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间的一天，院里的杨振堂老师给我打电话，大意是：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在开展“天然橡胶事业”选题的史料征集工作；经他查阅资料，认为我父亲曾友梅是从事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元老级前辈，作出过突出贡献，让我将他的事迹写一下。当时，我就傻眼了，说：“父亲从事橡胶科研工作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那时我还是个婴幼儿呢，啥事都不懂啊，怎么写呀？”杨老师说：“你父亲就你一个女儿，你知道多少，就写多少吧！”这些天，我的脑海一直在思考、回忆……父亲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总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这一辈子过得并不快乐，应该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我这样想，也许不能满足写作的要求，但我只能凭自己感觉来写了……

　　1955年，我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值中年的父亲，此后一直未再婚。其原因我并不清楚。按说父亲的条件是没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很年轻时就当教授了），长得英俊帅气，用现在的话说，真可谓是“钻石型的王老五”了。当时，朋友们给他介绍的对象并不少，如有女医生，还有女画家……不乏才貌双全者，可他都没有动心。这原因恐怕有3个：一是事业心强而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以致没有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二是受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冲击而怕连累 别人；三是母亲是父亲唯一钟情的人，死后是无人可替代的。
　　                                                                 一、投身橡胶事业
　　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新中国非常仇视，封锁、禁运橡胶等重要的国防战略物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党中央决定建立我国南方天然橡胶基地，快速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从全国各大学院校、科研机构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了华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队，主要任务是对我国南方橡胶等热带资源进行考察。父亲当时是山东大学教授、植物系主任，也调到广州参加华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队，并担任副队长。当时，他还带上了山大的10位学生一起参加考察队。从1951年到1952年历时近2年，父亲与考察队的全体成员涉足海南岛、雷州半岛大片未开垦过的荒蛮地带，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终于将这两地的橡胶等植物资源、植被情况、地理环境等做了全面的考察调查，并写了重要的考察报告呈交政务院。
　　1953年，时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元帅，亲发调令将父亲从山东大学调入建在广州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父亲任第3研究室副主任，主持了橡胶生理及橡胶北移的国家重要课题。当时新中国橡胶事业刚起步，要将橡胶树北移，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资料，必须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开展探索研究工作。虽然研究所设在广州，家也安在广州，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长年不在家，老是出差在外。
      记得1955年冬，那是一个特别阴冷的冬天，母亲突发肠梗阻，被送往广州河南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不料发生医疗事故，母亲竟死在手术台上了。这一突然而至的噩耗，如晴天霹雳，几乎要将父亲击垮。当时，我才3岁，如今对母亲已没有任何记忆了；但在我年幼时的印象中，却清楚地记得母亲死后好一段时间里，有好几个晚上，我看见父亲一人独自在房间里，呜呜地哭得如此伤心，以致每回我看见他哭，我也会哇哇大哭起来……我并不是哭那死去了的母亲，因为我那时还不懂事，记得大人们哄我，说母亲只是睡觉去了……；我哭是因为父亲哭得伤心而害怕的缘故。听长辈们说：母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长得非常漂亮，而且性格活泼；父亲和母亲走在一起，是人人称慕的一对“才子佳人”；夫妻非常恩爱。而今母亲突然诀别了，父亲自然悲痛、失意至极……
