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考验
　　1958年7月，我在南京林业大学（当时为南京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当时的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希望尽快参加工作、一展宏图。为尽快到达工作岗位，分配名单宣布后，我顾不及回家探亲访友，便怱忙赶往广州报到。但出人意料的是，研究所已经下迁至海南岛了，只留下少量的妇幼老残，几天后也将南迁。于是，我在广州逗留不到一个星期，便义无返顾地随着最后一批下迁人员乘船来到了海南岛儋州研究所新址。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何敬真教授主持的第一研究室（生态研究室）工作。当时，由于新址的研究大楼和职工宿舍都还没有盖好，所以，迁过来的大部分人员办公和居住都临时安排在联昌试验站。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个研究室都只有一间实验室。何敬真主任和一些老先生们都同我们一起，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既做实验又办公。此外，居住条件之差更是难以想象——除了老教授和部分中级研究人员能住上一小间砖瓦平房外，其余大部分人员都住茅草房。我和加工研究室的一名姓楊的辅助人员同居在一小间茅房中。房中除了2张木板床外，什么也没有。
　　当时的现实情况虽然同我心目中的科研单位有较大差距，但我一点也不介意，一点也未影响我来这里的工作热情。我只感到，这里一切都新鲜，所有东西都值得我学习。我向何敬真教授学习防护林知识，向聂培林先生学习水土保持知识，向单志宜、陈有义先生学习橡胶和苗圃知识……感到生活十分充实。
　　盛夏的海南，风和日丽，但有时也会晴天霹雳。这年的9月2日，也就是我来这里工作后的一个多月，刮起了一场12级以上的大台风。我出生在湖南，在武汉和南京读大学，因而对台风，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而没有亲身经历过。因此，听说要刮台风了，不但不害怕，还很想见识一下。
　　在台风到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同宿舍的楊同志，开始还时常跑出房间外面来感受；后来由于风、雨太大了，电也停了，两个人就只好躲在房间睡觉……到半夜时，我们房间的茅草屋顶被风掀开了；顿时，大雨如注，两个人的被单全被雨水淋湿了；房子也被风吹得“咯吱”直响，不时还听到外面大树断倒和树枝断裂的声音……我们俩再也无法入睡了，只好各自找一个不漏雨的角落敖过这一夜。第二天早上出外一看，只见到处都是被吹断倒了的胶树和其它果木；我们的茅草房顶大部分都被风吹走了，没有顶的茅房四壁也被吹得东倒西歪，差点倒塌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才真正感受到台风的威力。上班时，我把淋湿的被单衣服拿出来晒干；然后，就赶快参加了全所同志打扫环境卫生、拾取胶材和胶果的行动。晚上，所里就把我们安排在实验室居住。
　　经过这次台风，我虽然觉得台风可怕，但并没有被它吓倒，仍然激情满怀、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因此，我经受住了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二、创新成功后的喜悦
　　我在第一研究室工作不到半年，便调到了院人事处工作。1959年末，又因工作需要而调到橡胶系(现橡胶研究所)栽培生态组，主要工作是参加许成文教授主持的“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课题研究。到组后，我被安排到试验农场三队蹲点，具体负责胶树地上部分和根系生长的观测和资料整理工作。胶树地上部分的观察是在大田进行的。观察用的胶树是邻近开割的幼龄树，树高10米以上，因而需要搭很高的竹架爬上去进行观察。虽然具体观测工作是由2位技工负责的，但我还是经常同他们一起做观测工作。
　　观测项目中，有一项是观测橡胶树叶蓬的生长过程，即每抽发一新叶蓬时，都要每天测量叶篷的长度、宽度和它的叶片面积。连体叶片面积的测量是个难题；当时没别的办法，只好沿用古老的数方格方法——就是用一块划有小方格的透明板，对着叶片，一个一个地数方格，然后根据每个叶片占有方格数的多少累积计算叶片面积。具体工作中，我深深感到这样的测量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很不准确；不细心时，还会伤叶片。因此，我便产生了要攺进它的想法——
