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整整工作了40年。其间，我的职务经历了由讲师到教授、由室主任到两院院长的变动，现在，我还是两院的名誉院长和海南省的科协主席。我1921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现年已72岁。我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橡胶和热带作物事业。
　　青年时代的我，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和学校里“农业是立国之本” 、“民以食农为天”等古训的教育，尤其是耳闻目睹当时腐败的旧中国，农民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灾荒之年，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凄惨情况，深感发展农业的重要，因此决定学农。
　　1945年1月，我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土壤农化系。毕业后，我留校任助教，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我在南京农学院任讲师，1953年初，调到设在广州的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工作。1958年，研究所下迁到海南岛，同年，华南农学院学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前身）成立。从此，我和天然橡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力量的源泉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海南岛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而我们的研究所建在离海南岛省会海口市100多公里以外的儋县郊区，那里原是一片荒草树林，常有蜈蚣、蛇以及山猪黄猄等野兽出没。住的是茅房；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每月每人只有19斤口粮，经常没有大米吃，而常吃木薯、地瓜；孩子没有学上，整日流浪在荒郊野外……我过去一直生活在大城市，而现在携儿带女来到这个没有社会服务条件的荒山野岭，生活的大转折确实给予我很大的压力。但是，那时我的思想上却有两个坚强信念支持着我。一是党对我的信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是研究橡胶这个战略物资的，当时属于保密单位，一般人不能调入，而我却能调入，说明党对我是信任的。二是知识分子责任感。我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教书匠的日子深有体会——辛酸苦辣的生活，使我感到世道的凄凉。而今党和国家相信我，需要我，我有责任也应该将知识贡献给国家。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从此开始了从事天然橡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并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二、困难挡不住开拓者的路
　　我调到这里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对橡胶树的情况一无所知。特别是橡胶树，它是大乔木，属木本植物，而我以前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水稻，是禾本科植物，两者习性完全不同。那时要找橡胶树种植这方面的有关资料，很不容易。国内很少人研究过橡胶树栽培的课题，有关论著也就少；而国外资料又因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没有外汇购买进口国外书刊。我们只能从可以找到的很少资料中，知道橡胶树原生长在南美巴西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是一种典型的热带乔木，喜高温、高湿、静风和肥沃的土壤，因此世界上40多个植胶国家和地区，都是将橡胶树种植在低纬度的赤道附近，最北到北纬15度，最南在南纬10度。《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橡胶树仅仅生长在南北纬10度以内。”我国地处热带的海南岛的最南端的纬度就已是北纬18度了，按照上述资料的说法，我国将无地可种橡胶了。然而，国家需要橡胶却迫在眉睫，我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责任。“人定胜天” 、“事在人为”的意识鼓励着我，我和同志们一道开展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调查可能种植橡胶树的地方，术语叫“橡胶宜林地调查”。我们跑遍了海南、云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多数是一些偏僻荒凉的地方，高山大川，人迹稀少，甚至没有人烟，也没有道路。特别是云南南部，山高路险、山陡路滑、无路可行，不得不紧贴高山、攀藤而行，若稍有大意，即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而海南岛山区则有一种名叫山蚂蝗的小虫，它与水蚂蟥一样，是专门吃动物血的软体动物，常藏在树枝、杂草、石头堆中。由于它的弹跳力很强，只要有人从它附近走过，它就可以立即跳到人体上吸食血液。每当我们发现身体上有粘糊糊的血不断流出时，它已跑得不知去向。若尚未吃饱，它就会紧紧地吸附在人的身体上，不易脱落。我们吸取了当地群众的经验，用唾液和烟丝撒在它身上，才能迫使它离体而去。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茅草房或简易的土墙屋，睡的是用竹子或树枝架的床，晚上只有一盏小油灯，这就是我们一天辛苦下来后，整理资料总结工作的地方。晚上睡觉还要担心蜈蚣、蛇、山猪等的侵害，若稍有疏忽，就有被咬伤的危险。1958年我们下迁到海南岛后，第二年，就遇上全国粮荒。我们这些天天在荒山野外处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者，每日早出晚归，随身背着的只是一壶水和木薯制品，粮食很少，肚饥难忍时，我们只有找野果、革命菜（革命菜是琼崖纵队打游击时吃的野菜，因而得名）充饥。当时不少的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水肿病，但仍拖着虚弱的身体，进行着超强度的劳动。