　　也是那年冬天，一股冷空气造成了华南垦区橡胶树大面积的严重寒害，使刚刚起步的橡胶垦殖事业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时，正处于丧妻巨大悲痛中的父亲，遂又振作起精神来带领着同事们迅速奔赴灾区第一线进行寒害调查与救灾工作。父亲长期深入到粤、桂、闽、滇的橡胶垦殖区去调查，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科研紧密结合实际。仅1952年至1957年短短的几年间，父亲就发表了不少有关橡胶树研究的论著。其中，由华南垦殖局出版、1952年编写的《橡胶树解剖与生理讲义》（1～3册），应该是我国最早的橡胶专业方面的教材之一。其他还有《橡胶树北移及其存在问题》《橡胶树低温生理研究》《关于橡胶树抗寒和防寒问题》《橡胶树光合蒸腾作用和产量、环境关系的研究》《抑制橡胶树芽条侧芽萌动的研究》等。
　　                                                        二、在政治运动冲击中坚持科学研究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曾经在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讲坛上说：“自然科学深、广、博，要精通不容易。党员文化水平较低，领导科学研究不容易。”这本来是一句实事求是的话，但在当时却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父亲一下子就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
　　那时，我还小，不懂得父亲出了什么事。只依稀记得，有一天，突然有一群人来到我家里把一批公家配置的沙发椅、弹簧床等，在当时属于特殊照顾高级专家而分配的家具搬走了。父亲成了“右派分子”后，政治上是抬不起头了；但所幸的是，他尚能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科研事业。自小就没有母亲的我，靠保姆看管。我还是常常见不到父亲，他仍然下基地、下农场生产第一线去了……
　　1966年，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运动斗争的对象之一就是父亲一类“反动学术权威”，加上父亲有“老右派” 的帽子，他便首当其冲被揪被斗，关进“牛栏”，强制劳动改造。　　那时我已经懂事了,那段往事也记忆犹新：我由于父亲的问题，在学校成为了“狗崽子”。多次被带去看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参加批斗父亲的批斗会。每回亲眼看到批斗台上父亲戴着高帽、挂着“牛鬼蛇神”牌子、被剃头、辱骂，低头弯腰挨整……我都真切感受到“眼泪水往肚子里咽”的滋味啊！心里难过的很；但是，必须强忍泪水不敢流出来。否则，被身旁的红卫兵发现了，就会说我与反动老子没有划清界限，回到学校我准会挨批斗的。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父亲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他一边承受着挨批挨整的压力，一边默默地一步一步攀登在科学征途上……。自1958年迁所建院后，父亲的研究对象从原先的橡胶，转为油棕、椰子、种、病虫害（植保）等，也4次调换。研究的对象、从事的专业都不稳定，并且每次变动后的研究领域都是开创性的。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祖国橡胶等热带作物事业的发展，他毫无怨言，都服从组织分配和工作需要。并且，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他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8年研究所从广州搬迁到海南后，选育剑麻等作物，先后4次更换；而从事的专业则从原来的植物生理学转为栽培、父亲就立即下到红光农场团结队蹲点搞课题试验。为了解决防治剑麻生理叶斑病的难题，他在田间设立观察点；为探求发病原因，他在低温到来之时，顶风冒雨在室外进行观察。记得那年的除夕之夜，正值北方寒流入侵之际，他坚持要到试验地里工作。大家都劝他回队去休息，但他说：“‘不入虎穴，蔫得虎子？’今晚正是观察病害形成发展的最好时机啊。”于是，他和大家一起在试验地里挑灯夜战，直至大年初一凌晨听到远处福山圩镇传来人们喜迎新年点燃爆竹发出的阵阵爆竹声，他还在与同事一起忙着……他的这种不怕艰苦、执着追求、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受到大家的敬佩。
　　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的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粮食紧张。那段时间，父亲在试验场的油棕队蹲点，搞油棕栽培与育种试验，也与工人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地干活，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有几次他用自行车带我到队里玩，我听到工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曾”。我看见父亲住的是低矮黑暗的茅草房，吃的是集体食堂的大锅饭（说是大锅饭，实际上主要还是地瓜、木薯）。每次父亲带我到队里，都从茅草房的屋顶上抓下晒干的地瓜干、木薯干来慰劳我。这是他从食堂打来的地瓜、木薯, 由于他有胃病，不能多吃，吃不完时，便切成一条条扔到茅草房顶上晒干而成为干粮。他说这东西好吃，可我知道那东西吃了就会尽放屁呢。
　　自被打成“右派”后，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压抑而艰苦的环境中，父亲2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既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干科学研究艰苦的智力劳动。通过试验研究，父亲终于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先后写出了橡胶树、油棕、剑麻等热带作物教材、论文及翻译文章30多篇。其中，父亲在1958年翻译了报导东非剑麻优良品种选育研究的论文《东非剑麻杂种H?11648的选育过程》，该论文的译文报道为我国剑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1963、1964年农垦部2次派人到东非引种提供了宝贵的科技情报资料。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海南等省区已大面积种植H?11648东非龙舌兰剑麻杂种，该品种至今仍为当家品种，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及具有较大的创汇能力。