　　我想起了在学校学习测树学时，有一种用形数估测立木材积的方法。这方法是这样的：通过测量树木的胸径和树高，计算得到圆柱体的体积后再乘以一形数便可以了。橡胶树的叶片面积计算是否也可用这样的方法呢？我很想把它弄清楚，于是便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我从胶园中釆摘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叶子，分别测量了它们的叶长、叶长二分之一处的叶面宽以及它们的实际面积，然后把每片叶子的面积同叶长乘叶长二分之一处的叶面宽的矩形面积相比，便得到了一个比例系数，这一系数我称之为形数。大量测定后发现，形数值虽然与叶片的形状和大小有关，但变化范围不大，大体变动于0.61~0.65之间，绝大多数叶片是0.63左右。因此，我便决定用0.63作为胶树叶片的形数。我将这一结果向许成文教授汇报后，许教授很高兴，肯定了这项研究，并决定在日后胶树叶片面积的测量中，不再用计数方格，而均改用此法。这样，在田间测量胶树连体叶片的面积就简便多了——只要测量叶片的长和宽，长与宽相乘后得到的积再乘以0.63就可以了。从而，大大节省了这项观测工作的时间和减轻了它的劳动強度，也提高了试验的准确性。尽管这只是一项小小的技术攺进，但我还是尝到了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创新成功所带给我的喜悦。
　　在参加橡胶树根系的研究工作中，我当时主要负责根系的田间生长观测。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查明了胶树根系的周年和昼夜生长规律以及影响根系生长的温度、湿度和土壤质地及营养等条件，但关于土壤中氧和二氧化碳 这2种重要气体含量对胶树根系生长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工作却迟迟没有开展。这是为什么呢？我就此请教了许成文教授。许敎授回答我说，这是由于迄今国内外尚没有较好方法可资借鉴。我问：“我可不可以试试？”他鼓励我说：“你可以想想办法，看怎么进行好。”
　　于是，我从此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查遍了院图书馆中与此有关的中、日文资料（我当时的日文已可阅读；但英文尚不行，因而未查英文资料），确实没找到这方面的简便可行的研究方法。院内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条件，不仅没有测定气体成分及其含量的仪器，甚至连现成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也没有。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想法解决。
　　首先，我想起了中学上化学课时用排水取气法制备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方法，认为这一方法有可能移植到我的试验中来。于是，我便从仓库中领来了做一些化学实验用的玻璃瓶和一些化学试剤，进行了制备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实验。实验结果很成功。
　　接着，就是进行不同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浓度对橡胶幼苗根系影响的试验。此试验是这样设计的：先把刚发芽不久的橡胶幼苗栽种在一盛有营养液的上下两端有接口的玻璃瓶中（当时用蒸馏瓶替代，瓶的体积用排水法测知），待苗木生长正常后，便将各个种有试验用苗的瓶灌满水，再把瓶口用石蜡（当时无橡皮泥）密封（绝对不能冒水漏气），然后根据所设计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体积比），将自己制造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一一从瓶的下端输进瓶中，根据瓶子上端排出的水量便可准确掌握所输气体的体积。瓶子不要完全充满气体，留有少量水分以保持瓶中的湿度，以利根系的生长。
　　这一设计的试验很成功，不但可以看到不同组分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对苗木根系和地上部分生长的影响，还可观察到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气体对根系影响变化的全过程。试验的重复性也很好。因而，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确定出了影响胶树根系生长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浓度。
　　我把这项试验的结果向许教授汇报后，许教授十分赞赏和肯定，我为此感到很高兴。后来，这些研究结果都被写入了《橡胶树根系研究》这一总结报告中。本来，如能在这一方法基础上做进一步攺进，是可以弄清楚土壤气体对胶树根系生长影响的许多问题的；但因1961年课题改革，橡胶树生物学研究这一课题被终止了。因此，根系的研究工作也就不再进行了。对我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在云南温泉农场搞“样板”
