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然橡胶
　　我们每天都在和橡胶打交道，如坐在有轮胎的车上，穿着高级橡胶鞋，使用各种橡胶导管，甚至女孩跳橡筋……这些产品原料都来自天然橡胶。但天然橡胶究竟从何而来，含有橡胶的胶乳如何采集加工，多数国人恐怕未必知晓。因为巴西橡胶树仅产于热带，在我国也就是仅产于热带北缘的海南岛南部和北部、中部，云南南部、以及广东、广西南部的局部地区。 
　　世界上能产橡胶的植物有2000余种。其中，巴西橡胶树（俗称橡胶树）是最重要的产橡胶的植物，因为它的橡胶产量高、品质好，它栽培容易、采割方便、生产成本低、经济寿命长。有人给这种树写了一首小诗：“一年一度换新衣，两季花开春夏期，三片叶儿迎阳笑，老家原本在巴西。”诗的第一句说它是落叶乔木，第二句说它花期，第三句说叶片形态，第四句说原产地。
　　天然橡胶是从含橡胶的植物中采割胶乳加工而成的产品。橡胶树的胶乳含橡胶，胶乳产生于树皮中的乳管，而乳管是从树皮中形成层细胞分化产生的。割胶时，切断橡胶树皮上的乳管，胶乳就从乳管中流出来了；通过引导流入胶杯中。收集后分别加工成浓缩胶乳、烟片胶、风干片胶、皱片胶和颗粒胶（标准胶）等商品形式，就可作为原料出售了。
　　橡胶实生树每株干胶年产量不超过2公斤，优良品系的芽接树在3公斤以上，每亩约33株，现在芽接树的干胶亩产量一般可超过100公斤。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吨干胶约6000多元，1公斤6元多。近些年胶价大涨，近期已涨到干胶每吨20000元，芽接树平均亩产值为2000元。（香蕉年亩产值也就3000元左右，那是一年生作物，工本费高。）橡胶树苗定植后一般生长到6～8年开始割胶，经济寿命一般为30年左右，有的可高达40～50年。原先淘汰的胶树一般都当薪柴；20世纪70年代后，胶木经改性处理后，加强了密度和硬度，且防虫蛀，可作家具和建筑材料，因而使用价值大增，价格也大涨，为植胶者增加了收入。
　　橡胶树引进到我国种植始于1904年，迄今种植史超过百年。解放前，我国主要是海南进行生产性种植橡胶，在海南只有归侨如何麟书、区慕颐、曾汪源等种植的小规模的胶园；我国各种类型的小胶园共2420公顷，胶树106.65万株，其中开割树64万株，全国年产干胶只有199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产天然橡胶很少，工业和国防建设紧迫需要大量进口橡胶，而帝国主义却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1951年，党中央作出了以最大速度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1952年开始组织人力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热带、南亚热带地区进行全面勘测、规划，大面积开垦森林荒地，建立橡胶垦殖场。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植胶区三代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拼搏奉献，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我国热带北缘建成了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推翻了国外植胶权威关于植胶区仅限于赤道以北15度到赤道以南10度的热带地区的传统论断。现在，我国植胶面积达65.5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年产干胶56.9万吨，居世界第五位。国产天然橡胶自给率从20世纪50年代0.99%上升到现在的50%。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
　　我国植胶区属热带、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有低温寒流、台风危害，加上干旱和土壤贫瘠，不能像东南亚国家那样有适宜橡胶树生长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经过我国科技工作者和农垦干部职工几十年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创造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植胶区地理气候特征的天然橡胶生产技术体系，取得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重大成果，如：全国橡胶科研协作组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科委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云南、广东农垦总局的《橡胶树优良无性系的引种、选育与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国家科技部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这首先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农垦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奋斗；其次，作为国家级的科学机构和高等学府，热作两院在推进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发展中也是功不可没的，其艰苦创业的历程应予叙述和称颂。
