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过得飞快，就像逝去的流水一般,一去不返。建国初期，我从学校出来参加社会工作,至今已快38个春秋，在这近40年的岁月里，其中有过不少喜悦和欣慰，也曾有过各种苦闷和困惑，深感人生征途的坎坷和道路的崎岖。回顾走过的历程，往事至今依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一样，耐人寻味。
　　                                                                       一、走出校门，奔向社会
　　1952年的夏天，我在广西大学快临毕业的时候，各院系毕业生，全部集中桂林将军桥进行学习，旨在提高思想认识，服从国家分配。其时，我也曾经幻想过，走出校门，到祖国的边陲大西北去。年青人思想既单纯又比较幼稚，记得当时看了一场反映苏联农业机械化的电影，很想自己能驾驶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驰骋在广漠的田野上，那有多么惬意啊!后来通过学习和组织上的教导，才懂得了祖国正处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要实现祖国美好的明天，还需要我们付出艰巨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分配方案快要公布了，大家的心情都显得十分焦急……最后当我获悉自己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时，心情十分激动，感到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当时听说“开发华南，种好橡胶”是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共同作出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对能有幸从事橡胶事业，感到自豪、鼓舞和由衷的高兴!就这样，我开始了农垦拓荒植胶之旅。
　                                                                       　二、农垦哨兵生活的片断
　　1952年，当时我们广西大学园艺系全班毕业同学共11人，其中我与万国保同学等5人分配至广东。（万国保文革前曾在我院粤西试验站工作，后调上海市园林研究所）同年8月我们开赴工作岗位——华南垦殖局(设在广东湛江赤坎南华酒店内)。华南垦殖局对外未挂牌子，那时亦未修筑黎湛铁路，我们乘汽车经南宁、钦州、合浦等地，经历了两天多的长途行程才抵达湛江。抵湛江时，我们背着行李(当时刚从学校出来，行李也亦较简单)，和其他院校分来的同学一起住在赤坎麻章的一所古祠堂里。后再分配至高雷分局(即今湛江粤西农垦局)属下阳江垦殖所担任技术员工作。来阳江后，不久便又下到各个垦殖场去，至此我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我国第一批农垦前哨的尖兵。
　　先后在农场基层单位工作足有一年之久，当时由于建场伊始，一切条件均极简陋。我与场长及工人同志均住在一个草棚内，睡在用竹片编成分隔为相对两排的统铺上，大家就像沙丁鱼般一条条的躺在上面；人们对此戏称为“睡弹簧床”，只要偶一侧身便会发出沙沙声音，并将波及整个统铺。那时生活虽较艰苦，但工作起来，大家都很积极，很认真负责。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橡胶是一种国防需要的重要战略物资。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口，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把自己的橡胶种起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颗种子，一两黄金”。大家对此都能理解，也很重视。故当种子从海南运抵我们农场时，场里便立即组织人力，掌上汽灯连夜将种子播下。还有对橡胶苗木的爱护，在苗圃内做成的防风障比人还高，晚上还得经常组织巡逻。在一段时间里，橡胶苗圃内发现有金龟子幼虫为害严重，于是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去察看。一天晚上，场长邀我一同到苗圃去进行检查。当时，我走在场长后面，由于黑夜走路看不清地面，被地面残桩将身子绊倒。场长见了说：“不要紧，你们知识分子锻炼锻炼慢慢就会适应的。”我们场长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转业军人，走夜路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微不足道的事。至今细想起来，也还有它一定的道理：人若不经风雨，从小任凭其在温室中娇生惯养，长大了是经受不起考验，也无法肩负重任的。
