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四大原料之一，在交通、国防工业上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巴西橡胶树（俗称橡胶树）是最好的产胶植物，人工栽培的巴西橡胶树的原产地，在赤道附近的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等国。国外学者历来认为橡胶树仅能栽植于赤道以南十度、以北十四度范围内高温、多雨、静风、土壤肥沃地区。北纬15度以北一向被视为“植胶禁区”，想在中国发展天然橡胶事业被认为是徒劳的。然而，这一传统论断已被我国橡胶树北移成功的事实所打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在北纬18度至24度地区大面积种植和采割巴西橡胶树的国家。《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这项荣获1982年国家科委“国家发明一等奖”的科研成果，不但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和赞誉，也使世界产胶国刮目相看。
　　橡胶树北移研究是需要综合遗传选种、生理解剖、生态造林、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气象地理等各方面的科研成果来解决的复杂课题，是一项包括驯化育种、选地试种，以及各种农业措施的集体创作。为这集体创作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科技工作者和农垦无名英雄很多。我是这项集体创作的最早的主持人、参加者之一。我的工作主要是：在我几十年攻研生物化学的心得基础上，提出课题，组织人才，从生理、生化、栽培、遗传等方面进行攻关；然后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当然，我只是献其绵薄，大量的工作还是靠广大干部、农垦职工、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去完成的。
　　我从事橡胶树北移的研究实践，大抵可分为酝酿阶段（20世纪40年代）、着手研究阶段（解放初期）和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通过对这3个阶段全面的了解，基本上可以理解我国橡胶树北移课题提出的背景、摸索的过程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第一，酝酿阶段
　　我国橡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尚不成其为比例的旧社会，国计民生需用的橡胶，一向依赖于马来西亚等产胶国的输入；国人也从没有把橡胶树移到我国大陆来安家这个问题提到科研的高度来重视。我年轻时代留学欧美所攻读的虽是生物化学，30年代初虽也曾在北大、北师、清华、西南联大等担任生物化学教授，但那时候还未曾把科研重点放在橡胶这一课题上。40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犯我国，海岸线尽被封锁，国际交通被截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国防科学策进会”呼吁科学界解决“十大难题”，其中之一是寻求和开发国产橡胶资源。当时任广西大学教务长的我，出于解救祖国于危难的急切心情，立即响应，把自己的科研重心转移到橡胶资源之探索方面来。我在取得初步突破之后，写了《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见1944年《发明》一卷一期）一篇论文，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二界年会（1944年）论文一等奖。从此，我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把橡胶树迎来祖国大陆安家”这一新课题上来。鉴于对祖国橡胶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有进一步调查勘探、摸清其发展的科学规律之必要，我利用当年所获奖金，加上当年国家经济部的资助和广西大学李运华的支持，组成国产橡胶调查队，亲身深入粤桂边境之十万大山，冒着风霜瘴疠，迂回北回归线南北荒山野岭崇峦叠嶂之间，历时二月余，发现能产橡胶植物一百一十多种，按其品质优于或等于国际市场橡胶的，亦至少不下8种。同时还发现一页神秘的中国橡胶工业的野史。证明距今120多年前，当地已有相当成功的地下橡胶工业。据此，我在《中国之橡胶植物》（见1950年《研究专报》第三十二号）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橡胶资源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担任前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期间，我曾经深入考察了重庆引种印度橡胶树垂20余年以及产胶质量，还派人深入云南西南边境考察气象地理和生态，参照海南岛移植巴西橡胶树的情况，反复对比研究，从中开阔了眼界，认定除海南岛以外，云南西南边境的澜沧江流域，是极有希望的巴西橡胶树移植区。因为上述自然区域受印度洋热流的穿透，气温和雨量都特别高，所以我认为我国这一部分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可种巴西橡胶树的面积，可能比海南岛还大，成绩也可能比海南岛更好，大有推广之必要与可能。与此同时，我通过对印度橡胶树和巴西橡胶树生理生化共性之研究，判定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如粤、桂、滇三省区南部，海南岛，澜沧江河谷等地区都可以发展。