　　                                                                           二、 热作两院
　　热作两院全称原是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建立于1954年。建国初期，在如上所述的十分特殊的形势下，为了解决种植和加工橡胶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央决策组建橡胶研究所。为了对外保密，1953年筹建时叫特种林业研究所，1954年3月正式成立时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而后同年12月改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址设在广州沙面，1955年迁至广州石牌。1956年改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8年下迁到海南岛儋州，同时与华南农学院共建成立了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尔后，又随着形势、体制和任务的变化，研究所和分院的名称先后分别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热作两院迁建在离海口140多公里，离儋县县城10多公里的荒山野岭，没有社会服务依托，创建初期的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服务设施都得靠自己从零开始进行建设，这里可列出9条：⑴建水电设施。开始照明点煤油灯，后来用电灯，第一座火力发电机组仅6千瓦，然后才建火电厂，而后建水电厂。开始挖水井解决用水问题，后来建起自来水厂。⑵建副食品生产基地，种菜，养鱼，养猪、牛等，为职工学生提供副食品。⑶办医院，以及幼儿园和中小学，为职工医疗，子女入托、入学提供相关机构条件。⑷成立基建队，同时建石灰厂和砖厂，兴建宿舍平房；科研教学大楼则交由海南建筑公司负责兴建。⑸建立商业服务机构。（6）成立汽车运输队。（7）设立公安保卫机构。（8）在海口、湛江、广州设立办事处，负责物资采购，解决来往的两院人员食宿等问题。（9）请儋县有关管理部门在宝岛新村设邮局、银行、书店、粮站网点。两院人为创造这些生活和工作条件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来两院视察，了解到两院人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面貌很好，动情地写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的光辉题词，以鼓励和鞭策两院。后来两院用大块牌子誊写放大周总理题词，并挂在研究院主楼二楼外墙，成为两院的座右铭。
　　创建初期的研究所只有培育部（下设6个研究室）和工艺部（下设4个研究室）两个研究部门，加上行政部门，共有职工234人。1957年何康出任所长。1958年迁所建院。开始时研究与教学机构合一，后来有分有合。作为研究系统也就有橡胶、热作、植保、加工4个研究系外加粤西、兴隆2个试验站。而学院设立了热带作物系、热带农学系和加工系3个专业。当年招生247名。分设本科班、进修班和工农班3个办学层次。
　　两院自1958年迁所建院，到2007年，头尾合计也可算50年了。两院有了巨大发展。
　　如今，研究院升格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地处2省5市（广东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儋州市、文昌市、万宁市），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分析测试中心、3个实验站，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个部重点开放实验室，7个部级测试中心，1个部观测试验站，5个省重点实验室，4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学院发展成为农学为主体的综合大学，称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设有12个学院。办学层次齐全，有博士后、博士、硕士、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和成人教育等层次。学科特色突出，在热带农业科教方面优势明显，所设专业涵盖了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等学科门类。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个农业部部级重点学科，3个海南省省级重点学科，11个校级重点学科；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9个高校教师硕士专业学位点，1个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5个本科专业，6个应用型本科专业，23个高职专科专业。2006年在校学生12000多人。