　　                                                                     三、来踪去迹，何去何从
　　                                                                    (一)重整旗鼓，另起炉灶
　　回顾解放初期，由于我们国家只有小面积种植橡胶，植胶历史尚短，缺乏指导种植橡胶的理论基础和生产实践经验。当时纵有苏联派来的专家，但他们对橡胶树种植技术也不熟悉，因为他们过去亦从未接触过橡胶树。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急迫需求和缺乏植胶经验等因素制约，为了安全快速建成橡胶生产基地，对当时土地的开发利用，曾一度提出过“先大陆，后海南”和“先草原，后森林”的方针。后来实践证明，这是违背橡胶生态习性的，是一种极大的偏向和严重的失误。后来林业部有鉴于此，组织全国有关专家并会同垦殖局的技术人员，对橡胶宜林地的选择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复查和勘察。并在此基础上，筹备成立特种林业研究所，正式成立时又定名为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专门负责橡胶的栽培和制胶工艺研究。经组织力量对我们垦区林地土壤复查以后，发现有一些地区，如广东的阳江、电白等县的部分土地，由于地理环境及土壤条件均欠理想，因而决定将这部分场地撤并、收缩或改为观察。为使生产上少走弯路，经局部调整后，将阳江垦殖所的大部分技术人员撤回湛江高雷分局。重点加强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地区。与此同时，亦积极筹备成立特种林业研究所，将原广西桐油研究所和重庆工业试验所橡胶研究室的两个单位合并，另从北京农业大学，重庆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几所院校调来十多名教授、副教授，于1954年3月在广州沙面正式成立了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
　　因考虑需有试验基地的依托，l953年7月遂由热带林业研究所派出杨志同志到琼负责接管原联昌胶园的海南那大研究站。该站是1952年由海南垦殖分局徐广泽同志等人筹建的，并由姚尔觉同志出任第一届站长。经研究所接管后，为充实基地技术力量，先后又向湛江和海南两垦殖分局联系调来部分技术干部。那时，我们刚从阳江返回湛江，说是要去徐闻，不久又通知调往海南，并将改行从事试验研究工作。
　　                                                                   (二)调赴琼崖，沿途见闻  
　　1953年的8月，正是秋风送爽的季节，我们又开始作了一次长途跋涉旅行。我和原在阳江垦殖所一起工作的单志宜、董婉秋(单、董两人退休前均在我院情报所工作)，还有曾幼佛(文革前曾在我院粤西试验站工作后调武汉园林管理局)，以及黄理常(原在我院橡胶系后调西培农场)等五人被通知调往海南那大研究站工作。我们听后二话没说，大家均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由于同时调往一个单位，大家决定结伴而行。出征的头一天，由湛江乘汽车抵达徐闻海安。当时往返琼州海峡的轮渡只有一艘轮船，每天上午由海口发出。我们头天因抵海安已晚，无奈只得在当地留宿一夜。次日早晨候船渡海，等候多时始终未见踪影，看来无甚指望，于是有人提出，何不趁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改乘机动帆船前往海口。而此时正有一艘满载货物的机动帆船泊在海安港内，船主再三招揽我们登船，我们因急不可耐，终于登上该船过海。所谓机动帆船，亦即在木帆船内多装一个马达带动，当机船驾驶出海面，仍靠扬帆协同配合。渡海伊始，大家感觉尚好，仰卧船上，但见海鸥不时地来回飞翔，大家谈笑风生,谈着解放海南岛时木船打兵舰的故事。侃侃而谈，说的活灵活现，犹如感同身受一般。初时由于风平浪静，大家漫不经心，倒也逍遥自在。但当船驶出公海以后，情况便不同了。这时机帆船颠簸得很厉害，真是瞬息万变!有人开始晕船呕吐，接着引起连锁反应，此起彼落，霎时间便已传遍全体而无一幸免。犹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至此不再见有人逞强称英豪了。尽管日己过午，但登船时大家随身带来的糕饼却再无人问津。及至傍晚机船进入海口内港，人们才又喜笑颜开，话也逐渐多了起来。机帆船一直沿着得胜沙路外海驶进海关后面上岸。