　　                                                               三、战斗在科学的春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根据有关政策，单位党组织对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进行了改正，并对其曾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纠正。1983年，父亲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湛江市政协副主席、湛江市九三学社主任委员等要职。湛江市委、市政协、市科委曾多次聘请父亲带队到外省及广东湛江地区进行科研及经济考察，并请父亲参加讲学、做学术报告等社会活动。
　　父亲在从事繁忙科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所兼的社会工作。粤西试验站（现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及毗邻的湛江农垦中专学校，地处湛江市20多公里外的郊区，30多年来该郊区一直没有公共汽车站，也没有邮局、银行及派出所，给长期在那里工作的科研、教学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况且这里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为此，父亲在百忙中挤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写出了有关的提案，并利用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湛江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的影响力，四处奔走、反映情况……终于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使以上几个密切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迫切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科学的春天给父亲带来了发挥老一辈科学家“传帮带”作用的机遇。他虽已年过七旬，却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不顾年事己高，仍然深入到科研生产第一线，扶持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科研力量。家里经常会有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上门与他谈论工作及请教问题……他都非常的热情，并且帮助他们修改论文，提出指导意见。本来，父亲是课题带头人、指导人，在他指导下的科技人员所写的论文及总结，按既定的规则，文章作者署名时，指导人的名字是应排在第一位的；但父亲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或者不署名——他有意识的将年轻人推到前面，而甘为人梯。
　　晚年的父亲仍然主要致力于我国剑麻的研究。由于国家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父亲所在的课题组有了较多的经费，添置了不少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因此那段时间他特别的高兴，以致在家里就跟我谈论他搞的什么细胞的单倍体、双倍体啦，什么科技彩色图谱啦，什么衡温气候室和试管育苗啦……无奈我是“科盲”，都听不懂——父亲“对牛弹琴”。要是以前，在家时他可是从不与我说这些科研中的事情的。
　　通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科研工作实践，父亲在自己从事的学科专业方面，达到了较高的造诣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的荣誉及奖励。父亲是1991年被国家第一批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我国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名人录》，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国际名人传记》，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等书，分别介绍了父亲的业绩。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在颁发的证书中赞誉父亲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教授”。
　　                                                                      四、晚年生活