　　1955年1月，一股强寒流，从北方袭击了广东雷州半岛。雷州半岛种的橡胶树90％的树干、枝叶都冻枯了，原来青枝绿叶一片兴旺景象，一夜之间全冻枯萎了。投身于橡胶事业的广大职工，被这景象吓懵了。中国的橡胶事业遭到沉重打击。这时，群众中，有的人开始怀疑了；有的人则认为国外专家早就论定北纬15度以北是不能种胶的，今后不要再种了。但科研工作者并没有被这一挫折所吓倒。我们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研究，终于发现树干枝叶冻枯的橡胶树埋在土中的部分，还有活着的芽。于是将土扒开，再浇水、施肥，终于使这些橡胶树重新发了新枝。为了防止这类事情重演，在每年冬季气象预报寒流将临时，便在橡胶林间熏烟，在树干上包草等。这些办法，虽有一定效果，但并不理想。考虑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培育耐寒品种。后来，在我院粤西站的同志们辛勤努力下，培育出一个很耐寒的品种，它的编号为93－114。一般从国外引进的高产橡胶树品种，在零上5摄氏度就死亡了，而93－114这个品种能耐0度的低温。这就是我国的橡胶树能种到北纬24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风也是对橡胶树威胁很大的一种灾害。我国沿海植胶地区的强台风、云南局部地区的阵性大风、冬季的寒潮风和海南岛北部以及雷州半岛南部草原上的海陆风，都曾经使我们种植的橡胶树大面积死亡，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我们研究所的专家和生产上的技术人员，共同调查试验后，制定了种植防护林和在不同地区设置防护林网格的大小、厚度、树种以及不同地区橡胶树种植的密度、栽植形式、品种合理配置、修枝整形等措施，才初步解决了风害问题。
　　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初步战胜了寒害和风害，闯过了橡胶树的生存关，不至于再被寒、风害折腾死了。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产量问题。
　　1964年，我带领了几个研究人员，深入到海南岛国营西庆农场蹲点研究，发现在同一个农场，有的割胶工人产量高，有的很低。对于这种产量差异现象，必须找出其症结所在。于是，我们就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半夜三点起床，就跟随割胶工人到胶园。他们头上还要带一个头灯，作为割胶时照明用。其所以要这样早割胶，是因为此时气温较低，胶乳不易凝固，容易流出来，并且离太阳出来的时间长，不至于因太阳将胶乳晒干就流不出来了。因此提早割胶，产量就可提高。我们跟班劳动数月后，才发现：有的割胶工人技术好，割胶时能割到适当深度，能割断较多的乳管，因此，流出来的胶乳比较多；而有的胶工技术不如前者，或割得太浅，能割断的乳管就较少，流出来的胶乳就少了，或割得过深，就会割伤形成层，后果就是橡胶树会长出一个大疱来，以后就再也不能割胶了。深不得，浅不得，割胶需要较高技术，是有一定难度的。解决的办法，是必须每年培训割胶工人的割胶技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先进的胶工，他们在长期割胶实践中，初步解决了产胶与排胶这一矛盾。因为橡胶树在开始大量抽生新叶片时，需要大量的营养，而割胶流出胶乳，也需要大量的营养，此时若将树皮割得过深，虽然乳管割断的多，流出来的胶乳就多，产量一时就比较高，但由于叶片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生长缓慢，产量由高逐渐降低。而先进胶工在橡胶树抽生大量新叶片时，他就适当浅割，这样产量虽然暂时低了，但等到叶片迅速生长完好后，就能制造更多的淀粉，转化成橡胶，此时他们再适当深割，产量就高得多了。当然很多割胶工人是不懂或不完全懂得其中道理的，但他们在实践中知道如何高产的办法。这给我们研究人员以启发。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提出“ 管养割”相结合的高产稳产经验，并初步揭示出橡胶树排胶强度必须同产胶潜力相适应的采胶生理规律，并发现橡胶树高产稳产的关键在于如何调节好产胶与排胶对营养需要的矛盾。“ 管养割”相结合这一技术方针已成为我国橡胶生产的基本经验，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对橡胶生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保证了橡胶树的高产稳产。
　　1966年以后一段时间，我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被迫离开了研究岗位，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研究工作。1972年，我复出任职后，又继续了我以往的研究工作。在“管养割”高产稳产经验的基础上，又研究如何再进一步提高橡胶树的产量问题。
　　我国的植胶区有风、寒、旱不利因素。尤其是低温的影响，橡胶树在18摄氏度以下是不能割胶的。若18 ℃以下割胶，橡胶树就会烂掉，今后就不能割胶了。海南岛高于18 ℃的温度一年中一般只有240天左右，而国外植胶区如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一年365天都是可以割胶的，因为那里的气温高，很少低于18 ℃。我们割胶的天数比国外少了三分之一，因此若用与国外同样的方法，我们的产量就要比国外低三分之一。为了赶超世界水平，必须要研究出适合于我国气候的独特方法，来发挥我国橡胶树的产胶潜力。于是，在1975年，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我任组长，进行了橡胶树高产措施和提高产胶能力的研究。首先，我们将过去研究成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提高，并筛选出其中一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针对不足的地方，再提出新的办法。