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许成文教授是一位科学功底厚实、德高望重的橡胶栽培专家。他为人谦逊,工作深入细致,生活俭朴。许成文教授曾长期指导我们开展橡胶栽培科技研究,是我们的长辈,也是一位深得我们敬重的长者;故按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对许成文教授,我们以下多以“先生”尊称。如今,回忆和许先生在一起的往事,我们作为亲历者、见证人,认为,在许先生身上,体现着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忠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奉献精神。
许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1946—1948年底,在东北大学沈阳农学院任助教。解放后,1949—1956年,先后在华北农业部林牧处、中央农业部林业组、林垦部特林司、农业部热带作物司特林处等单位工作。1957年春,热带作物司划归农垦部,时任农垦部热带作物司特林处生产科副科长的他,接受热带作物司何康司长的派遣,与苏联专家考察团一起赴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进行科学考察。此后,临时调到设在广州市的部属的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当时,没有办调动手续,直到1960年才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从事橡胶研究工作。1958年,随研究所下迁来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研究所下迁后,培育部撤销,重组业务机构,成立了橡胶系,下设遗传育种、栽培生态、土壤农化、生理解剖、水保灌溉、农业气象、抗性北移等7个研究组。许先生任橡胶系的栽培生态组组长。1963年,担任研究所橡胶系(即现橡胶所的前身)副主任兼栽培生态组组长。
从1958年研究所下迁到海南起,我们就在许先生的领导下,在橡胶栽培技术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为了实现橡胶速生丰产的目标,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难,克服了困难的工作条件,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能阻碍大家对科研工作的执着。许成文先生是当时的橡胶栽培学科的带头人,也是我们大家的良师益友。他为新中国天然橡胶事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不可磨灭。
一、在祖国南疆为橡胶事业奋斗23个春秋
许成文先生于1958年3月随研究所下迁来到海南岛儋州宝岛新村,直到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任总工程师(许成文先生于1978年在两院晋升为教授,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签署任命书任命其为农垦局总工程师),历时整整23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单身一人坚持在我国南疆,为祖国天然橡胶事业奉献青春年华。许先生家居北京,组织上曾将其夫人调来两院,但终因她不适应热带气候,疾病缠身,发展到不能进食的地步,而不得不又将其夫人调回到北京。
1958年,研究所下迁的目的地——儋州宝岛新村,是尚未完全开垦的处女地,在一片杂木林地间坐落有3个小华侨农场,由马来西亚归侨自主经营,主要种植香茅、木薯、番薯、花生等短期作物……就在这片处女地上,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有2个:一是要进行房屋、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进行试验基地的建设,否则,就会失去研究所下迁海南热带作物生产中心的现实意义。
迁所建院初期,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党委提出了“一统、四包、三结合”的工作方针,其具体含义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科研人员要下基层承包科研、教学、生产和推广四项任务,把科研、教学、生产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根据这一方针,研究所直属的试验农场的各生产队,以及热作系的植物园队、油棕队,橡胶系的农化队、灌溉队、联昌育种队等,都派科研人员挑起队长的重任。那时,许先生带头,与陈作泉、黄文正等同志下到三队,黄守锋与王秉忠则下到苗圃队。幸好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太多的成本投入核算和经济效益评估等程序,只要有某种项目需求,就能有相应资金投入,并能组织力量很快完成基地建设有关项目。因此,试验基地建设也完成得较为顺利。
二、在饥肠辘辘中坚持科研
