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国开展反右派运动，所里的一些主要高级研究人员及中级科技人员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后期的整改期间，上级决定将我研究所下迁海南。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些科技人员虽有不同想法，但也不敢提出来。当然，我所，作为一个以热带作物其中主要是橡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机构，长期设在非热带地区的广州是不合理的。1958年初，由何康所长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准备下迁工作，其中主要是选择所址，组织下迁。参与预选所址工作的有陆行正、缪希法等。领导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现在所在地。1958年从4月份开始，在3个月之内分期分批，全部人员下迁到海南，全所几百人大部分都住在联昌，极小部分住在院本部的临时草棚里。住在联昌试验站(现为一队)的人员拥挤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上至所长何康，下至一般干部，都住在非常狭小的房间里。记得许多科级干部两家合住在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中间只是用薄板隔一隔。何康所长一家夫妇俩及其两个小孩，住在1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其中一部分还要作为办公用房；吴修一、龚硕慧夫妇及其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亲及好几个小孩)，也住在1间15平方米左右房间。当时，我爱人丁慎言在广州华南植物所工作，尚未把家搬下来，我单身只能住在办公室。试验桌白天办公，晚上当床铺。
　　就在当年的9月11日，大家刚到海南，在行李基本上还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就遇到了一场12级台风的袭击，虽然联昌的房屋没有损失多少，但铺仔院本部的草房却基本倒塌完，放在草房仓库中的仪器设备、图书及行装，全部湿透。联昌的胶树也有不少被台风刮倒。一时间，在人们心灵上掀起了波澜。但是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台风后，大家立即动员起来救灾：先清理联昌胶园断倒树及枝桠，争取早日恢复割胶；再清理和晾晒淋湿的仪器设备、图书——当时晾晒的图书放在竹篾片上长达100米左右，而且要分批晾晒。与此同时，把倒塌草房重建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良好的，这是因为在“大跃进”形势下，在何康同志领导下，上下一条心，大家都有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精神，虽有困难，但是并不为困难所压倒。
　　在迁所的同时，研究所与华南农学院共同创办我国唯一的热带作物高等学校，当时名为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由于条件限制，只能草房上马。在1958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本科学生，并设立工农预科班，招收海南垦区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就读。当时华南农学院只安排少量教师来到海南，主要靠研究所抽调部分同志当教师，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上课。现在农垦的许多领导同志就是当时的第一、二届毕业生。当时在何康同志领导下，提出了所院实行“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包科研、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把科研、教学、生产结合起来。
　　在建立学院的同时，研究所的研究大楼的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何康同志还发动大家商讨所院本部的建设蓝图、大楼形式等。加上中央农垦部的大力支持，大楼建设进展较快。1958、1959、1960年冬天，王震部长都到海南来，并住上一段时间，他鼓励所院科教人员，并从各方面给予支持，要经费有经费，要水泥有水泥，要钢材有钢材，这给所院科教人员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随着时间的推延，人心趋于稳定，各项工作也逐步开展，科研教学有所进展。
　　但是，另一方面，在“大跃进”时期，一场“左”倾的浪潮又席卷而来，使科研、教学工作偏离稳步前进的方向。在热作生产上也不顾实际，搞大开荒、打擂台，搞高指标、穷过渡。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大跃进不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大破坏，而且造成了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此时我们所院遇到了前所未有饥馑。当时职工的口粮减少至每月19斤．没有猪肉，极少蔬菜，口粮中大部分为番薯干，且还不保证。有的时候吃了上餐没下餐，要发动大家到野地里去找革命菜来吃。当时有不少人由于缺少起码的营养，而患上水肿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生产自救，科研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只能停下。当时我任橡胶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带领全系人员在大楼前后及五队种植番薯，要求每人种植达到1亩地，全系共100多人，要种上100多亩番薯。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要种上100多亩番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一些人虽有怨言，但是这是全国性的灾荒，我们下迁没有退路，只能采取这种措施。熬过几个月非常艰苦的生活后，到番薯可收获时，才可以略为宽松一些了；但仍是以杂粮为主——天天以番薯为主食，加上空心菜(当时称之为“无缝钢管”)。
　　1960年2月9日下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宝岛新村视察我所院。总理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所院人员。总理深切地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大量橡胶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必须自力更生地发展橡胶；而橡胶事业的发展，少不了一支能吃苦耐劳的热作科技大军。他品尝了木薯食品，勉励我们要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橡胶事业而艰苦奋斗，并为所院题词：“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
　　1962年，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全国、所院形势好转起来。到1963、1964年，我们所院也得到一些发展。1965年，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学院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两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时人们情绪极为高涨，下迁建院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几批本科毕业生分配到各国营农场，科研成果也开始呈显其活力。何康同志当时提出了要将宝岛新村建设成类似美国BeltsvilIe式的热带作物科学城的奋斗目标。此外，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也开始进行。