　　船抵海口以后，由于连日来的乘车船劳顿，大家感觉十分疲困，拟休整两天，顺便观光海口市容，那时海口的商业仍很萧条。除得胜沙路的五层楼外，再无其他高层建筑。街道亦仅有中山路、新华路和博爱路等少数的几条老街，其他未见有新道开辟。门庭冷落，来往行人稀少，这便是我们当年看到的琼州大地的初步印象。还有当我们由海口乘车赴那大时，汽车运输站则设在大英山的公路旁(即今公园和海口戏院附近)，那时还没一个像样的停车场。而当时载运的客车也都是木炭车，车内无固定靠背座椅，只用坚厚的木板架起连在车厢的两边，如同搁上一条条的长板凳，乘客便依排号坐在上面。汽车从海口开出，沿途还得多次停靠田边加水，遇到需要爬坡的时候，往往还要乘客下车协同一起推动，这真有些令人忍俊不禁。由于公路崎岖，弯道又多，且都是坑洼不平的泥道，故当时从海口至那大，汽车足足跑了一天，真是朝发而夕方至。
　　汽车开抵那大天色已晚，当时连一家客栈也找不到，无奈最后只得向那大第一小学联系投宿，用我们随身带来的铺盖，将几张课桌拼起，就这样度过了一晚。翌日早晨向别人打听研究站的地址，承儋县垦殖所告知，说是设在南联农场(即今西联农场)一个分场内的联昌胶园。由于进入山寨走的都是羊肠小道，我们只有找来挑夫随同一起，沿着那大锡矿和侨植胶园走路去，翻越几道山口，到了联昌胶园山谷进口的河旁，我们将鞋子脱去，把裤腿高高卷起，就这样涉水过河。后再爬上山坡小径，走进四周围有刺竹林的地方，只见那里错落盖有几幢草房和留下一个古堡式的炮楼(炮楼至今犹存，这是历史最好的见证)，这时挑夫告诉我们：“到了。”面对眼前此景，我不禁感慨：啊，原来这便是我们期待和日夜盼望调来的科研单位！？
                                                                         （三）山重水复，别有洞天
　　1．叙旧情，寄语联昌试验站
　　海南那大橡胶研究站地址设在原南联农场(后改西联农场)一分场的联昌胶园内，即今我院试验农场一队。l953年7月交由当时热带林业研究所杨志同志接管，之后乃改为该所下属的海南试验站，归该所直接领导。1954年底热带林业研究所改名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1956年研究所更名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自1954年起，由于研究所的业务范围日益扩大，另外又增设粤西徐闻试验站（后1957年迁回湛江湖光岩现址）及广西龙州试验站两个基地。其中因考虑重点仍设在海南，于是将海南试验站改名为海南中心试验站。因海南试验站设置较早，后来发展规模亦较其他两试验站大，且来往公差人员较多，故在当时人们戏称海南试验站现象是一家旅馆，而粤西徐闻和广西龙州两试验站规模较小则同客栈一般。
　　1956年后，鉴于海南各地崛起多家试验单位，如那大育种站、保亭育种站等等，而且均冠以地方名称。因此为便于识别和有异于其他试验单位，故后来又将海南中心试验站更名改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海南联昌试验站，或直呼海南联昌试验站或简称联昌试验站和联昌站。当时站内业务分工因与研究所的专业设置对口，故相应分设有生态造林、土壤农化、生理解剖、植物保护和遗传育种等五个组成部分，并设有气象测候。试验站的领导先后多次更换，从l952年姚尔觉起，嗣后有田之宾、候国富、黄香、王轩、刘松泉和王凤亭等。试验站在各任党政领导和全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克勤克俭，艰苦创业，终于使事业逐步开拓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8年3月，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下迁海南，全所扶老携幼，连同家眷大部聚居在试验站内。
　　2．扎根山野，艰苦创业
　　试验站的创办初期，条件甚为简陋，生活亦较艰苦。那时的联昌胶园地老天荒，位于穷乡僻壤，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交通不便。因当时尚未辟有公路，且进出必须穿越一道溪河，1954年前，站里职工吃的粮食均靠牛车到那大去拉回，遇雨季河水泛滥，则时有断炊之虞。当时为了运粮，便在河的两岸架起一条双股的粗铁线，并将两个空汽油罐连在一起，侧卧置于水面．代替浮船供作渡河工具。当时联昌工会在站内虽设有斗室般的小卖部，但商品数量极少，远远不能满足职工需要。由于进出不便，当时大家已渐习惯过粗茶淡饭生活。建站伊始，工作条件很差，我们只能因陋就简，就以住的草房来说，既是宿舍卧室，同时又是我们的办公室和试验室。如当时对橡胶母树的干胶测定，白天就将铺盖卷起，把培养皿搁置在床板上，床板当试验台用。