在建设试验基地的同时,科学试验工作也陆续开展。想不到的是,此时全国性的饥荒正向人们逼来……海南岛历来粮食和副食品是不能自给的,因而必须依靠中央政府调拨。在全国各地均处于供应紧张、“泥菩萨自身难保”的时候,那有可能向海南提供粮食和副食品呢?因此,1959—1962年,经历了4年严重的饥荒,比全国其他地方灾情发生早而缓解时间滞后。首先是粮食,有几个月粮食指标降至每人每月18市斤,而且时常以霉变的番薯干来代替大米;几乎长达2年的时间没有食油供应,猪肉则成为过年时才有供应的珍品……。由于长期缺乏蛋白质和脂肪的补给,因而,即使有时能饱餐一顿番薯,也仍然会感到饥肠辘辘。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仍然按计划坚持开展科研工作;大家都跟工人一样,在生产队的食堂就餐,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照顾。
就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先生领导我们,先后布置了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的研究、橡胶树种植形式密度试验、胶园覆盖作物试验、胶园综合速生栽培试验等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怀念和珍惜。
三、从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开始的征程
进行橡胶树生物学习性研究,其目的是为速生丰产的橡胶树栽培技术措施的研制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在许先生的亲自主持下,逐步地开展了从幼苗到幼树和成龄树的根系研究。研究方法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如静态的水平和垂直剖视的方法,动态的根盒法、根窖法等。其中,最辛苦的莫过于根窖的观测——每天必须2次钻入窖内,又不能暴光,只能用手电照明;在高温多雨、闷热的天气,观察一次就要出一身汗,而且要天天坚持,长达2年之久。
经过辛勤的劳动,根系研究告一段落,进行了橡胶树根系研究1959—1963年工作总结,终于获得了收获,而且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肯定,还出版了专集(档案号:00557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1965年7月16日登记)。
今天,我们重新翻开这本42年前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制的专题报告,可看到,在它的摘要中写明:⑴橡胶树根系的形态特征;⑵根系的生长习性;⑶根系的生命力;⑷根系水平和垂直分布的规律;⑸根系生长与地上部分的关系;⑹根系生长与环境条件和农业技术措施的关系。上述各项内容,为栽培技术措施的研究制订,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迄今仍然有借鉴的价值。
四、揭示胶园生态系统林下天然植被的演替规律
1963年,由许先生主持,并邀请华南植物所的陈少卿和海南植物园钟义先生等植物分类专家参与,不辞辛劳,在海南、广东、广西各垦区,进行了林下植被的样方调查。
地处我国南亚热带的橡胶种植园中,经调查收集的植物种类多达1034种,分属154科、571属。按生产管理的需要,划分为以下9种主要类型:⑴阳性杂灌木群丛;⑵山黄麻为主群丛;⑶白茅群落;⑷飞机草群落;⑸阳性禾草群丛;⑹香附子群丛;⑺硬骨草群丛;⑻耐荫性禾草群丛;⑼岗松、芒萁群落。
由于橡胶树是多年生的林木,因而幼龄树胶园随着树龄的增长,胶园内光照量会逐渐减少,林内小气候环境也会随之而起一定变化;因此,胶园内的杂草群落类型都是不稳定的,具有过渡性。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出了不同类型的调控措施。
五、汗水撒在样板田上
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条战线都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中央的这一方针。因而,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是年底,农垦部在两院召开了技术会议,专门制定订了第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橡胶栽培技术规程》——也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发展天然橡胶10年的技术总结,是千万橡胶科技人员和植胶工人辛勤劳动的结晶。
1963年,农垦部决定在海南、湛江、云南各垦区同时搞3个示范性样板田,目的是检验刚刚制订的技术规程的有效性,同时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橡胶生产指标。
此时,建样板田的重任肯定是落在许先生肩上的。一支有10多人组成的肩负建样板田任务的橡胶科技队伍(包括一批刚分配来所院工作的年青科技人员),由许先生带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植胶垦区。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汽车。从贵州到云南的铁路尚未修通。汽车在高山峻岭中回旋盘行,一天行程不到200公里,还须起早贪黑。夜晚投宿于“鸡鸣早看天”的客栈,盖的被子又油又黑。单程跋涉的时间,至少在10天以上。这是当时条件的写照。而今,如果搭乘飞机,当天即可到达,难以相比!
