界热作行业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部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工作，培养了大批标准化人才，先后在各垦区建立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如海口热带作物产品检验所、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天津农垦北方食品检测中心、重庆农垦南方食品检测中心等。1991年，农业部根据热作加工研究所在制、修订国家标准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决定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加工所科技和标准化人员的科技力量，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内建立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湛江)，该中心于1993年7月通过国家质量验证，并正式开始监测服务工作。同时，农业部还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内建立华南热带农业环境保护监督站和农业部天然橡胶重点开放实验室。这些机构的建立，迅速拓展了加工所科研、质检、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

　　                                                                                八、结语
　　我从1953年走出华南工学院校门至1994年退休，一直从事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加工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工作，历时41载。曾经遭遇千辛万苦，也曾经享受成功的喜悦。党和各级领导的信任和培养，以及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一直充满信心。凭着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并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始终践行了自己大学毕业时立下的庄严誓词——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
　　俗语说：“往事如烟，风吹烟散。”然而，耐人寻味的往事，却犹如一股股不散的烟云，时常萦绕在心头；从前为事业奋斗的许多轶事如同构成了一部历史记录影片，常常会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适逢全国政协征集“天然橡胶事业”史料的机会，我记下了以上点点滴滴回忆，作为精神财富传给后代。我寄希望于后来者，能以新的激情和信心，并以更高的科技水平，迎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挑战。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