　　但是，正如前人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211工程”在向海南高校招手，为此，海南省政府实施了高等教育资源有效整合、优势互补，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的重大举措。经过周密的筹备，2007年9月5日，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海南大学合并组建的新海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并进入争取尽快跻身省部共建的“211工程”大学的征程。至此，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开了，热作两院的历史终结了。为了留下纪念，不妨对两院一体50年的功与过、得与失、是与非，作一番述评。
　　——两院的50年是人才辈出的50年。她的第一任院长何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长，何康是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粮食奖的获奖者。她的第三任院长黄宗道由于在热带作物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而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她的第四任院长吕飞杰升任中国农科院院长。2006年，两院副院校长陈秋波当选为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组织理事会主席，陈秋波是首任此职的中国人。50年来，院校毕业生4万余名。其中优秀突出的代表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78级毕业生陈章良，是享誉世界的知名科学家，他是我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奖获奖者，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在高等农业院校身居要职的，还有学院78级毕业生郑小波，现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在华南各省热作科研生产部门，尤其是橡胶主产区的云南、海南，有许多热带作物学院毕业生身居要职，成为事业中坚力量。当年何康院长在迁所建院之际，就曾预言：“凡有热作处，皆有宝岛人”。如今这一预言真正实现了。
　　——两院的50年科研硕果累累的50年。即便在两院创建的早期，两院专家就在橡胶热作的种质资源采集、选育种、优良品种推广，橡胶树抗寒、抗风、抗旱栽培，植物保护，橡胶热作机械，橡胶热作产品加工，热作科技情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在两院发展阶段，科研更是硕果累累。不仅橡胶树北移研究取得新成就，而且橡胶树育种的新技术也有重大突破。世界上首例橡胶树花药体细胞植株的诱导和移栽成功就是两院的研究成果。1984—1994年，两院应国际橡胶发展与研究委员会（IRRDB）及其成员国要求，先后举办了4次国际橡胶花药培养培训班，向产胶国传授有关技术。采用花药培养体细胞植株与微体繁殖相结合的创新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研制和繁育橡胶树高产速生的新型种植材料这一世界难题。此外，两院在橡胶树稳定三倍体的诱导技术、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等方面均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地位。还必须指出的是，基础研究方面，首次发现外源茉莉酸对巴西橡胶树乳管分化的诱导作用，并提出了“外源茉莉酸与机械伤害是通过橡胶树内源茉莉酸的诱导作用而刺激橡胶树乳管分化”的假说，这一橡胶树乳管分化研究也居同类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50年来，两院科研成果近600项，获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奖励300多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橡胶科研领域，两院的权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两院的50年也是科研教学系统特色鲜明的50年。