这样，我们主要运用了“橡胶树营养诊断施肥” 、“产胶动态分析” 、“乙稀利刺激产胶” 、“等高挖穴、施肥、覆盖”等研究成果，进一步根据气温、物候、不同季节产胶能力等来调节产胶与排胶强度的矛盾。经过10年研究的无数次失败，终于研究出有效措施，使橡胶树的产量翻了一番，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试验地的橡胶树亩产量，经处理后，从1974年的99公斤（这也是当时生产的高水平），逐渐大幅度提高，到1977年，达到200公斤，1984年进而达到240公斤，这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水平。这项成果有力地揭示了，尽管我国的气候条件不如国外，割胶天数少了三分之一，但采取了一些适合于我国气候情况的特殊措施后，我国橡胶树的产量仍能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985年，该成果获得了农牧渔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在生产上示范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72年，我复出任职后，一方面我再继续以前自已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尽可能抓紧时间阅读国外期刊，了解世界科技动态。因已经六七年不让我阅读国外期刊了，再不抓紧，就成了一个闭目塞听的研究人员。在我了解世界各国科技动态后，深感我们很多技术已远远落后，尤其是世界科技革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在很多新技术方面还没有开始。其中，现代生物技术这一颗新星对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影响。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法国橡胶研究院已经在开展这一新技术的研究，我认为我们必须赶上去。因此，我积极支持一些同志开展橡胶组织培养和橡胶多倍体的研究，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强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实验室的建设。当时，某些人对我的做法进行诽谤，说什么“黄宗道支持这些工作是脱离实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此，我不予理睬。从事生物技术开发研究的前一组同志们，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日夜奋战，1977年获得了从橡胶树花药培养出来的试管橡胶；而后一组同志们则于1977年获得了橡胶的三陪体和四倍体植株。从而使我国橡胶树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0年，国家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特地在我院建立了我国唯一的一个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三、辛勤耕耘后的喜悦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在位于北纬18—24度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树获得成功。这是在世界橡胶树栽培史上的重大突破。1992年，我国的植胶面积已达900多万亩，在世界40多个植胶国家和地区中，居第四位；橡胶产量已超过30万吨，居第五位。
　　天然橡胶是1904年由少数华侨引种到中国的，天然橡胶生产到现在已有近90年的历史。自本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0多年间，我国橡胶年产量仅200吨，天然橡胶生产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局面完全改变了，现在橡胶产量比解放前增加了1500倍。在国际上公认为“植胶禁区”的北纬15度以北的华南，建成了以海南岛、云南的西双版纳为主体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橡胶科学技术体系，研究和总结出了一整套适应我国气候条件的橡胶树的栽培管理方法。橡胶树在所谓“植胶禁区”大面积种植成功，推翻了国外近百年来所谓“北纬15度以北是‘植胶禁区’”的定论。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1982年10月28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决定，鉴于橡胶北移技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及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特授予国家发明一等奖。我作为这一殊荣的代表，接受了这个奖状。当我走上领奖台时，真是思绪万千，既感到无限兴奋，也感到无限惭愧。兴奋的是，我们奋斗了30年，终于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惭愧的是，这一成果是许多杰出的专家和数以十万计的农垦领导和职工共同劳动的结晶，我不过是其中一名战士而已。
　　                                                                       四、世界的赞誉
　　我国发展天然橡胶事业起步较晚，缺乏植胶经验，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我们曾几次派出人员到东南亚一些植胶国家学习先进技术；而到了80年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国橡胶栽培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不仅在橡胶树北移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橡胶树的新兴技术及橡胶产品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如橡胶树的花药培养、橡胶树三倍体的诱导技术、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橡胶树抗寒品种、橡胶树无性系高产技术措施、橡胶加工工艺连续化等方面均处于国际同行领先地位。