　　1964—1965年期间，为了落实毛泽东同志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树“典型”，搞“试点”。农业部门的“样板”运动更是开展得轰轰烈烈。当时，全国共搞十大农业样板，橡胶就是其中之一。时任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何康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把搞好海南和云南两地的橡胶树“速生丰产样板田”列为196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海南的样板田包括院试验场以及西庆、西联、西达等农场，以橡胶树丰产为主，由当时任橡胶所所长的黄宗道教授亲自负责，主要是土壤农化和生理生化2个组的科研人员参加；云南样板点则由栽培生态组组长许成文教授负责，参加人员有郝永禄（副组长，后半途回院）、胡耀华、周钟毓、黄春兰和周经帝等5人，主要任务是实现良种化和胶树速生。
　　我们一行6人大概是1965年5月初到达云南的，经向云南农垦总局请示汇报后，便确定在景洪地区搞2处“样板田”：一处设在景洪总场的飞龙农场，这里的特点是低山、坡度大、全部人工开垦、已种植的胶林中长有较多茅草；另一处为东风总场的温泉农场，这里的特点是缓坡丘陵、可机械开垦、已植胶树不多，现正在大面积开垦中。另外，云南热作所也派人一起参加样板田工作。不久，我们来到了允景洪的云南省热作所，与所领导一起商议后，确定成立样板工作领导小组，由许成文教授任组长，云南热作所石明辉所长任副组长。为方便联系，许组长留飞龙农场，除指导面上工作外，还具体负责飞龙农场样板田工作。飞龙农场的工作人员有：郝永禄（后提前返院，只参加了一段时间工作）、周钟毓和云南热作所的王醇儒等4人，时任云南热作所副所长的戴渊教授有时也来此参加部分工作。温泉农场样板田则由我负责，参加人员有黄春兰、周经帝和云南热作所的张玉娥等4人。
　　温泉农场是个新建场，距中缅边境线很近，只2～3公里。当时边境线附近的秩序不太好，经常有国民党的一些残匪前来骚扰。就在我们到场后不久，驻在我农场场部附近的一个边防连队就同他们进行过一次枪战，我方还牺牲了一名战士。这个场的规模不大，只10 000余亩地，技术力量也很弱。
　　我们4人到达后，农场安排我们住在离场部大约1公里左右的一个新建生产队。这个队当年的生产任务是开垦定植800亩橡胶树。我们驻点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搞什么样板？当时，由于整个组都没什么经验，许教授也只对我们做了些原则性指示，因此，一切工作只好靠自己来摸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了解，最后与场方形成共识，即要把温泉二队建成一个实现良种化、梯田化和覆盖化的样板队。具体任务为：第一，完成800亩开垦定植任务；第二，5度以下平缓地十字定标种植，5度以上坡地等高定植，修筑1.5~2.0米宽的环山行；第三，全部定植RRIM600优良无性系，萌动芽接桩定植；第四，当年定植成活率95%以上，保证抽生2蓬叶稳定后过冬；第五，全部开垦地种植覆盖作物，不得长有茅草，人均管理定额60亩以上；第六，林段四周和林段与林段交接处种植铁刀木，一方面做防护林，另一方面做薪炭林，以解决生产队居民的烧柴问题。将上述意见向领导小组汇报后，领导小组同意了。这样，样板田的任务算是明确了，接着就是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了。
　　客观上讲，这的确是一场硬仗。因为它任务重、时间紧、人手少。首先是任务重。一个生产队要在一年内完成800亩地的开垦、定植任务并实现全面覆盖化。当时，这不仅在云南没有，就在海南也是很少见的。二是时间紧。云南的雨季一般从6月中下旬开始，10月上旬结束。当时已是6月初了，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上述任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是人力少。记得当时全队不足50人，只有1个苗圃班、1个后勤班和3个大田生产班，且大多数是妇女。场机耕队也只安排了3台拖拉机（1台斯大林80，2台TД54）协助清山、筑梯田和挖穴。这样繁重的任务，一旦组织不好，别说搞样板，就是完成这些任务也很困难。面对这些任务，我们蹲点的几个人虽然知道困难不少，但还是信心十足的。当时，我们在连队都是分在不同的生产班中，一边跟班劳动（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一条纪律，也是搞样板田的一条重要经验），一边开展样板田工作。