两院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方面是全方位的、彻底的、坚持始终的。它的特色表现在：第一，组织机构上，一套领导班子，两块牌子——包含研究院和学院，避免了扯皮和貌合神离。第二，面向生产，服务生产。院址设在橡胶生产基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儋州有十大橡胶农场，是我国产胶最多的县份之一，而两院又有6万多亩生产基地，这就为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第三，重点突出，涵盖面宽。以橡胶热作为中心，包括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等学科门类。从教学角度看，专业课程的各方面都可以理论与实践较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橡胶栽培，有植物学、解剖生理、遗传育种、栽培、植保等专业，可以学会采集制作植物标本、显微镜观察、品系鉴定、芽接、育苗、定植、抚管、防治病虫害、割胶等操作过程。从研究角度看，可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选择课题，例如，抗性速生高产品种选育、管养割、病虫害预测预报与防治等诸方面创新技术，从而直接为生产服务。就总体而言，教学系统为以橡胶为主体的热作事业培养人才，科研系统则以建立与发展以橡胶为主体热作科学体系为目标，科研与教学资源共享，各自进行探索与创新，出人才出成果，互相促进。两院的这种结合模式，可以说是独特的模式。美国的基本模式是研究系统办大学，而前苏联则是研究系统与专业学院双枝独秀，两院的模式既包含美国的因素，也隐含有前苏联的因素。就这三种模式而言，两院模式表现得更全方位、更直接、更侧重于生产。应该承认世界事物的优劣利弊总是相辅相成的。两院模式只不过是诸多模式中的一种，它运行了50年，其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都有待历史评说。
　　——两院的50年也是艰难曲折发展的50年。其艰难表现在无城市依托，因而需全方位办社会服务；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带来各种难题。全方位办社会，必然牵扯科研教学领导许多精力，他们既当院长又当镇长，一笔科研教学经费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往往捉襟见肘。地处偏僻农村带来了人流物流的困难，并带来信息流的困难。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高投入，高成本。它的直接后果之二是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人才的吸引力。尤其在市场经济时期，人才的流向是城市，是繁华，是富裕。尽管多年来，两院主管单位农垦部或农业部，以及两院本身都曾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但仍然难以根本扭转人才流失和引入难的局面。50年来，两院有一批老专家老教授不慕荣华富贵，一心一意投入到橡胶热作事业上。他们的事业心和艰苦创业精神，成为两院最大的凝聚力，从而使两院有所成就、有所发展。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老前辈。但是对摆脱困境也曾有所试图。如20世纪80年代前期，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回迁。当时全国农业院校普遍回迁，包括北农大。对于两院回迁，有关行政管理方面只同意迁至海口。但主迁主流是迁湛江，并且已经为迁往湛江作了若干前期工作。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两院迁往湛江的势头，不惜以撤销院有关主管领导职务并予以调离来显示反对迁往湛江的决心，并且已经许愿在海口拨出3000亩土地以作院址。因为上级对主迁去向是非的处置强硬，无疑为主迁者泼上冷水，主迁议论静寂下来，搬迁之说不了了之。不过，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年迁至海口，对两院发展会更加有利呢？