样板田是设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农场。许先生长期蹲点在基层,与工人们一起劳动,认真贯彻技术措施……1963—1964年,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样板田终于成为橡胶速生的示范区。
此外,在海南白沙县的龙江农场搞的现代化规划与机械化的样板,以及在广东高州黎垌农场(现已并入团结农场)搞的实现橡胶幼树茎干直径年生长量达到3厘米的样板——现在,农垦人回顾这一段历史,均誉之为贯彻技术措施的黄金时期。
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写好橡胶树速生丰产的文章
除了主持各研究项目外,许先生尚在试验农场基地,先后布置了种植形式密度试验、胶园覆盖作物试验、综合速生栽培试验等,这些试验均是需要长期观察的项目。这种研究的长期性也是橡胶树多年生的最大特点决定的。因此,橡胶栽培技术的任何试验研究结果,都不可能是在一个短期内一蹴而就的。
还是应验了“功到自然成”的这句老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先生主持的项目研究陆续取得了试验结果,诸如每亩种植33~40株为合理的种植密度,混合型的豆科覆盖作物保持水土和提高地力的效应,以及橡胶栽培速生的有效措施等。
1961—1962年,为了印证田间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并使试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许先生带领大家对海南、湛江垦区橡胶速生栽培经验进行总结,撰写了专题报告,也为随后举行的全国农垦技术会议制订第一部橡胶栽培技术规程提供科学依据。
1963—1964年,进行了橡胶树丰产经验的调查总结,对“管、养、割”技术的有机结合,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结。
坚持实践和理论的紧密结合,1961年和1978年,许先生先后2次参与《橡胶栽培学》一书的编著工作,系统地撰写和论述了田间试验、生产经验总结和样板田的实践。《橡胶栽培学》的编著,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使中国的橡胶栽培技术体系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以现在的著作权法理论观点来看,许先生参与编著的《橡胶栽培学》,是一本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橡胶树栽培专业著作。
七、足迹遍布植胶垦区大地
上面所提及的许成文先生在橡胶栽培技术领域进行的科研项目和样板田建设,仅仅是一些实例罢了;如果说这就是许老的全部贡献了,那真可说是挂一漏万了。
不管是在云南西双版纳、河口、临沧、德宏等各植胶区,抑或是在广东、福建、广西植胶区都是少不了许老的足迹;而海南植胶垦区则更是不在话下了——那是许老工作的重点。华南植胶垦区大地进行的众多橡胶栽培科研工作及其成果——从橡胶栽培技术规程的制定,到宜植胶林地的踏勘,幼树速生、开割树高产的经验总结,风寒自然灾害的调查,等等,无不耗费许老的大量精力,无不渗透许老的大量心血——太值得人们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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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许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许成文教授自1981年调到农业部农垦局工作至今,屈指算来,我们与他分别已有26年了;但他那身影,他那俭朴的生活、真诚待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似乎仍在昨日。他那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感人至深而令人难以忘怀——
许先生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不管在怎样的困难条件下,每日清晨5时,许先生必起床以书为伴。除白天搞研究工作外,晚上则或是整理资料,或是手不释卷……直至深夜,日日坚持,绝不懈怠。许先生虽不但精通英语,而且掌握日语,但为了掌握更多的国际热带作物信息,还下功夫学习法语,并很快就掌握了这门外语工具。我们虽然比他小了10余岁,精力比他充沛,但在学习劲头上,却自愧不如。
治学严谨,又是许先生的一大优良作风。在学术上,许先生虽有博而深的造诣,但他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意见和结论。1959年至1964年这6年间,他亲自执笔撰写了5篇研究报告,这些都是他严谨治学的成果,其内容至今仍然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许先生在海南工作共23年,如果把时间和精力充分地运用于进行橡胶栽培科技研究,本可做更多的试验,出更多的成果……然而,实际上,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时光,占不到其中的1/3。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连续不断一大串的政治运动,下放劳动锻炼……使许先生力不从心了。这是众所周知的状况,只能说是一种遗憾吧。
最后收笔时,对于许先生事迹的述评,我们不能不再概括地说一句——许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