　　根据以上的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橡胶树可以北移。当年我在脑海中一出现这些设想，就感到无限兴奋。我认定我们有充分理由对我国橡胶将来能够自给抱乐观态度。
　　可是设想始终只是设想，那时我国还没有解放，再好的方案献给旧社会的官厅，也不过等于把美酒倒落筛里。等到解放，我才将长期酝酿在脑子里的设想，通过《中国橡胶资源展望》一文发表出来（见1950年5月《科学通报》二卷四期）。
　　第二，着手研究阶段
　　解放初期，我国一向赖以输入橡胶的产胶国家，政治经济都受到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天然橡胶变成了帝国主义集团对我国禁运的物资，我国橡胶来源，受到了新的掣肘。如何把橡胶树向北推移，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爱国的科学家的面前。
　　正在这时，我荣幸地得到了国家党政首长接见，他们向我咨询意见。于是我把胸中酝酿已久的发展新中国橡胶事业的设想向党政首长汇报，从　　而使这一科研课题开始被提到国家科研的议事日程上来。
       1952年，陈云同志亲笔写信把我从重庆调到广州，筹办我国第一个热带作物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研究所正式成立后，我被任为副所长（该所日后迁往海南岛儋州，并扩充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正式主持橡胶树北移工作。在当年华南垦殖局（广东省农垦总局的前身）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我国橡胶热作生产和科研的整个体系。
　　从此，我全身心扑在祖国新兴的橡胶科研和生产战线上。我先后参加过国家农业考察团，赴印尼考察；还出席了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同时与罗耘夫同志一起参加全国橡胶会议，我对橡胶生理领域内各个环节，广泛进行探索，并在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基础上，反复深入广东、广西、云南各地，进行纵深的调查研究，然后逐步制定一整套周密的规划付诸实施。
　　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和外在的联系，为了实现橡胶北移的宏伟目标，必须彻底摸清橡胶树的生理机制和生化规律，包括橡胶树生化分析与鉴定，生理诊断与全面处理，增产刺激措施；旁及胶园抚育与管理体制，以至越冬品种之培育等，共有近三十余个项目。我和同志们共同奋力攻关，其中特别着重研究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如华南橡胶化学性质变异之研究，胶乳膏化浓缩化问题，膏化剂之制备，排胶障碍之分析及其化学防止与处理，产量刺激剂之作用机制等等。我把综合研究的心得，写成《橡胶树的产胶生理》（未出版），该书系我数十年来理论结合实践的心血结晶。
　　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偶尔对我的毕业生说过：“你们拿到这本书，准能解决你们在植胶工作中所遇到的难题。”想不到这句话日后竟成了我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进行批斗的把柄。
　　第三，发展阶段
　　1954年起，在小范围内取得橡胶北移的初步成果基础上，逐步开始了大范围的协作——由中国科学院有关学科和各省农垦局配合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华南垦殖局各有关垦殖场，通力合作，展开了一场橡胶树北移的大规模攻坚战，可以说这场攻坚战的过程，就是和寒、风、旱三大天敌斗争的过程。我们的主要对策是：驯化育种、选地试种和采取各种农业技术措施。
　　通过反复实践，我从对橡胶的生理生化过程的研究中，掌握了北移的基本规律：（1）橡胶树抗寒力与其寒前生长强度成反相关；植株在寒前不能结束生产者易遭寒害；（2）植株受寒害的另一个主要内部因子，是在同一环境、同一生长状态下，植株内部的生化过程及抗寒物质的累积，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认为，掌握了规律，就掌握了这场攻坚战中的主动权。橡胶树的北移栽培，必须纠正盲目追求生长量和过度抚育或基本上放弃抚育两个偏向；还要适当地采取农业技术措施，通过代谢作用，促使橡胶幼苗树在前半生长期充分发育生长，在后半生长期及时结束生长，使枝条充分成熟和木质化。
　　其次，根据寒害程度因气象、地形、地势、植被、植株内部生化情况和农业措施不同而不同的一般规律（例如生长在倚山靠林近水地方、南坡、中坡、陡坡地植株受寒轻；低洼、盆地中、风口、上坡受害较重），应当在北纬24度以南非寒流主要途径上选地试种，并逐步加以扩大，这是解决北移问题快捷可靠的方法之一。