　　住的多是低矮潮湿的草房，犹如穴居山野，每天当夜幕降临或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可经常听到黄猄的吼叫声。有一次，我们的胶工从胶园里捕获到一条足有二三十斤重的莽蛇，当时大家看了还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问像这样的蛇会不会咬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有的说将其宰吃尝鲜，当地工人则说，如煮吃，按过去习俗应在露天地方设立炉灶，问他们根据是什么，却谁也说不清楚。当地狩猎的也较多，农民到站里来兜售山猪肉等野味是常有的事。在住地刺竹林的附近，由于比较潮湿，又常积有污水，那是疟疾蚊虫孳生的场所，故当时联昌胶园乃是高疟发病区。l953年秋，我从湛江调来试验站后，不久也曾感染过此病，经送至那大人民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始愈。1955年后，卫生部门因鉴于此，便在联昌胶园附设有疟疾研究站，对当地害人疟疾进行重点防治。
　　由于成年累月长期居住在山村，勤劳俭朴已成人们生活习惯。那时候，在试验站内，婚姻嫁娶操办亦较简单，如：单志宜与董婉秋两同志结婚，新房就是住地草房宿舍，只在卧室内添加一副床板便解决问题。而洞房之中，可谓家徒四壁，无甚摆设，除办公桌和两把椅子外，别无其他家具。还有，郑石恩和王小女一对恋人（郑石恩在我院纪检办公室工作，王小女则已退休)举行的婚礼仪式既欢乐而又俭朴大方。只见当天晚上，如同举行营火晚会一样，大家围坐一圈，中央堆放木柴然后点燃火把，边放声歌唱，边手舞足蹈，真是载歌载舞，热闹有趣……
　　3．晓丽日，柳暗花明满春色
　　联昌试验站自1954年下半年起，为积极改善基地条件，在胶园重建和土地规划利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王作。首先是组织人力开辟由联昌经大吉和大丁两村庄，并接通牙拉河至那大的公路。当公路修通以后，余文焕司机驾驶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进联昌试验站，当时全站职工均围着汽车欢呼雀跃。因为在这荒野山村里，看到汽车驶进来，还是亘古未有的事。随着公路的开通，先后运来各种建筑材料和有关仪器设备，当时大家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广州去，我和朱荣耀同志两人（朱荣耀退休前在我院橡胶所工作），还亲自到广州黄埔港替站里验收和装运建房用的一批杉木。当天中午只忙得连吃饭和休息也顾不上，但我们心里却感到十分舒坦，自觉得为建站尽了我们自己一份力量。
　　1955—1956年间,试验室及新居住宅落成，人们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瓦房，从此试验站便出现了新的面貌和在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时，除业务部门分设的几个试验组外，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行政上，设置的机构则有：站长办公室及行政、秘书、人事、器材管理和生产股等机构的建制。党、团、工会和妇女工作以及广播宣传也日渐活跃起来。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还经常邀请外单位来站进行联欢和举办各种娱乐活动。与此同时．那大商业局又与试验站联系，在联昌分设代销店。商品供应状况进一步改善。由于交通、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人们进进出出车水马龙。一些学术活动及现场会议，如当时农垦局对橡胶生长条件类型区的划分，便选联昌站为试验点。1957年还与广东省农垦厅在我试验站联合举办第一期橡胶育种干部进修班，为橡胶选育种工作培训了首批技术骨干力量。现在每当人们提起此事，均使人产生无限眷恋和想念之情。