　　1988年，正当父亲满腔热情地大展身手，希望在有生之年不多的日子里，多做些工作，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10年弥补回来的时候，一天，他突然接到单位一纸《退休通知书》——他必须马上退休了。由于有关部门一些领导人，对父亲这类肩负国家科研重任的老专家的退休问题，采用了如此简单轻率的工作方法，使父亲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虽然他承担着国家剑麻育种课题的科研任务，手头正写着应征的论文（中国剑麻学会征集），还承担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等书的有关部分的撰写任务，但他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思绪全乱了。对于父亲来说，他虽是70多岁的老人，但却是踌躇满志、能继续有大作为的老专家，此时要他退休，无异于半途而废而前功弃尽。在科学事业中一味追求、奋斗不息的父亲，再也不堪这沉重的一击，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手头的所有工作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他一个劲地叨念：“ 完了！完了……！没用了！没用了……！红卫兵来抄家了！我没有里通外国！……” 惊恐与不安折磨着他，“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幻觉强烈刺激着他。
　　看着老父亲——善于逻辑思维的科学家，一下子变得神经兮兮了，我是非常痛苦和伤心的。我为父亲到处求医问药，带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陪父亲住院。
　　但是，父亲的病一直治不好，因为他一旦没有了他所钟情的科研工作，就活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病魔一直缠绕着他，严重的忧郁症使他始终处于一种闷闷不乐的状态，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语地坐着，不愿外出，也不愿见人。
　　为了让父亲忘记痛苦，开朗起来，我想了很多办法——如给父亲念书念报，说说笑话。又如尽量依照父亲的爱好安排生活：父亲爱花，我就买了很多盆花摆在园子里；父亲爱摄影，我就带着父亲外出摄影；父亲爱美术，我陪父亲到老干活动中心学书画；父亲爱参加社会活动，每回湛江市委、市政协邀请他出席有关会议或者参加有关活动时，我就一定盛装陪同西装革履的父亲参加……可是，他以往所有的兴趣爱好，此时已经统统消失了。我的一切努力都没能使父亲再快乐起来。
　　父亲的病慢慢变成了老年痴呆症；他慢慢变得不认识人，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老父亲病情恶化，使我流过不少的眼泪，回想起过去他的养育之恩——
　　由于自小就没有母亲，父亲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我的身上，既当爹又当娘，把我当作掌上明珠。我的性格自小像个男孩子，又是保姆带大的，因此不会料理家务事。“文革”后家里不再有保姆了，父亲只要在家，他就会全部包办买菜、做饭等家务事。父亲做得一手好菜, 他最高兴的是看我大口大口地吃他做的菜。我的闺房经常是乱七八糟，有时连被子都不叠。父亲会不声不响的帮我整理得整整齐齐。父亲经常出差不在家，对我缺少关爱，他感到愧疚。他认为他所能弥补的就是，每回外出前都会问我，要爸爸买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千方百计的满足我。这习惯自我小时候起，延续到我长大成为人妻、人母后，一直到他生病前。记得1983年，我31岁时，父亲要到上海开会，又习惯地问我要买什么，我说想要一件墨绿色的外套。当时，这种颜色的衣服是很难买到的，但父亲却真的给我买到了。与他同行的老谢叔叔告诉我，为了给你找到这件外套，你父亲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大上海呢，他也不知道累。那年父亲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出差在外常常给我写信——婆婆妈妈的，每回写的无非都是：钱放在抽屉里，要用时自己去拿，多买些东西吃啦（他总担心我吃不好）；晚上要注意关好水电、炉火啦（因为我很粗心，他怕我忘记关好水电、炉火）；要记得淋花啦（父亲特别喜欢种花，我家的庭园常年鲜花盛开，四季如春，而我又常常忘记淋花，每回父亲出差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淋花救命呢）。父亲喜欢摄影，每当园子里鲜花盛开时，我就成为父亲的摄影模特儿。我有了孩子后，丈夫在外读书不在身边，父亲有时见我太闷了，说是帮我看孩子，让我出去玩玩，或者看看电影。有一回晚上，当我看完电影回来时，看见父亲紧紧地抱着孩子，孩子哭得满头大汗，他也抱得满头大汗的（其实，我明白，这是他不会抱孩子，孩子难受了才这么大哭的），我看着觉得好笑……可自从父亲病倒后，这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却隐含深深的父爱的小事，如今统统都没有了。我想，如果母亲健在就好了，父亲病重而身边没有妻子护理是很凄惨的。
　　晚年的父亲在沉疴之中苦苦挨了13个寒暑，终于在2001年9月25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父亲病危弥留之际，气若游丝。我作为他唯一的女儿，在他身边守护着，看着他慢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时，我已经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父亲就这样走了。他终于解脱了。

后记
