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并对我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的封锁、禁运。当时苏联提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天然橡胶业。但是,纵观社会主义阵营,只有我国海南岛的气候,才能适合橡胶树的生长。所以,苏联向中国提出,要全力开发海南,并指出海南不但是中国的一块宝地,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块位于热带的宝地。
当时,苏联派驻中国林业部的总顾问——顾克宁(苏联白俄罗斯林业部副部长),建议中国成立橡胶部,一方面表示他重视中国橡胶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符合他的副部长地位。当时负责橡胶开发的中国林业部橡胶司,即将顾克宁的意见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经研究,周总理不同意成立橡胶部,只同意成立一个橡胶科学研究所,由苏联派出一位专家来中国负责帮助建立橡胶研究所。于是顾克宁在1952年底回国,同时,苏联派来了帮助建所的专家——古里。他来后住在广州沙面的胜利大厦。中方有关建橡胶研究所的一切事务由华南垦殖局负责办理。研究所所长由华南垦殖局局长李嘉人兼任。从苏联派来的30余位专家与20余位翻译都集中住在湛江当时最大的旅店南天酒家(现已废弃),他们都是1952年由广州迁来的。
由于海南岛的情况特殊,故在海南岛的海口设立了海南垦殖分局,由一名苏联专家负责海南方面的橡胶开发事项。我被任命为该专家的翻译,随苏联专家经常到海南调查宜林地的面积及分布情况,以及在何处建立农场,所以整天在野外奔跑。当时海南的交通极不发达,我们虽坐吉普车,但仍有许多地方连吉普车也上不去,需步行。任务相当艰巨。有一次,在海南的琼海县就因遇到台风而被困在那里时间长达2天之久。更为有趣的是,该专家在总部汇报工作时,把我们在海南垦殖局召开的会议戏称为“国际会议”。因为我是北方人,不懂海南话和广东话,而海南的同志只懂海南话,不懂普通话,这就需要请人先将海南话翻译成广东话,再将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然后再由我将普通话翻译成俄语,供苏联专家参考。
1952年11月,苏联专家古里来到广州帮助筹备建立研究所,我又被调任作他的翻译。原因是在全体翻译人员中,只有我还懂得些英文,而那时有关橡胶的文献,特别是有关胶乳方面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而古里对英文尚不太过关,如果配备一个懂英文的翻译,则将对工作大有帮助。此后,我从筹备成立研究所选择地址,配备人员到安排工作,就随着古里作他的翻译,直至1953年中他回国。古里到广州后,即选定研究所的地址为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大门虽有解放军守卫,但不挂牌子,以防资本主义国家得知我国在发展橡胶业,而对我国有所防备和破坏。当时,研究所分为3个部门,即培育部、化工部和行政处,分别由乐天宇、彭光钦和林西3位副所长负责。古里是橡胶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故亲自负责化工部的工作。化工部的主任由彭光钦副所长兼。化工部下设3个室,即胶乳室、化学物理室和工艺室。胶乳室由古里领导,化学物理室由李运华教授领导,工艺室由朱宝琳教授领导。这时,古里主要是对胶乳室和化学物理室的研究人员讲课,或负责收集一些有关胶乳方面的英文文献并将其主要章节翻译成俄文,供苏联专家参考,而化学物理室的工作则由另一名翻译崔佩亭负责。记得当时古里曾叫我把《胶乳的保存、浓缩和运输》(英文版)一书翻译成俄文,由古里负责校对,计划在苏联出版。可是到1953年中期,该项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便因古里被撤回苏联而告中断。
研究所成立后的行政工作,均由林西副所长负责。我们的翻译工作虽属技术工作,但仍由行政处管理。记得1952年底,在胜利大厦召开的研究所第一次行政会议,由办公室主任田之宾召开,出席的有3个翻译、2个保卫人员、3个摄影人员、1个建筑工程师、1个图书管理员以及3个办事员。现在这些人调走的调走了,死的死了,只有我一人还留在加工所。1953年中期,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全部奉命撤回苏联,古里也不例外。从此一别再未通音信。这时,研究所已成立了一个小图书室,搞翻译的人员去留自便。我则选择留在胶乳室从事胶乳分析工作;其他的翻译人员,有的留在研究所图书室,有的调至北京农业部或广州。研究所的图书室已有六七个翻译,基本上都是英文翻译,翻译一些旧书刊上的有关文章供研究人员参考;图书室也购入了许多书刊,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1954年,部里已决定研究所要搬出沙面的旧英国领事馆,迁往石牌,在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的旁边。1955年,在石牌修建的化工部大楼及职工宿舍已建成。于是先把化工部从沙面搬至石牌。化工部的同志到石牌后,大家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平整土地,修筑平台等,干得兴高采烈,终于修通了通往工学院和瘦狗岭的公路。由于这块地完全是由荒地开出来的,没有名字,因而李运华教授主持召开化工部职员大会,商讨为这块刚开出来的土地起名字的问题。当时讨论热烈,我提出叫“古里村”,以纪念这位苏联专家为我国建立第一个研究橡胶的“特林研究所”而付出的辛勤劳动;最后,由李运华教授一锤定音,定名为“南秀村”(如今,化工部大楼早已拆除,代之以高楼大厦,但仍有几栋当时修建的宿舍留在原地,南秀村的名字仍在,而且还修了“东秀村”、“西秀村”等地区)。此后不久,在化工部的旁边又修起了栽培楼,整个研究所都从沙面搬至石牌。这时的研究所的图书室,除了在化工楼和栽培楼各有一个房间作图书室外,还成立了一个编译室,编译室主任为田之宾。由于有关橡胶的国外文献资料基本上集中收藏在研究所,其他单位就要求研究所把所得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出版。这就要求翻译人员不仅要懂外文,而且要熟悉业务。于是,就把我从化工部调至编译室,负责整理、翻译、编辑、出版橡胶加工方面的资料。此外,我国的橡胶发展已颇具规模,研究所的工作也开展得不错,有不少国内经验需互相借鉴,因而编译室出版了一些内部经验交流的文献。1956年定期出版了《热带作物译报》杂志,后于1978年改称为《热带作物译丛》。还翻译出版了《马来西亚橡胶栽培手册》、《胶乳工业》等专著,并随着研究所研究对象的扩大,编写了一些有关热带作物的小册子。