　　——两院的50年是倍受关怀的50年。党和国家中央领导、各部委、各界名流来两院视察与参观，其规格之高，频率之高是任何院校，即使是一流名校，都无法比拟的。这里不妨作些概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中央高层领导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邓子恢、叶剑英等或到院本部或到粤西站视察。20世纪80年代后，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如赵紫阳、胡耀邦、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委员长们、政协主席如万里、李瑞环等。委员们来视察的也不少，解放军高级将领如罗瑞卿、张云逸、肖华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曾应邀来访。科技文化名流更是来往不解绝，其中，科学家包括钱伟长、童第周、牛满江、宋健、周光召、于光远等，文化名流包括郭沫若、田汉、茅盾、巴金都曾来两院参观访问。老院长何康的“广结善缘，好客成风”的院训吸引着各界人士，从而为提高两院的知名度，为两院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两院50年犹如江河流水，川流不息，它有波涛汹涌的日子，也有默默流淌的时光。江水冲击着，激起浪花。生活也一样，点点浪花点缀着生活。因此，我们不免也来叙述生活的浪花。

　　　　　　　　　　　　　　　　　　　　　　生活的浪花之一：必修课

　　1958年，迁所建院，专家、教授、职工举家搬迁。后来又不断从全国各地调入各方面的人才。他们都开始了宝岛新村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被通称为开门7件事，是生活之必需。柴放在第一位，它关系着吃喝和洗。原先在广州或其他城市，燃料供应是有渠道的，虽然要出钱，有定量，但还是会定期供应。海南不生产煤，燃料就是柴。在宝岛新村，柴，公共食堂公家会组织砍伐，各家各户就要自行解决了。于是，“打柴”就成为两院科教职工的必修课。时间就在星期天，家家出动，带上砍刀、锯子，或远或近，四处寻伐。砍柴的途径或方式大约有如下几种：第一，是到老胶林钩柴。要先准备好工具，找把弯钩的砍刀，安在长长的竹竿上，以便钩取。老胶林会有干枝。到了胶林，向上张望寻觅枯枝，找到目标，动手钩下。钩柴最大的劳累是长时间的抬头仰望，脑袋脖子很容易晕酸。但钩柴也有优势。柴干，胶柴燃值高，柴干就较轻，便于搬运；能钩下的柴都会是枯枝，回家便于截断处理。因此，钩柴一直被长期运作。第二，在附近寻砍小灌木。初期附近灌木丛生，不难砍伐；但后来就要走远了。砍一把灌木，扛在肩上走回来，就够累人的。小灌木的缺点就是燃值较低。第三，是伐大树。初期田间野外有些树木，后来还有些榕树；榕树因为纹路扭曲，不易砍劈，燃值也不高，所以开始光顾不多，后来好的都砍没了，它也就跑不了啦。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了，记得植物园曾有一小片枫树，被砍了。枫树直径都有四五十公分了，树龄不短的，那样的树很出柴，纹路很直，好处理。所以现在植物园就见不到枫树了。不过，专门栽植的标本树木，还是有人管理，无人敢去砍。最壮观的拾柴活动要数台风后了。几乎是男男女女，家家户户，成群成队，带上锯子砍刀，甚至午餐干粮、水壶，称得上是浩浩荡荡直奔胶林了。一场台风，尤其是级别高的，风路经过的，胶树就要遭受不轻的损失胶树或被拦腰吹断的，或树枝断裂的，胶林一片狼藉。公家要派人清理胶林。也允许私人去拾残断枝条。平时寂静的胶林此刻喧闹起来了，锯木声、砍劈声此起彼伏；吆喝声、欢笑声不断响起。基本步骤就是削去枝叶，砍切成段，绑扎成捆，等待运输。如果路途不远，夫妻轮流肩扛，或借手推车全家齐心合力推车。因为收获颇丰，不觉劳累。也有依傍公车捎带回去的。不妨说段插曲。有一次，郑克临副院长儿子随人在台风后到胶林拾柴，年轻人三朋四友的，砍了柴就托朋友用车拉回。被郑副院长发现，下令要儿子把柴送饭堂，儿子不服，也不送；郑副院长后来通知饭堂管理员派人拉去饭堂。几根柴火，还是自己砍的，只不过就捎个脚吧，也绝不允许。当时的院领导者确实是一尘不染啊。
　　其实，用“必修课”这个词是后来的事。20世纪60年代初，学院学生陆续毕业，每年都有留校的。留校的小伙子要成家了，自然要在院内觅姻寻缘，一旦有情投意合的，自然会推波逐浪步步深入的。准女婿见准丈母娘是常事。到了这一步，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以两院当年风俗和景况，礼物倒未必讲究，但勤劳的表现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劈柴就成为最佳演出了。星期天，到准丈母娘家，表演一番，吃顿晚饭是情理中事。女婿也因此当成了。有人做了，也就有人跟，有人传，于是劈柴便成了女婿见丈母娘的必修课。星期天下午，遇到他们出门，不免就会有人带着几分祝愿的口吻说，去上必修课了！于是必修课的诙谐含义就约定俗成地传开了。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有蜂窝煤后有煤气供应，才免上必修课。
　　其实，现居院处所系级领导的，不少是上过必修课的。

　　　　　　　　　　　　　　　　　　　　生活的浪花之二：一碟红烧肉