　　“往事如烟”。原本我以为父亲一生拼搏在他所热爱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中，长期身处逆境，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虽曾创辉煌而最后却又悲剧性地告别了人间，其往事会如一片云烟般悄然消散而去了。然而，父亲的往事并不如烟，如今父亲的业绩终于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发展史上留下闪光一页。对此，我和他的后辈们，以及九泉之下的父亲是应该感到欣慰的！

　　　　　　　　　　　　　　　　　　　　　        五、叔的回忆
　　前些时候，我接受院校“天然橡胶事业”史料征集工作小组的约稿要求，写了《我的父亲》一文应约。然而，在回忆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愧疚——我对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父亲，竟然会是如此的熟悉，而同时又如此的陌生！父亲生前将他自己以往的历史埋藏的很深很深，比如，对他自己的家庭、父母情况，对他自己解放前的经历……他总是闭口不谈；虽然我曾经问过他，他也还是一直避而不谈。为什么呢？猜想，他恐怕是被以往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搞怕了——如他怕“言多语失”啦，或者怕说了就会被污蔑成“毒害”我啦……。加上我这个人从小头脑简单，以为父亲不说的事就是不该知道的事，而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该问，也就一直没多问了。可是，父亲过去的事是否我都不该知道呢？我就没有去作一番分析了。结果，到现在要向有关部门提供父亲的史料了，我才感到自己对父亲的过去实在是了解得太少太少了啊！特别是对父亲的前半生，我脑海一片空白、简直就是一无所知呢！为此，我向在老家的四叔——父亲家里最小的弟弟曾友柏（现今父辈中唯一在世者）求救。我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对老一辈亲人的情况都了解很少，我们的下一代就更无知了。国家有关部门现正在征集像父亲那样，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专家的史料，在搞“抢救”史料的工作，需要我们配合，必须赶紧向还健在的老一辈的家人了解情况，也要做“抢救”工作；否则，我们将会永远失去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原想，四叔今年已84岁高龄了，身体也不好，可能已经不能再写什么东西了，等有机会到汕头去一趟，让老人家口述历史，我来做记录吧——可没定日程不知待何时能上汕头，老人家在世时还能等得到我吗？心里正犯愁……
　　前天，我收到一封信，打开信封，取出里面厚厚的一叠打印的稿子，一看真惊喜，原来是四叔写的《缅怀　回忆　思索》一文。我看完后非常赞叹——他老人家好了不起啊！记性和文笔这么好哇！把我所不知道的父亲的另一面都告诉了我，还将父亲的优秀品质及人格的魅力描绘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文章内容翔实、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我看完后，不仅了解了父亲的过去历史，而且深受感动。我想，我的那篇《我的父亲》写的是父亲的后半生，而四叔写的这篇《缅怀　回忆　思索》应该主要是父亲的前半生。这样，总算是对父亲的一生作了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们年轻的后代，应该永远缅怀父亲的优秀的业绩，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热爱事业的高尚品德。为此，我将四叔的《缅怀　回忆　思索》一文附在后面。

　
　　　　　　　　　　　　　　　　　　　　缅怀　回忆　思索
　　我们是厦门人。家在厦门对岸鼓浪屿升旗山下码头路旁一条小胡同里，巷尾小门一打开就可以登上升旗山。
　　我们的祖父是甲午海战广甲号战舰的水手，在一次海战中殉职；此后，祖母寡居。父亲家贫无力升学。时逢清末大臣张之洞大办洋务——在沪建造船厂、纺织厂，在厦门兴办同文书院……。文同书院教授英文，由英国人执教，学校公费，父亲因而获得升学机会。所以，父亲英文水平很好，而中文却一般。
　　当时，印尼侨商张氏家庭投资在汕头兴建潮汕铁路，以便由汕头到潮州转运陶瓷土产出口。兴建铁路须用钢轨、水泥、机车等洋货，办理订购托运这些洋货需要翻译人才，于是到同文书院招聘，由于父亲为高才生因而录用。开始时，担任翻译及一些工程业务；通车后，任总务科长。稍有了收入，便想成家立业，于是便回厦门求亲。
　　当时，厦门有一个华侨茶商，有数艘大帆船行驶于南洋。家有女儿初长成，侍待闺中，公开招婿，不求家财，只求人才。父亲凭自己的才干而获得小姐青睐，遂喜结良缘，成亲后夫妻来汕。岳父购小洋楼一座奉送作为嫁妆，亦即我家第一个安乐窝。地点在汕头广州街36号。广州街是当时汕头新兴住宅区。
　　我家有兄弟姐妹7人，其中，兄弟4人，由大至小是：梅、松、竹、`柏；姐妹3人则是：凤、雁、鹏。其中大哥友梅最聪明，更有艺术天才。家中通用4种语言，父母子女之间通用厦门话，兄弟之间通用广东话，与工人之间通用潮州话，读书用普通话。兄弟姐妹学英语由父亲亲自执教。成绩友梅最突出。
　　父亲对子女教育持“身有薄技，胜过万贯家财”的理念。因此，所有子女中学毕业后一律送入大学读理工科，而不读文科。投入于子女教育的资金支出多而在所不惜，因而除他自己设计的小洋楼一座外，别无其他房地产等恒产。
　　大哥友梅小学在广州旅汕小学就读，当时旅汕小学为汕头最佳小学，他的各科成绩全优，名列前三名之内。其中美术科最为突出。图画由铅笔画家杜汉章执教。杜老师特别给友梅教画粉笔画的技术（粉笔画以黑纸作底，用彩色粉笔作画，修改时要用面包而不用橡皮擦）。友梅的作品曾在全市展览时获奖。