　　为搞好这800亩地的开垦定植，首先我们从道路和林段规划入手。通过张玉娥同志，从热作所借来了一付罗盘仪，利用它，我们很快就测量出了一幅地形图，虽然比较粗放但实用。在此基础上又很快作出了道路和林段规划。应该说，初期的工作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但是越往后，碰到的问题也越多，工作的难度也越大了。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拖拉机推梯田时应该如何定标？开始我们同人工开垦时一样做，标定在环山行中央，而且一个山坡一个山坡地定，结果拖拉机操作不方便，来回走动时很容易把标压倒，造成很大浪费。后来我们攺用根据拖拉机的开垦需要定，标定在环山行上方，且密度不要太大，只需在地形明显变化处定上几条（但长度要比人工开垦的长）。这一问题解决后，接着又出现了拖垃机推梯田时如何留表土和如何推水平的问题。开始时，拖拉机推的梯田高低不平、深浅不一，并且表土和心土混在一起，使以后无表土回穴。为此，我连续数天到田间观察拖拉机的作业情况，发现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与拖拉机手的操作步骤和方法有关。于是，我同拖拉机手们商量后，操作上做了如下3点攺进：第一，先用TД54沿梯田带推去表土，并每隔一定距离放置一堆，供日后回穴用。第二，.在此基础上再用斯大林80筑梯田，推土时，不要一步到位，开始时，推土铲的角度可小些，待形成梯田雏形后，再调至15度角推到我们所要求的规格。第三，遇到山脊处，推土铲应稍微挖深些，遇到山凹处，推土铲则应稍微挖浅些，这样有利于将梯田推平。经过以上改进后，所推梯田的质量有很大提高，而且越往后质量越好，完全达到了规定要求。此后，虽然还碰到了一些小问题，诸如拖拉机挖穴时如何定标，用萌动芽接桩定植时如何促进接芽萌动和如何护芽等问题，但都在实践中很快解决了。
　　在整个的任务实施过程中，真正使我们感到头痛并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的问题是大头蟋蟀的危害。首先，是大头蟋蟀大量危害芽接桩萌发的嫩芽，有的地段的危害率高达15%以上，给我们工作造成不少困难。开始，曾设想沿种植株四周撒农药防治，但工作量大太，难以具体实施。但不这样做，又危害很大，无法保证足够的苗木成活。我们就这一问题专门访问了老工人。一些老工人说，雨水下多了，虫害就少了。这对我启发很大。为此，我决定对已植苗木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结果发现：第一，雨季开始时定植的苗木受害率最大，晚后定植的则要轻很多。第二，萌芽长不足0.5厘米的最易受害，而且受害后的植株不再萌发新芽；抽芽长度5厘米以上的，虽然也受大头蟋蟀危害，但受害程度轻得多，而且多从芽的中间咬断，留下部分仍可抽发新芽。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采取了选用芽长5～10厘米左右的芽接桩，大规模定植放在雨季中期这一做法。实施后，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上控制了大头蟋蟀危害。第二个问题，是大头蟋蟀对覆盖作物的危害问题，这比对芽接桩的危害严重多了。雨季来临时，我们在一些已定植胶苗的林段播种了蝴蝶豆、毛蔓豆和无刺含羞草。毛蔓豆和无刺含羞草均生长很好；但100余亩蝴蝶豆，则在出苗不到一个星期时全被大头蟋蟀在第一对真叶下方咬断了，幼苗完全失去了再生能力。而蝴蝶豆又是我们这次要推广的一个品种，这次全部受害，不仅影响定植当年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也破环了我们推广蝴蝶豆的计划，因此感到问题比较严重。而当时，农场的通讯很不方便，打长途电话很困难；就是打通了，这些情况也很难在电话中说清楚。为此，我们4人商议后，确定由我亲自去飞龙农场向领导小组许成文组长做一汇报；另外，也请张玉娥同志回所去搞一些其它覆盖作物的种子。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从允景洪到大勐龙每天只有早上一班车，而且很难乘上。为了赶时间，我和张玉娥同志只好步行。从温泉农场到飞龙农场虽然只70余华里路程，但需要翻越几座高山，沿途又大多是森林，村落人家很少，加之张玉娥又是一女同志，因此走路很不方便。但我们对此考虑很少，只希望早点赶到飞龙农场。我们上午11点左右出发，只在出发时吃了一碗米线，便马不停蹄地赶路，大约下午6时左右便赶到了。向许成文教授作了全面汇报后，最后确定打电报回院，解决所需种子，设法补种；也计划从云南热作所收集瓜哇葛藤或其它覆盖作物种子进行攺种。当时，院机关的工作很明确，一切服从前方需要；因此，院办收到了我发出的电报后不久，就把蝴蝶豆种子寄来了。由于种子数量比我们要求的少，大田直播种植有困难，就攺用营养砖育苗。为避免虫害，育苗圃四周均撒了些防治大头蟋蟀的农药。当时，已是8月中旬了，正是大规模定植橡胶和种植覆盖作物的时候，队中抽不出劳动力。于是，我们4个人就亲自动手；从育苗到补种，大部分都是我们4个蹲点人员起早摸黑完成的。补苗后的效果还不错，依旧按原计划如数完成了蝴蝶豆的覆盖任务。这一问题解决后，就再也没碰到什么大的困难了，一切都进展得比较顺利。我除了管好样板队外，还经常接受场长指派，到其它生产队去检查和指导生产工作。