　　原试验站在西庆农场七队(即今试验农场三队)未并入前，留下1917年种植的联昌老胶园。该站面积只有六百余亩，然而却是藏龙卧虎之地；因在过去全岛的橡胶优良母树鉴定中，选自联昌胶园的高产母树便有382株。为橡胶选育种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热带作物研究所第五室（遗传选种研究室）之所以于1957年率先从广州迁来海南那大联昌，看来这是由于联昌具有一定背景和历史条件使然。像日产胶乳近1000毫升的联昌王牌母树20－3，便是遐迩闻名，外地专家学者及来访参观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当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吴征镒所长以及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罗士苇教授和罗宗洛所长曾先后来联昌胶园，其他人员，有的为采集植物标本远道跋涉而来，也有的为实地考察探勘而至。l957年苏联树木育种专家叶尔马可夫还偕同夫人及儿子举家前来，就住在联昌试验站内，离别时，还依依不舍。
　　                                                                四、忆往昔，鉴往知来意味深长
　　                                                                       （一）迁所建院伊始
　　l956年前，我们住在试验站的科技人员，每年入冬以后就得收拾行囊，到广州去参加研究所的年终业务总结，编写研究报告和拟订翌年课题作业计划。这样周而复始，往返琼穗既耗资财亦费时日，且总结时由于远离基地，以致一些数据难以进行现场核对，故对当时在站里布置的试验，人们称之为远距离控制。有时在整理分析资料时，竟发现有对当年测定的苗木茎围生长反比去年为小，这样荒诞不经的事。鉴于这种情况，1957年整风学习后，于1958年3月全所下迁海南。
　　迁所建院，对地址的选定也曾进行过多次比较和选择，当时因考虑联昌胶园偏于一隅，且地势起伏较大，最后确定选在宝岛新村现址比较开阔的荒坡地上。那时创办的热作学院，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草房上马，校舍和图书设备均极简陋。开始时由于师资缺乏，故原有科研人员大都兼负教学任务。并实行统一在党委的领导下，包科研，包教学，包推广和包生产的“一统四包”新体制，这种作法，在我们迁所建院的初期，也曾确实收到较为良好的效果。前两年我因公差外出，到东和农场去，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曾遇见当年由我负责实习指导，原热作学院1962年首届毕业的张美金同学，见面时她首先向我热情招呼说：“梁老师，很久没看见您了!”并承她告知，我过去给他们授课时的情景，印象非常深刻，至今不会忘记。真是昔日师生情，见面倍觉亲切呵!
　　回忆1958年研究所下迁海南时，正当大跃进的年代。为迎接所谓“大炼钢铁”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我们也曾上山伐木，烧过木炭。还有为大干快上，努力培育出我们自己的高产母树“卫星”。大家不分昼夜，积聚了大量堆肥，并根据专家的要求，为提高肥效，在堆积的土杂肥上浇以粪便一次。我为完成分配自己的积肥任务，在运送粪便的过程中，因当时自己尚未习惯于肩挑，岂料刚挑出离粪池不远，就连人带粪桶一起绊倒在地上。当时黄理常同志看了还在一边发笑，自己也感到十分尴尬。由于绊倒以后，衣服沾满了粪便，这时只好到井边去用水冲洗干净，后来家里还问我为何弄成这个样子，我不禁哑然失笑，敷衍搪塞一番了事。
　　前面说了，建院初期，正值大跃进年代，为争取时间，早出成果，有时承担的任务也还是比较重的。如在l957年试验站接管西庆农场三队以后，由于当时又添了这样一块新的试验地，我们感到格外高兴。于是决定在该队1956年定植小苗林段的基础上进行大田芽接，建立起1080亩的橡胶品种大田初级系比区。这一工作在迁所建院初期，曾得到领导上的大力支持，使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其中为采集橡胶品种芽条，1958年我与刘晋兴同志(刘晋兴同志仍在我院橡胶所工作)，骑着单车，奔赴海南各地。除跑有关育种站外，还走访一些地方民营胶园。晓行夜寝，风餐露宿，最后共收采到430余个橡胶品种供作系比试验用。后来则交由长期驻三队担任该项工作的郑玉生同志（郑玉生现在我院科研处工作）。
　　                                                                    （二）  栉风沐雨，同甘共苦