　　友梅小学毕业后考入汕头礐光中学读书。礐光中学为教会学校，建在汕头市的对岸礐石山上，为汕头设备最佳私立中学，全欧式建筑，有足球场和游泳池。该校校长为林天锋。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我国东三省，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不战而退，马占山将军血战嫩江桥，全国震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学生更是先锋。礐光中学学生会成立了抗日组织，宣传抗日，如贴标语、漫画，演出街头剧等。友梅是漫画能手，更会演街头剧，成为宣传抗日的活跃分子。学生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后来发展到成立义勇军，实行军训，请国军驻汕部队教练作战技术。学生都穿军装，并准备筹款买枪北上抗日。对学生抗日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如坐针毡，策划破坏——指示汉奸向绥靖公署司令张瑞贵密报，说礐光中学义勇军是赤色分子，一旦军事训练成功，即发起暴动。因此，张瑞贵接报后即下令镇压，派兵逮捕学生会首领曾友梅、郑邦賢、黄毅、吴郁芳等7人。兵营中爱国士兵闻讯立即渡海通知学生会领导骨干逃跑。友梅得知，当晚半夜就逃离了学校。后来，等士兵到达学校时，学生会址已人去房空，一无所获。友梅于第二天便乘轮船前往厦门暂避。
　　在厦门，我家有姨丈、姨母及舅父表兄妹兰达右和兰明珠。姨丈在中行工作，在厦门白鹿洞山畔有玉屏山庄1座，前为楼房，后有花园，山坡有金鱼池。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各省独立，故友梅逃到福建就平安无事了。他在姨母家中，与表兄妹一起温习功课，准备报考厦大。
　　厦门大学为爱国华侨陈嘉庚所创办，全国知名，其博物馆包罗万象，各类动植物和矿物标本齐全。各地学校都带领学生前往参观。厦门大学生物系为知名学者林绍文教授担任系主任。友梅慕名考入生物系，成为林绍文教授的得意门生，以后友梅一生都追随林教授。中国著名学者牛满江亦为林之门徒，与友梅同窗。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友梅就随林教授到了岭南大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日本军对广州狂轰滥炸。岭南大学遂迁往香港，借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友梅亦往香港，一边做岭南工作，又一边兼做港大工作。当时，友梅已开始搞科研。他第一个课题是研究探索甘蔗的最佳施肥措施，以增加其糖分产量。当时，广东省的汕头市是《建国大纲》中所指定的中国两大糖市之一。韩江三角洲土壤适宜而盛产甘蔗；在汕头曲溪，已建有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糖厂——曲溪糖厂，产品供应全国。友梅认为：种好甘蔗，就是扶助农业；而发展糖厂，就是振兴工业。无农无以立国，无工无以强国。研究农作物增产技术的课题，正符合他的理想。因此，他主持了研究甘蔗施肥技术的试验。我们在香港的家变成了他的试验场所，大小瓶子、烧杯、试管等摆得满屋皆是，弟妹都成了他的义务助手。友梅大哥安排我的工作就是用刀片切下不同施肥措施下甘蔗的根，再用显微镜测定其生长长度及统计其数据，然后汇总供友梅研究论证其中的规律性。他的另一个项目是为香港大学做的，内容是研究香港的生物种类，选择的具体对象是香港的蝴蝶。因此，我们要常跑香港的大山小山，东起鲤鱼门，西至坚尼地城、九龙、新界等地,??全香港通通跑遍。这一经历，为后来日本占领香港时，我带领家人逃离九龙提供了有用的地理知识。
　　原先，父亲打算送友梅到美国留学并为他筹集了一笔经费，后因日本南进轰炸汕头市，父母不幸遇难双亡, 骤然间，家庭生活的重担便压在大哥友梅的肩上；因此，友梅失去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俗话说“长兄如父”，大哥带着弟妹逃难到香港，为帮补家用，除在岭南港大工作外，又找了几份临时工作。由于其时上海人大批到港光临酒店,而香港大酒店的服务员很少懂普通话的, 与上海顾客会话困难极大，因而大酒店急招既懂看英文菜谱、又懂讲粤语和普通话的人担任教师。友梅大哥凭其“北京腔”而被选中，于是，在大酒店靠当临时英语教师再挣些钱。
　　友梅除谋生做工外，把其余精力都投入到发动和组织香港学生的抗日运动中。他联合香港西区群众及学生团体成立了香港西区抗日剧团联合会，参加的有呐喊剧团、歌咏团、儿童剧团、丁丑剧团、羿公剧团、兴华中学合唱团和西区大众青年剧团等团体。演出地点由剧院至街头，足迹遍及全岛及渔村。演出的剧目，长剧有《夜未央》、《古寺钟声》，独幕剧有《人约黄昏》、《月亮上升》、《一个女人和一条狗》，街头剧有《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团由小到大，设备由无到有，已具规模。就在剧团步入全盛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却突然爆发。香港经过18天的抵抗后终于不幸沦陷，剧团被迫停演。
　　友梅在剧团担任导演时，为充实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买了当时所有能购买到的戏剧书籍，包括舞台技术书籍。他特别注重导演艺术，他对角色分析、场面调度、进行速度、高潮形成等，都胸有成竹，详细给演员说明，再由演员融会贯通后自由发挥。因此，他所导演的戏剧富有生活气息、活泼生动，极受观众欢迎。香港沦陷后，他为掩护抗战宣传工作活动，找了一份临时工作，而暗中鼓动团员回内地组团。可惜，团员们各因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关系，无法再度集中，只能到抗战胜利后才在广州重逢会聚，祝贺胜利了。
　　抗战时期，友梅曾在贵阳图云关的国民党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该所以后发展为国防医学院，所长为专家凌可胜，他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绍文教授则为国防医学院生物系主任。美军参战后的前方基地——第27野战医院，就以卫训所为营地。当时，友梅为中校教官，教植物生理学，在此认识了美丽活泼的女医生陈岌（后来成了他的爱人，这是后话）。