　　我们在温泉农场“样板田”的工作大概是在10月中旬结束的。经检查，早期确定的几大目标都已实现，人均管理的林段面积还超过原定目标。当时，不论生产队的职工还是农场领导，对我们4个人的工作都感到十分满意。我们离开时，生产队的职工依依不舍，农场领导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并杀了一条猪为我们饯行——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很大的礼遇了。
　　回院后，在当年院的工作总结大会上，我就温泉样板田的工作作了一个发言。我从内心感到，这一年参加样板田的收获很大，不仅从基层干部和工人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学到了许多新的实践知识和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年，我被评为院的先进工作者。后来我得知，温泉农场样板田的工作得到了云南省农垦局的肯定，并代表云南农垦出席了后来在北京召开的样板田工作会议。1966年春，原计划要安排我在八一农场金川作业区继续开展样板田工作，我和周裕方、温瑜玲等3人也已在那儿蹲点搞了3个余月，后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终止了。
　                                                                　四、下放兵团三师乐光农场劳动?
　　“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年，即1969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华南热作两院。为了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攺造，除了留少数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均下放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即原广东省农垦总局）海南各团（即原海南农垦局的各个农场）的连队参加劳动锻炼。我们全家于1969年10月21日下放到第3师11团（即乐光农场，团的番号记得不太清楚了，可能有误）。同我们一起下放到那里的还有我们栽培组的楊剑雄、麦惠群夫妇俩、学院热作系土壤教研组的陈宗源老师、院武装部部长刘凤林夫妇、基建科的楊俊德夫妇和院办的唐锡玉夫妇等共11个人。
　　到该农场后，我和我爱人孙英华被分配在第4连参加生产劳动，我分在大田班，孙英华分则在苗圃班。我俩由于都有经常参加劳动锻炼，因此到连队劳动，并不感到十分吃力，有时干得比连队的工人还出色。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班上一位最会劳动的老工人比赛挖穴，一天内看谁挖的穴最多、最符合标准。结果他一天内挖了19个（当时定额为7~8个）标准穴，我也挖了18个——几乎不相上下。从此，我会劳动且有一手挖穴的好本领的名声，就在连队和团里传开了……
　　其实，我在连队劳动的时间不是很长，还不到一个月；后来便因工作需要，把我从连队调到了团生产科。当时团生产科的力量很弱，除了一位负责的部队干部和2位原来乐光农场的一般干部外，就只有我和从海南农垦局下放来此的一位统计员了，没有一位技术人员。因此，我到生产科后，全团的生产技术工作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当时，全团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开垦荒地6000亩，准备第二年种植橡胶。任务的确不轻，好在我巳经有了在云南省搞样板田的经验 ，而且在品种识别、幼苗芽接、苗圃管理、宜林地选择、防护林规划、修筑等高环山行、定标挖穴等方面也都比较在行，既懂科学理论也懂技术操作实干。因此，当时我在连队干部和工人（当时称兵团战士）的心目中印象还不错；我讲的话，布置的工作，他们大都比较听从。
　　当时，兵团的大量开垦任务都是通过“大会战”形式完成的，有时是团组织，有时是全师组织；“大会战”的时间一般是3天左右，从早上6时一直干到下午7时，中间不休息；有的时候，甚至吃住都在工地。为了搞好每次大会战，我除了事先要替领导做好参加大会战的人数、任务、地点的安排外，还得每天下连队现场了解情况和督促检查工作，有时还参加劳动，经常是半夜2~3点才能从生产连队返回团部，第二天清早上6时左右又得开始工作。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我虽然有意见，也感到很不适应，但每次会战完后当看到一大片开垦好的荒地时，一些不满的意见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内心也得到了安慰。