　　迁所建院初期，生活当然艰苦，甚至有时主食，粮食也有接不上茬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主粮降至每月19斤，不免要瓜菜代。好在海南四季常青，可常年栽种。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两院，就还品尝过木薯食品。那时职工都吃食堂，两院有蔬菜生猪种养基地，能基本保证供应。1963年后一段时间，广东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两院供应标准参照广州，副食供应大为改善。食堂菜肴品种丰盛，不是你想要吃什么，而是你是否吃得起，反正大鱼大肉都有。但后来就不行了，每况愈下。饭堂每周也就只供应2次肉食，发票作凭证，凭票供应。每家每周就2张票，每张2角钱，红烧肉，大约在周二周五供应。那时多数职工都住平房，一间挨一间，一排挨一排，到供应红烧肉那顿晚餐，有谁先到食堂买到，回来一吆喝，左邻右舍都会出动，拿票去买。家里有10岁左右的小孩自然是买菜的主力。不妨说个小故事。一次供应红烧肉，王家小孩和同伴一起高高兴兴去买。一碟红烧肉倒在盘上，也就十一二小块。小孩正在长身体，嘴馋啊；看这碟红烧肉，口水早就流了，但还不敢有动作；走出食堂，越看越馋，终于忍不住，捏了一小块，一进口，香啊；走几步，忍不住，再捏一块；一路强忍着，也就捏了三四块。回到家，碟子一放，怕妈妈发现批评，又跑去玩了。妈妈收拾好厨房，出来看了桌面上那碟红烧肉，竟就这么几块，很不高兴。心想，食堂也不能如此啊，端着盘子问个究竟。到了食堂一说，炊事员果然先问：是你孩子来买的吧？问明白了，炊事员只好说，孩子嘴馋，边走边捏着吃的，这事都有过的。炊事员也是左右邻居，往碟子上添了几块，还说，不要打孩子，缺吃，嘴馋啊。
　　也还有另外改善生活的时候，平时就蔬菜，鱼肉是少见的，因此每逢从白马井水产公司拉冰鱼，那就热闹了。早期还能拉到稍大稍好的鱼，后来鱼就越来越小了。小也是鱼啊，各家各户还是拿着篮子排队买鱼。有一段时间总拉小剥皮鱼，几乎只有小孩巴掌大，两三指宽吧，食堂是很不好处理的。各家买了回家，剥皮、清洗、下锅、煮熟，还是会满屋飘香的。家家户户都在操作，都是在晚间，于是香味飘散在宝岛新村上空。但第二天就变味了，剥皮鱼的皮剥了当晚倒在垃圾堆水沟边，经过一夜，发臭了。真是：晚上鱼味新鲜，白天臭气熏天。这也算是一景吧。
　　改善生活，还得说说过年。过年了，后勤部门要供应年货。猪肉是第一桩，每家少的也有6斤。还有腐竹、粉丝、蘑菇、木耳等。你买吧，其实，6斤肉就30多元，再加其他年货四五十元，对月收入五六十元的家来说，也是不容易过的。过年食堂还是使出浑身解数，尤其做糕点，花样多，质量好，色香味俱全。就单说极其普通的酥饼、开口笑，非常可口。现在的糕点铺做的，远远不如那时食堂师傅的作品。

　　　　　　　　　　　　　　　　　　　　生活的浪花之三：特别的问候

　　迁所建院之初，专家们最初住联昌试验站，有砖瓦房。大学生和一般职工在宝岛新村草房上马，平地起家。后来在宝岛新村盖砖瓦房。教授算是有带院子的小楼。而何康院长、林令秋副书记、吴修一副院长却都住在排为“乙等”的砖瓦结构的平房，也就是五六十平方米，两房一厅的套房。其实质量不怎样，墙壁批当用灰砂浆很薄，几乎还能看到砖缝。有一排盖在去植物园的路沿，两层，屋顶成拱型。有两房一厅、一房一厅两种规格，讲师、科级干部住。这排称为“维吾尔房”，不知此称呼的出典，墙面地面要好于乙等房。助教一般职工住平房，有三种：砖瓦结构、瓦顶；砖瓦结构、平顶；砖瓦结构、拱顶。一排一般6间，每间一拱，一排6拱，成面包形状，故称“面包房”。这些等级的住房都非套房，只是在房前几米处盖一间小伙房，也可兼洗澡用。面包房一间就十四五平方吧。一家三五口人也就这么一间。面包房因为屋顶比瓦房矮，且屋顶是砖连砖成拱形的，可能是参照石拱桥的力学原理吧。当时可能是建筑界的一种新模式，因为实际是砖顶，又偏矮，散热慢，屋又小；海南又热，到夏天，屋里几乎是蒸笼般，夜里总是要在地里洒水。住过面包房的几乎有各色人物。例如，后来任两院代书记的钟双华、副书记裘森芳，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住过面包房。而教授住过面包房的，有的是“文革”时被扫地出门，有的是70年代初下放回来的。
　　面包房没有卫生间，附近有公厕。上班时大小便可在办公楼卫生间进行，节假日就非去公厕不可了。因此，附近住家人员常在公厕相遇。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几乎是第一位的。当时互相见面，很少你好我好这样问候，一般都随便打招呼。但也有从家乡来寻配偶的，为显示热情殷勤嘴甜，一见面就要问，你吃了吧？一位教师多次复述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他上厕所，便后出到门外，碰到老乡，他也是要上厕所的，相遇了打招呼，对方问：“你吃了吧？”老师信口回答，吃了。一出口，发现不对茬，只好开起玩笑了：“该轮到你去吃了。”上卫生间也因此留下难忘的笑话。

　　　　　　　　　　　　　　　　　　　生活的浪花之四：文化生活点滴