　　从香港回内地后，友梅还先后在兰州师院、北京师院、山东大学等高等院校任教。全国解放后，1953年服从国家需要，调到设在广州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8年随该所迁至海南，尔后一直在该单位从事橡胶等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工作。此后，我们天各一方，偶尔相聚，别后详情也不清楚；但是，他的人生及工作中还有一些亮点事迹至今仍然令我难忘。现将其分述如下：
　　（一）友梅的成就在于博览群书。他喜欢买书藏书。所到之处书必成堆，在香港时家中到处是他的书，工作用书堆在工作场所，艺术书则放在家中。他身为教授，工资不少，每月花在购书一项就需40—80元钱。我因工作关系每次在广州会见他，都要陪他到外文书店去买许多书，并帮他把书搬回家。他所收集的某些科学周刊比图书馆还多。他每次买到好书，都会欣喜若狂。有一次，他买到一本好书——荷兰人所著的关于种植橡胶30年经验的专业书，他说：“好了！我现在搞橡胶栽培工作，可以少走弯路了！” 他还说，中国种植橡胶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华侨冒险把良种带回中国；其次，则是大家的努力；再者，就是参考他人的经验了。
　　（二）友梅的科学嗅觉灵敏和求新精神极强。有一次，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已经培养盘尼西林成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不知救活了多少盟军的生命，十分珍贵。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菌种的呢？——可能是从林博士或林会长那里，或是从美军27野战医院取得，因为27医院的总化验室就在卫训所，使用卫训所全部病房及设备。虽然该菌培养成功了，但由于中国当时尚未有药厂能投产，因而还是要用外国药。十分可惜！
　　（三）友梅极具美术天赋，当他在厦大求学时，我们有一个叔父在厦门鼓浪屿电影院负责广告工作。当时电影为新兴事业，十分兴旺。每逢假期，友梅到戏院看免费电影，是在机房的小孔中看的。叔父叫曾银河，他房中放有大幅小幅的宣传画，画的是电影主角的精彩场面的表演。广告画师是请来的艺专毕业生，因广告太多，来不及画了，所以画面有些背景要上色，就叫助手上。友梅来了，广告画师见他无事，也叫他帮手。友梅发现，画师所画的大小图画中主角的眼神，有的画得比较呆板。有一次，友梅在填背景色时，一时手痒起来，就对一幅小画的人物眼睛进行了修改。叔父进来看后大吃一惊——以为闯祸了（因为这是一幅必须立即挂出去的广告画）；但，后来叔父冷静下来定神一看，才发现友梅修改得不错，画中人物的眼神比原先生动了。叔父不明友梅为什么会有这等功夫，友梅便告诉他，自己在小学得名师杜汉章辅导学过粉彩画，专攻人像，还参展得奖。叔父不信，便叫友梅再试修改几幅，果然改过的眼睛都神采飞扬，始知不假；广告师来看了也大加赞美。此后，友梅来看电影都少不了要帮忙修画。当友梅离开厦门前往青岛时，叔父希望他学成之后回来搞广告工作，工资比其他人高，但友梅谢绝了。因为他认为，替外国影片画广告没意义，他的志愿是为祖国发展农业并以此振兴工业而努力。叔父对此表示理解，也赞他有志气，是祖国未来的栋梁，还大力赞助路费。友梅感谢他的好意，但拒收路费。
　　（四）友梅擅长美术，会画讽刺漫画，发人深醒。抗日期间，他画了一幅讽刺蒋介石（戏称“蒋光头”）的漫画，令我至今难忘。该画名为《螳螂挡车》，原先把蒋介石画成一只满头大汗的人头螳螂，伸臂企图挡住满载抗日大众的大车。我看了觉得把蒋介石画得太露骨了。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后来友梅作了一些修改——给“光头”加上两撇胡子，下面又写“张该死”3个大字。我便在玻璃窗上复上画纸描好贴出去。路人看后心照不宣，哈哈大笑，效果很好。
　　（五）有一回，友梅差点走进演艺圈。那是抗日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抗日剧团纷纷离沪赴各地宣传。“中国旅行剧团”为著名剧团，团长是老艺术家唐槐秋。他的手下有一对姐妹花唐若英和唐若青，美貌异常。姐擅演《雷雨》中的繁漪，妹则擅演《雷雨》中的鸣凤，还有配角李景波等衬托，阵容强大。当时，他们准备到南洋巡回演出，途经香港访问，一面公演，一面休整。来港后，他们驻扎在西环皇后道西“太平洋戏院”，地点离我们香港西区剧联会的兴华中学很近，跑路不用10分钟。因此，我们为尽地主之谊去看他们，既是同行，投机的很。他们有一些小事，如借布景、摆设，等等，非靠我们不可。我们则借此机会向他们学习。每换新戏，我们都去参观。后台人员学化装、布景、特技，演员学台风、表情，导演学台位调动、情节处理……久而久之，彼此便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有一次总结座谈时，友梅吩咐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友梅更是有板有眼地说开了——化装：太浓，脸谱化；服装：太鲜艳；灯光：群龙无首，当用特写聚光时，背景太亮，有时脚光强过背景光；导演：没有控制全剧速度，该快的慢吞吞，该慢的一闪而过……友梅还出示他所记录的全剧路线图，并提出改进建议。唐槐秋听后大吃一惊，会后打听，方知友梅系港大讲师，外貌特佳，兼通外文，为戏剧发烧友。于是，他便想拉拢友梅陪他们去南洋兼作翻译，同时也请他演话剧《家》的主角觉慧。友梅也想试试自己的演技实力，并顺便领略南洋的风光。但呐喊剧团的人都反对，怕导演一走，剧团也散了。但友梅行程已定，拟三哥友竹继任导演。剧团同志们为他开欢送会，大家依依不舍。三妹彩鹏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四弟代三妹发言说——哥哥，您走好！我们会自立自爱，我会去做机工，妹妹也会去做抽纱女工……而四妹的眼泪比炸弹还厉害……友梅终于被击倒了。于是，他中途跑回家，把所有的行囊背包带都剪断，声称弟妹未成人，他决不走开！第二天，他也穿呐喊剧团服浅蓝色工人裤去为中国旅行剧团送行代搬行李。有人指责他言而无信，更多的人则赞他是东方文化精神的胜利。友梅差点被维纳斯女神（希腊神化中的美女，专管文艺的女神）牵走了，但他挣脱回来，到雅典娜女神（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专管智慧、科学的女神）的身边。