　　经过近半年的奋斗，前后共组织了10余次大会战，我们团原订的6 000亩的开垦挖穴任务，至1970年5月初已基本完成，质量也不错。本来以为有足够把握高质量地完成这年的种植任务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师部这时又给我团追加了2 000亩开垦定植任务。而这时己是5月下旬，距离雨季只2个余月时间，不但时间紧，而且天气炎热，不便砍岜、开垦和挖穴；更糟糕的是，当时的苗圃苗木已不足种植1000亩地的需要了。团部领导虽然也知道这些困难，但因为是命令，也就只能服从。当我把这一任务分解后具体布置到各个连队时，连队的领导也大多思想不通，由于是命令，口头上虽然表示服从，但行动上已大不如以前。在完成追加任务的过程中，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大会战”，但效果远不如以前。最后，这一任务虽然完成了，但开垦质量差了很多，环山行窄且不水平，植穴的大小和深度也不够，这给日后的定植和管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雨季开始后，全团的中心工作转入橡胶苗定植。这虽然不好搞“大会战”，但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却是很明确的。这项工作由于团部抓得紧，因而进行比较顺利，至9月上旬，8 000亩地的种植任务已基本完成。检查结果是：早先开垦的用萌动芽接桩定植的6 000亩地，成活率都在98%以上，而且长势不错。后来开垦的2 000亩地，一方面由于开垦质量较差，不方便定植和管理，另一方面种植用的苗木质量也不高，有的是用弱苗定植，有的则是用从其它团里调来的未抽芽的苗木定植；因此，总的成活率不高，只70%左右，补了1~2次后才达到了师部规定的95%成活率的要求。总的说来，我团1970年的开垦定植任务虽然顺利完成了，大部分（约65%左右）地块的开垦种植质量也还不错，但如此大规模的开垦留给后来管理上的问题也确实不少。
　　我当时在生产科的工作比较全面，不但要管橡胶，也要管其他农作物（特别是花生、黄豆和番薯）的种植工作。橡胶方面，不但要管苗圃、开垦定植、幼龄胶园管理和割胶，甚至还要管橡胶加工。当时我团的开割胶园不多，只50余亩，原来这50余亩胶树割下来的胶水都是外运给一些地方农场加工的。后来团领导指示，要我想办法自已加工。这给我出了一大难题：一是我不是学加工的，既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也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二是团部内也无这方面的人才和学习资料，学习也无从下手。面对这一任务，开始有点不知所措，后来在翻阅我带下来的《中国橡胶栽培学》时，幸好发现在这书的最后部分有一些关于橡胶加工的知识——这算是有点学习资料了。这时，我也想起了在农村看到的制作烟胶片的情况，于是便决定搞烟胶片。从连队要了2位会砌炉灶的泥水工，我同他们一起，边商量边动手干……终于把制作烟胶片的烟胶房建了起来。虽然，我不久就离开了团部，没有亲眼看到烟胶片生产，但生产科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烟胶片在第二年还是做出来了。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于1970年10月21日，又被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第一批调回了学校（我爱人晚我一个月调回），从下放到调回，时间整整一年。临走时，团领导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还做了一个不错的鉴定让我带回。我很看重我这一段经历，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一年中，同在云南搞样板田一样，虽然少学了一些书本理论知识，但确实学到了不少实践经验，大大增长了我种植橡胶和从事其它农业生产的才干。后来的许多工作无不得益于这一年的实践。
　                                                                　五、农业生态学在我院开花结果
　　我们全家从乐光农场返回学校（当时，两院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后，我被安排在培训部第2队当教员（我爱人孙英华则安排在新技术组做微生物农药702的效价测定）。在教学连队当教员这几年中，虽然只负责胶园管理的教学工作，教学任务不是太重，但要同学员们一起生活（下连队时则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也就没什么课余时间学习其他东西了。