　　两院文化生活特点是城乡结合，院校为主。尽管在乡下农村，但毕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化生活还是院校特色显著。大学生自不必说，有自己的乐队（管弦洋乐队）、歌咏队、文学社团，有定期的文艺会演。教职员工的文化生活则与政治气氛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初，几乎每周有交谊舞会，何院长总是带头起舞。气氛和谐优雅。教职工还有丝竹民乐队，定期同乐。1963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专程来院演出。该剧院阵容强盛，包括如李默然这样的著名演员。来院后，在露天剧场演出曹禺名作之一《日出》，演出非常精彩，演出后还开座谈会。1964年，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也来院参观并演出，她的优美歌声感染着科教职员工和学生。当然，这些演出都是有限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交谊舞不跳了，教师们兴之所致，组织了话剧团，排练《千万不要忘记》，教师们都是文化素质高，普通话又好的人，虽然未受过专业训练，但很快上手。果然一演出就获得广泛好评，并被邀请到海口作专场演出，甚至引起轰动。说实在的，这些教师都是身怀十八般武艺的。女演员朱亚男就是北京人，何瑞源也是半个北京人，其他演员也都是北方人，就凭那标准的普通话，在当时的海口，就够档次的，何况他们不论在音质、演技、表情等方面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的一次演出话剧，业余演员也因此常被忘记。他们主要有：朱亚男、何瑞源、屈扬、李世杰、丁庭英等老师。愿他们晚霞似锦。
　　其实，两院的基本文化生活就是电影。每周有一到两场，有自己的放映队。电影场也是露天剧场，还是专门修建的。它的特点是前半场低，后半场高，电影银幕挂得也比较高，所以视线不会互相遮挡。看电影是要自带凳子的。院本部电影场附近的住家一有电影，都有小学生们先拿自家的椅凳占个好位。附近农村的农民也赶来看。电影场多半满满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他影片都成毒草封闭了，只放“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老两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也仍然会吸引人去看，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很多人几乎都看过10来遍，可是，再放还照看。尤其《地道战》许多情节、对话、音乐几乎都会背诵。不妨描写一段细节：当《地道战》放到方化扮演的那段鬼子进村时，随画外音的响起，全场几乎伴随音乐旋律节奏齐唱起来，洪亮的歌声响彻云霄，……这怕是电影放映史上也未必多见。“文化大革命”后期，偶尔也有些外国片，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的影片，再加上中国的新闻片。因为各有特点，人们也为这些影片编个顺口溜：“中国新闻简报，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生活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例如放8个“样板戏”，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确实有不想看的时候，那不行，说看不看是个路线问题。这样大的帽子你敢不看吗？！再说做“3件事”，现在的年青人怕对什么是3件事都莫名其妙。那时集体不论要做什么事，都要先做这样的3件事：第一件唱《东方红》，第二件读语录，第三件喊“敬祝×××万寿无疆！”“敬祝××××永远健康！”……尤其讨厌的是，早上到饭堂买饭，第一批人就要做了3件事才能买饭，所以宁可去晚一点。如果你又是第一批进商店买东西，还要做；如果想去那大，第一批上公共汽车，要再做……这叫折磨人，不叫过日子。歌词再也编不出来了，就剩一句话，还有强词夺理的味道——有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这号货。一首歌就只有那一句话。
　　粉碎“四人帮”初期，在电影场引起满场伤感落泪的是朝鲜片《卖花姑娘》，引起满场笑声的则是香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后来，被禁锢的许多电影先后开禁重播了，新的影视片也出厂了。到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也开始进入各家各户了。于是，文化生活就有了新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生活终于又活跃起来了。每年都要举行文艺会演或者其他形式的活动。有时是以单位，如大学、中小学、幼儿园为主体会演；有时是各单位混合，推选精品公演，并举行评比，颁发各种奖项。在各单位演出中，最受欢迎的一般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节目，那分稚气，那种天真无邪，和大哥哥大姐姐比，分明别具一格，可爱极了。尤其做父母的看着台上自己的孩子天真活泼的笑容、一丝不苟的表演，心里都会乐开花；照相的闪光灯会不停地闪……宝岛新村的孩子们都是在两院自办的幼儿园、中小学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是在艰苦与欢乐声中成长起来的。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