　　1985年10月，31个国家700多位代表参加的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国际天然橡胶会议上，马来西亚原产部长梁棋祥在致开幕词中说：“中国在组织培养方面，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值得大家高兴，也值得各国学习。” 马来西亚研究与发展局长、橡胶研究总监法鲁克在闭幕词中说：“要摆脱目前天然橡胶所面临的困难，就必须开展一些尖端技术的研究，比如橡胶树的组织培养研究，便是其中之一。而中国已在组织培养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同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上，斯里兰卡、法国、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代表提出要求，希望我国公布用中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在国际橡胶种质基因库取走的品种名单。他们认为，我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效果可靠又简便易行，所取走的品种产量都是比较高的。198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德•西尔法（De Silva）先生,在参观了我院橡胶树的高产试验后说：“你们的研究工作，很有创造性，值得学习和推广，不仅要在你们中国推广，而且要在世界各植胶国推广。”事后，他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为我国申请100万美元作为国内推广费用。此外，法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多次要求我国提供三倍体橡胶新种。总之，我们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界同行的公认。
　　                                                                          五、后继有人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橡胶及热带作物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中国适宜种植橡胶和热带作物的地方并不多，必须很好地加以开发和利用。而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重要的是人才。老一辈科学家吃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橡胶及热作事业，必须后继有人。没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这个事业就无法继续向前发展。
　　老院长何康同志具有远见卓识。1958年，他率领全院同志由广州迁到海南岛儋县后，毅然向中央建议在同一地点创立华南热带作物学院，而后又建立一个5万亩的试验农场，使科研、教学、生产三者结合起来。他是1978年调离两院（ 因研究院和学院建在一起故简称为“ 两院” ）后调往北京担任农业部长的。他的这个创新体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国家培养的大批热带作物人才，遍及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毕业的学生能吃苦耐劳，既能搞科研，又能抓生产，成为这些地区热作事业的主要骨干。送出国外培养的学生，国外导师的评语多是学习刻苦，基础知识扎实。不少同学获得了较深的造诣，特别是陈章良同学，他是华南热带作物学院1982年的毕业生，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成功地将大豆蛋白基因转移到矮牵牛上并得到表达，因而在世界生物科学上出了名，而后又接连有多项创新的研究工作。他26岁就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又做出了很多有世界水平的成果，并于1991年获得世界有名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现在他是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兼教授。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大批像陈章良这样的人才。
　　                                                                          六、寄语青年人
　　最后，根据我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我提出4条建议供青年人参考。
　　1. 一个科学家要在科学上取得成就，他必须是一个热爱祖国、有民族自尊心、热爱自已所从事的事业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不畏艰险、奋发图强，才能急国家之所急，忘我地工作，敢于攀登科学高峰。
　　2. 一个科学成果的获得，有时要经过无数次失败，不能浅尝辄止，遇到困难就退缩，而要有锲而不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3.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能有一点含糊，半点虚假，要勤奋，要有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
　　4. 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要虚心吸取的前人知识充实自已；但不能受前人的结论所局限，而要敢于大胆创新，开拓新的领域。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