　　1974年，取消了兵团建制，并恢复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后，我也从研究院调至了学院热作栽培系的橡胶栽培组，从事橡胶栽培的教学工作。当时，橡胶栽培组的人较多，力量也强，橡胶栽培教学分成3个敎学小组进行。第一小组由王秉忠同志负责，主要从事苗圃育苗和开垦定植部分的教学。第二小组由我负责，主要从事胶园管理和气象灾害防除部分的教学。第三小组由陈世勤同志负责，主要从事割胶部分的教学。总的看来，当时的工作量不是很大。因此，我利用了这一段宝贵时间拼命地学习和开展科学研究，希望把“文化大革命”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学习上，我除了参加院组织的英语学习外，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已补学一些基础学科知识，如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应用数学、多元统计分析、控制论等；並大量翻译了一些英文和日文的有关计量生态学、计量植物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如日文的植物生态学、农业气象学、应用统计学中的系统动力学，英文的植物生理生态学等。
　　从大量的阅读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生态学知识应当成为作物栽培专业的基础知识；我们不能只掌握作物（当时主要是橡胶）栽培的知识，更应当知道这样的栽培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还应当知道怎样设计栽培措施才能取得最好的生态及经济效果等。我决定为此做出努力。计划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设法把分散在各种书本和杂志上的有关定量描述生态环境、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零星知识，综合整理成一本书，以便为下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一个基础。二是从橡胶生物量的测定工作入手，多方面地开展橡胶树的生理生态和胶园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我把这一想法向当时热作系的系主任潘衍庆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完全赞同，并积极支持。在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这两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
　　先说教学。经过近1年的准备，我自1978起，开始就农业生态问题在工农兵学员中做了部分讲授；至1981年，便正式用我自编的《作物栽培的生态学基础》这一教材，为热作栽培系1977级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试开的效果不错，后来又应学生要求，连续开设了几年。此后，我也就不再教授胶园管理了，转为专门教授生态学。在当时，全国农林院校正在掀起一场“生态热”。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还不多，我这本教材公开出版发行后，便因为其思路比较新颖，内容也较充实，得到了不少同行人士的肯定，不少人都来此索取。所以，这批教材也就很快用完了。
　　此后，为方便与全国农业院校交流，1983年，我又续编了一本《农业生态学》教材，并将它列为热作栽培系的必修课。因此，当全国农业院较尚在讨论是否为农学类专业开设《农业生态学》课程时，这门课程在我校早已是必修课了。应当说，我校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1986年，我院又获准招收生态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生态学科不仅在我院立足下来了，而且逐渐成为一门优势学科了。
　　再说科研工作。开始时，实验室研究的条件很差，我就发挥我院地处农村、有一个大的试验场和有一大批学生这一优势。先从测定胶树的生产结构和现存量入手，每年结合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寒暑假期的学生勤工俭学工作开展生理生态学这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当时的工作进展是比较顺利的，也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后来，由于工作的深入，需要进行胶树群体光合量的测定。胶树是乔木树种，做这样的测定十分困难。为此，我决定用数学模拟的办法解决。这样做，需要解决好下面2个问题：一是要确定胶树叶片光合量与光、温、湿等主要气象要素之间的一些数量关系，二是要确定光合量在胶树叶冠层中的衰减规律。上述2个问题都需要测定胶树的光合作用，而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测量仪器，因此只好沿用经典的半叶法进行。当时，参加这项研究的共3人，除我外，还有王钊和舒宜通两位同志。王钊是学植物生理的，也做过半叶法，便决定由他和舒宜通两人具体负责这项测定。为了使测定结果更加切合实际，我们没有用离体枝叶，而是在大田选用橡胶幼树的连体叶片进行，每天早晚都要取叶样称重，同时还要测定取叶时的光强和大气的温、湿度。开始时，我们坚持自己做；后来感到工作量太大，测定的时间又长，因此，只好向系请示要了3位工人做这项测定。