　　研究所从1958 年下迁海南并建立学院，到1962年培养出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只有4年时间，但这是两院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段时期如果向前推移到筹备和建立研究所开始时，即从1953、1954年算起，已有10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初创、摸索时期。这一时期，在橡胶热带作物研究上既是一个从不知到略知一二的时期，也是建立一个有稳定基础的研究机构及大学的时期。确切说，这是一个宝岛新村人锻炼成长的时期，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时期。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当然，对此见仁见智，看法各异。而我个人则有以下几点看法：  
　　1．研究所下迁海南，建立热作学院，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下迁海南，也就是下迁到热带作物的生产中心，因为海南岛是我国生产热带作物的主要地区。研究热作生产并为之服务的科学机构不在热作生产中心，而在没有热作生产的广州，从长远来看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学习法国等国家，把热作研究中心建立在远离生产中心的巴黎。法国之所以这样做有其本身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全国都不在热带，而法国的热作研究中心不可能建立在别的热带国家。而我国有地处热带的海南岛，那就应该把研究机构建立在海南岛这样的热带地区。海南岛可不是一个小岛，而是拥有3.4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岛屿。解放后海南是相当大的地方行政区（海南行政公署），而今已发展成海南省，那就更是必须的了。
　　2．要创业就必须要有创业精神。橡胶事业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事业，在此之前我们对此毫无了解。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能适应我国需要的橡胶事业，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其中，包括建立橡胶热作科技事业，需要我们新中国的科研教学人员付出极大的代价，做出很大的牺牲，其中还难免有曲折和痛苦。这就要有不怕艰苦的创业精神。没有这种创业精神，要想干一番事业是不可能的。这其中就有一个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人们仅仅考虑一些个人利益，贪图安逸，当需要做出牺牲时又不愿意，那么事业是搞不成的，也是不符合我们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如今各方面条件好了，但这种创业精神仍然必须发扬，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仍要开拓新的事业，仍然会碰到许多困难。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而没有经过创业艰苦磨练的人，不可能理解创业的艰苦，也享受不到创业成功后的欢愉。
　　3．在开创事业过程中，既要有领导给予物质上的支持，更要有领导者的精神鼓舞。迁所建院关系到研究所的每个职工及其家属小孩。在下迁建院过程中，物质条件困难需要上级支持，没有上级的大力支持，像要经费有经费，要水泥钢筋有水泥钢筋，要想在短期内将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安顿下来开展工作，并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学院，招收第一届大学本科生,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科学研究、高等教育要讲究质量，要出成果、出人才，所以上级在物质条件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对此，农垦部曾给予了极大支持。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精神因素仍然要起领先作用。在迁所建院过程中，没有加快建设步伐的精神状态，没有深人实际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领导与群众一条心、同甘共苦，要在困难条件下度过灾荒战胜困难是不可能的。在最艰苦的年代，两院的之所以没有一个人离开两院当逃兵，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周总理外，其他领导如叶剑英、郭沫若、王震同志等在精神上也曾给予了莫大的鼓舞。尤其是王震同志，从1958至1960年，每年冬季都来所院小住并参加劳动，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此外，何康同志当时每去一次北京，都会从上级领导那里得到或大或小的支持，加上何康同志本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及身体力行的作风，都在精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激励宝岛新村人更好地工作，做出成绩和贡献。
　　4．在肯定迁所建院的同时，必须指出有“左”倾思想的干扰。我们说研究所下迁海南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是否必须下迁到农村基层呢？这可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不时地引起两院人们的争论，有时候争论激烈甚至达到白热化程度。以我看，要保证一定规模的科研教学机构的正常运作必须有相应配套的社会服务系统支撑，因而有两种做法供选择：一种是，从科研、教学人员工作、生活条件以及安排职工子女就读就业需要来说，像两院规模的科研、教学机构应该设在有一个中等城市作依托的地方，而把正式的田间试验放在临近的试验基点上，或者建立一个大的试验农场等，这是一般的做法；另一种是，把科研教学机构设立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域，必须使之向一定规模的科学城发展，不是一个研究机构，一个高校，而是设立多个研究机构，加上适当的工业企业，自成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如美国的州立大学就是这样建设的，规模达三四万名大学生，占地6000英亩左右，各种工作生活设施完善而自成体系。在这两种做法中作何种选择，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然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背景存在“左”倾的思想影响，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不能不带有“左”倾的痕迹。
　　回顾迁所建院的历程，应该看到，成绩是主要的。由于下迁，我们研究院才有了一大批国内外领先的科技成果；由于创立了学院，才实现了全国各热作垦区皆有我们学院培养出来的橡胶热带作物人才。1988年，对我们迁所建院的成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把热带农业科研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使我国热带农业更快发展，使之在世界上居于更先进的地位。

（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