　　1959年后，由于所院业务范围日渐扩大，这时所院在原有华侨农场属地（包括铺仔王福林胶园在内，位于现我院试验农场五队），再增设有土壤农化、刺激割胶、橡胶苗圃等试验和副食品基地。同时为搞好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所部积极兴建研究大楼和职工宿舍。自此以后下迁来琼的干部开始逐步从联昌站转移至所、院本部。而橡胶育种试验基地则一直设在联昌，我是留守联昌一队的最后一个，直至“文革”前于1965年才由联昌一队迁往院部。由于过去我们业务工作多在下面搞，因此，往返基地主要仍靠走路，如能有辆单车代步则已属优惠待遇。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地踏踏实实工作。生活上克勤克俭、工作上艰苦奋斗早已养成了习惯。
　　回想1959年，由于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职工口粮每月定量只有19斤，而且还搭配20％—30％的杂粮(如番薯干之类)，大家对此亦无怨言。那时，我们正处在办学和建院初始阶段，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就是上山采摘山果和野菜充饥，从领导到群众也无一例外，真是风雨同舟，甘苦与共。那时，我们一家还吃过木瓜心，即把家里种的木瓜树伐倒，取靠近地面茎干部分，将外层粗皮削去，然后切片煮吃。也吃过蜗牛，即从潮湿草丛中拾取蜗牛，将外壳敲破去肠肚，只留头胸部分，用炉灰搓洗干净，后再切片煮吃。当时食油供应困难，就只能放一点酱料，味道也还可以。由于气候干旱，我们住在联昌一队，便将伙房迁至大河旁边。每天早晨喝完稀粥再沿山坡走回，便觉热量已经耗尽，眼冒金星，乾坤旋转。尔后院里组织广大职工、学生开荒，进行生产自救，广种杂粮和木薯，并提炼橡胶种子油，供作食用，从而有效地克服了饥荒。
　　1960年2月9日，周恩来总理来院视察时，曾给两院写下“儋州立业 宝岛生粮”的光辉题词，不但对我们迁所建院取得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激励着两院干部职工继续奋发前进。在总理题词指引下，我们进一步为热作事业的发展积极工作。为进一步支援农垦和地方的热带作物科技事业的发展，我院组织了部分科技力量支援云南、广西和其它垦区和地方的建设。1961年由田之宾同志组团支援地方参加儋县雅星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次我有幸参加锻炼，思想收获很大。
　　                                                                        （三）扬帆远航，开拓前进
　　自从1958年迁所建院扎根宝岛以来，至今已有32载，回顾下迁创业之初，困难重重，先后经受了各种考验，然而在各级党政领导支持和帮助下，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终于闯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从胜利走向胜利。经过30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和建设，使两院的面貌又有了新的巨大变化，两院的科研和教学方面均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目前两院已拥有一批精良的仪器设备和大量图书资料，为科研、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两院近些年来在热带作物的科技推广方面也曾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为办好后勤生活福利事业，两院盖了很多宿舍，干部职工居住条有了很大改善；还设置和办有各项配套的服务系统，群众生活方便和基本满意。
　　上述两院所取得的这一切辉煌成就和业绩，不能不令人感到鼓舞和欣慰!然而面临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决不可懈怠和满足于过去的成绩。我们要继续遵循周总理“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光辉题词，切实发扬过去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为热作两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再上新的台阶，为进一步促进海南热带农业和海南特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让我们再接再厉沿着党指引的科研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继续扬帆远航，团结战斗，去争取新的胜利。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