　　用半叶法在室内测定离体叶片的光合作用，本来是件极简单的事，但在田间进行就困难多了。最大的技术障碍就是，在野外风很大，不易用火柴点燃酒精灯；灯点燃后火焰也不稳定，因而很难溶化用来杀伤叶柄韧皮部的石蜡。这一麻烦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天。后来，舒宜通同志想起了家乡焼茶用的炉子，它很挡风，可能对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有用。他向我汇报后，我很支持他这一想法。他做了个样本，试用的效果很好。由于这一困难得到了解决，后来的测定工作就顺利多了。此项测定一直坚持了近2年时间。
　　幼树叶片的光合作用测定了一段时间后，为确定叶冠层光合量的衰减曲线，需要进一步测定郁闭胶园不同高度叶冠层的光合量。由于成龄胶树的叶冠层高，站在折叠梯上测定己不可能，因此只好用竹子搭了2座16~17米高的架子进行，每天的测定工作本来是由何万桂等几名女工进行的，但因这项工作很辛苦，还有一定的危险，因此，我也经常上架参加测定。这样，一来可体验这项测定的艰辛，二来也可鼓鼓士气。记得有一天，负责测定的几名女工中有一人生病了，由我代替她测定。当天早上的露水很大，树枝和竹架都很湿，我们自上至下分层取样完后，她们先下来了。我下来时，一不小心脚踩了个空，便从七八米高的架上掉了下来，几个女同志吓得大叫起来；幸好我们测定的这株胶树就在医院门诊室旁边，当时看病的人很多，一听到喊声后，医生和看病的人都跑了出来，便七手八脚把我扶到了急诊室，并通知了我爱人孙英华……当她赶到医院时，医生已对我作了检查，结果认为我伤得不太严重，只伤了点皮肤，没有伤及内部，这才使她放心下来。我从树上摔下来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系和院里；之后，栽培组的同志、系和院的领导，如梁炳鸿书记、潘衍庆主任以及黄宗道院长等都来医院探望了我；我对他们的这种关怀，是万分感激的。由于伤势不是太重，不几天我也就治愈出院了。
　　我们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在胶树生产结构、胶树现存量估算、胶树群体光合量和呼吸量估算等方面研究相继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热带作物学报》上发表有关论文近10篇。此后，又相继开展了胶树干物质积累规律、产胶潛力以及胶园生态系统营养元素的最优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和推进了研究深度。说实在的，我们当时的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在橡胶领域是领先的，而且就从作物生理生态和农业生态学科方面来讲，至少也处在国内的前列。1986年，我被广东省破格晋升为教授，也算是对我这方面工作的一点肯定吧！
　　我在农业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方面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虽然和我个人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当时的系领导潘衍庆同志、院领导黄宗道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分不开的。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试验场生产队砍10余株胶树，做胶树的现存量和不同粗度根系和茎干的频率分布研究；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建立一个田间实验室，并从生产队抽调4名工人，长年累月地帮我做光合作用测定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无法在试验场二队做胶园生态系统的定点观测；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无法取得第二期世界银行贷款作研究经费。因此，今天当我们谈论这门学科在我院的成长时，是绝对不能忘记他们的这份功劳的。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