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时,就已有人提出要把研究所搬到海南,理由是,因为海南是橡胶生产基地,研究所应直接与生产相结合。1953年苏联专家古里已回国,1954年乐天宇患病无法继续工作,由彭光钦承担所长职务。搬迁之事因大部分高级技术人员不赞成而未果。到1957年“反右” 运动开始时,主张研究所迁往海南的人认为,时机已到,可以借“反右” 的东风促进研究所搬至海南。1957年初,部里派何康来研究所任所长。“反右”运动把彭光钦、尤其伟等几个激烈反对迁所的教授打成“右派”,编译室中也有一位教授吴恭恒被打成“右派”。最后决定在1958年把研究所迁往海南那大,凡不愿去者一律开除。编译室是第1批迁往海南的,在整个搬迁过程中,仍保持杂志按时出版。
研究所在那大原有一个联昌试验站,这时便将研究所设在那里。房子不够,就自已动手盖茅草房和土砖房。编译室因去得早,先占了一间试验室,吃、住、工作都在其中。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基本上是安定人心,修建宿舍、试验楼,美化环境。另外,还筹备建立一个“热带作物学院” 。1960年2月9日周总理还亲自到研究所院视察,所院全体职工受到巨大鼓舞。记得周总理到所后,先在会客室小憩,然后由何康所院长陪同参观全所。当时的编译室正好在会客室旁边,所以何所长首先带周总理来到我们翻译人员集中办公的地方。周总理和蔼可亲,要同我们每个翻译人员一一握手 。可那时我正好在油印,两手沾着油墨,而周总理还要与我握手,我只得婉拒,真是非常遗憾。周总理还问我们从何处来,当他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来自江苏和浙江后,便问我们安心不安心,并鼓励我们安心工作。总理这次对我们的教诲,使我们久久不忘。两院迄今还保留着他“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的题词,让大家永远留念。
1965年研究所发展壮大为研究院,与热带作物学院合称“两院”。 热带作物学院成立后,师资尽量从研究院抽调;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我当时在胶乳厂劳动。忽然有一天,叫我回去给农牧系和加工系的一年级新生上俄文课,其他各系则上英文课。本来很明显,热带作物的国外文献,基本上是英文,另有少量法文和西班牙文,学院学生上外文课当然应该是上英文课,但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仍深,故非要在某些系中上俄文课才保险。于是我到了农牧系。据说有关农牧的一些文献资料中仍有俄文的,所以要安排农牧系和一部分加工系学生学俄文。我毫无准备,也没有现行的课本,只能一面编,一面教。如此过了2个学期,最后终于决定学院不再教俄文了。
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艰苦奋斗和努力,1965年,两院终于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并获得了平稳发展。编译室改为情报室和两院图书馆并在一起,统称为图书情报室。工作大有起色。这时图书馆大楼建筑开始施工。可惜大楼才打了基础,1966年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工作都停止了。1969 年,科技人员几乎全部下放到各农场劳动。
“文革”结束后,科技人员从下放农场陆续回院,科研和教学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图书馆大楼也恢复修建并竣工。图书馆情报室正式迁入图书馆大楼。1978年,情报工作机构与图书馆分开,情报室改为情报所,属研究院系统。此后的工作逐渐正规,为橡胶等热带作物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情报所曾荣获1982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热作两院科技成果一等奖2个。除了陆续出版各种刊物外,还第1次出版了《英汉热作词汇》工具书,填补了我国英汉热作词汇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空白,荣获热作两院科技成果一等奖。
加工所在1964年迁至湛江后,即着手建立图书情报室。但刚开始有点眉目,“文革”10年浩劫便来临了,一切工作都冻结了,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正常,翻译出版了一些内部资料。1980年,加工所与两院情报所达成协议,把我从情报所调至加工所负责情报工作。二者分工是:今后有关热带作物加工科技文献的编译、出版、发行等工作,都交加工所主办;而两院情报所就只负责《热带作物学报》、《热带作物译丛》、《热带作物通讯》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从此,加工所情报室专门负责了《热带作物加工》(后改为《热带农业工程》)杂志的出版工作;此外,还接受农业部农垦司委托,收集、翻译和出版了国际标准中有关热带作物产品的那部分标准,共260篇约100万字,分4册出版。还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橡胶会议中试用了同声翻译,这是我国在国际橡胶会议中首次采用同声翻译,获得好评。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