　　（六）友梅对艺术有独到见解。他喜欢美术也爱戏剧。“文革”时期“样板戏”风行，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样板戏中的主角一点缺点都没有，都造成现代的神仙了。他又说：艺术有时可能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如断臂的维纳斯太高大了，太阳神大卫也比例失调，安格尔的大浴女的臀部比例肯定出错（曾友梅说的3件艺术作品中的“遗憾”，实际上是艺术夸张的表现而不是艺术缺陷——编者注），但都很美，有的时候缺陷也是很美的——在那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对样板戏存在的问题，谁也不敢多说。我提醒他“隔墙有耳”，他才打住而没再接着说下去。有时候，我总觉得友梅是入错了行，青年时代的他，对艺术的灵感远比对科学的灵性多得多。如在香港时，香港著名导演汤晓丹来看了他导演的话剧后，就称赞他的“天才导演”，对他是欣赏有加的。他如果搞艺术的话，说不定会比搞科研能有更好的成就。
　　（七）友梅既是东方文化精神的产物，当然也是东方文明的缩影。他热爱中国，敬重双亲，视兄弟如手足，对弱者相帮，对婚姻恋爱更是东西结合，浪漫主义加传统精神。青岛山大读书时，他在海堤小亭邂逅到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女同学孙露茜，两人都是抗日激进分子，所以一谈即合，相见恨晚；但因山河破碎，无以为家，故相约抗战胜利后必到此亭相会，大海作证，以后天各一方。友梅英俊潇洒，在香港搞剧运当导演时，女主角演员如云，千娇百艳，也常有向导演示爱的，但友梅必告知对方，——他已有佳人在远方，而使对方作罢。然而，抗战胜利后，友梅再回到青岛赴约时，海浪依然，而伊人不见，只好绝望而归。后经朋友告知，孙露茜女士在北上参加抗日联军后，已不幸牺牲。
　　后来，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期间，友梅因病往红十字医院诊治，女医生陈岌也是来自红会，红会总会与卫训所同是一家，可谓故友异地相逢，相互了解，有共同语言。因此，常有往来，继而成婚。后陈医生因肠套叠病在外科手术中病亡。友梅从此未再婚，独自抚养女儿成人，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八）20世纪60年代中期，友梅往福建考察农场，路过汕头，带着小侄儿到他的母校礐光中学游览。在礐石山上，小侄儿找来一棵不知名的野草来问大伯，大伯不假思索就能说出草名和纲、目、科、属。小侄儿不服，又采、了各种野草植物来问友梅，他也都能对答如流。小侄儿回来告诉我说，大伯肚子里有一本大“植物学”，比老师知道的还多。我告诉他：“大伯是你老师的老师呢！”
　　（九）友梅在“文革”中被下放去放牛。“文革”后回来，他说，国家花那么多钱“请”我去看牛，我没有经验，就照老农说的及书中看的去做，我放的可是“科学牛”，牛乳质量一定好。我听了“啼笑皆非”，觉得友梅不失幽默，便夸赞他是“拓荒的牛”。友梅在30年科研工作中，曾先后换了4个研究课题，都是前人未研究的新领域，但他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开创性成果，获得好评。友梅真不愧是祖国科技界一头“拓荒牛”啊！
　　（十）友梅心中最遗憾的事，是他几十年来收集到的科研书籍在“文革”中遭到损失。他原本的心愿是把这些书捐赠给市级农校，因华农、热院经费充足能购书，地方性农校经费困难，送给他们是“雪中送炭”。一本荷兰种植橡胶的书值就80元钱，其他加起来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其中，有些科技期刊更是早年出版而现已绝版的，这对于研究一些课题的背景有重要价值，是弥足珍贵的。
　　（十一）“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友梅路过汕头，被汕头医学院闻知，于是邀请他为全体教师做一场介绍遗传基因的学术报告。友梅应邀，没有讲稿，一下子就讲了几个小时。会后，我收集老师们反映的意见，归纳起来有3点：一、材料很新，有的是专业期刊尚未刊登的。二、黑板图十分精美，像教科书画的一样，细致准确，笔划少作修改；中英文板书整齐，作笔记方便。三、解剖学老师说，曾教授教人体解剖可省下一大批挂图；他学识渊博，讲几个小时都不用看稿。因此，他们一致认为，友梅不愧是国家级的专家教授。

回声

　　友梅兄走完了他的人生的旅程。往事如烟，胶林风雨，棕麻苍翠，见证了他对祖国的忠诚。
　　我为他爱国热情如野火燎原而喝彩！也为他科研成果开创新篇而欢呼！我为他夙夜不懈学海泛舟的精神所折服！也为他忍辱负重甘当开荒牛而惊叹！我为他五彩缤纷的艺术天赋而羡慕！也为他洁身自爱淡泊寡欲而赞美！我为他博爱胸怀桃李满圆而歌唱！
　　科研工作是他的生命，而书本则是他的食粮，两者缺一不可。“反右”斗争时，虽身处逆境，但他仍然坚持科研，因而仍结硕果，发表多篇论文；然而，“文革”十年动乱，却被下放牧牛，精神严重创伤……1979年，改正右派，他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焕发出青春，带领课题组攻关；为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老当益壮，再现身手。——可未曾想到，1988年接读一纸退休通知书后，他便失去了科研工作，也便失去了精神支柱。于是，百科全书再也写不下去了，他崩溃了……最后竟患上忧郁症，一步一步地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来得光明，走得干净：如烟云随风而消散；也像夕阳余辉穿过云隙照的一片彩霞，来去无踪
　　每当傍晚夕阳西下时，我扶仗在汕头海滨长廊远眺，遥望礐石山颠飘来一抹云霞。我想，那也许是预示友梅兄要回来了，回到他的母校西讲堂、宋文楼，在那里徜徉徘徊；因为，他曾在那里，度过年青时快乐的生活，故地重游，美好的往事又会回荡在四周……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