　　关于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的抗寒效能方面，我们采取过营造防护林带，搭建活动霜棚、植株包草、苗圃秋季淋水、使用生长激素及其他药物诱致橡胶幼树落叶休眠以及培土、洗霜等技术措施。实践证明，以上密下疏的疏透结构的防护林带，防寒防风的效能最为优越。活动霜棚亦有特效。包草则有利有弊。其他各项技术措施或效能不显著，或弊多利少，或有弊无利，尚待继续深入观察研究。

　　以上说了我从事橡胶树北移研究实践的3个阶段。这里，还要说说我的人生坎坷——
　　科学的跑道永没有终点。橡胶树北移所取得的以上突破，才仅仅是个开始，为繁荣祖国的橡胶事业，还得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今天回忆起来，为这一突破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农垦战士、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他们在研究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大都冒过这样那样的风险，经历过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和坎坷，他们除了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困难、克服挫折、超越弯路和坎坷之外，还得对付来自外部（科研方案刚提出，就遭到当时苏联专家的否定）和内部（主要是10年浩劫）的各种责难、打击和干扰。
　　1957年，作为九三学社广州分社负责人之一的我，为了响应毛主席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恳切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了一些善意的看法。不幸，却被肆意歪曲和无限上纲，被打成“右派”，撤销副所长等职务，降职降薪，下放海南岛儋县联昌橡胶试验站，接受那最艰苦的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改造。1961年，粤西“建设农场”的橡胶树发生严重排胶障碍，我被派到那里“蹲点”。在长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生涯中，我仍完成了消除排胶障的脑力体力双重劳动任务。
　　196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从“蹲点”的地方调回研究院的通知。我一时满心高兴，以为又有一次为祖国科研事业进一步尽心尽力的机会了。岂料风尘仆仆到院时，行装未卸，就被勒令将长期的科研总结移交出来，和当年大多数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所遭遇的命运一样，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大串（一共9顶）大帽子，同时被剥夺了再进实验室搞科研的资格。在“造反有理”口号声中，我被勒令每日去清洗厕所，去干重活和脏活……。不久，我被关进“牛栏”。这个“牛栏”设在研究院终年无风无光、霉腐潮湿、百臭俱全的地下室。入“牛栏”后不久，浑身关节酸痛难支。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制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病势一天天加剧，终于恶化成半身不遂，直至于今。
      “四人帮”垮台后，进行拨乱反正。我的错划“右派”的问题在广东省委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再三过问下终于得到改正。和万千被诬陷的无辜者一样，我重获新生；又适逢科学春天的到来，这使我万分激动和高兴！更令我欣慰的是，长达30年的橡胶树北移研究实践，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和职工发挥了社会主义协作精神，终于获得全面成功！相信每一位为这集体创作付出过劳动的同志都和我一样感到自豪！在“10年浩劫”的岁月里，“四人帮”虽曾剥夺了我的科研权利，折磨了我的肉体，但他们永远摧残不了我誓为祖国科研事业贡献力量的一颗赤子之心！我能赶在他们剥夺我的科研权利之前，就把我研究橡胶树北移的心得、智慧、力量贡献了出来，这是我引以为幸的！我不应该也没有把我为橡胶树北移所付出的辛劳，摆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农垦职工之上；我是一直和同志们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我是长期融合在橡胶树北移的攻关行列之中的。这是事实！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将我参与攻关的事实写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罢了。
　　在橡胶树北移研究中，和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已构成了一张很长的名单。特别使我怀念不已的是那些为这个伟大事业奋斗而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他们的名字是齐雅堂、尤其伟、李运华等教授，以及邓励、温健等同志和他的夫人等。我也想念今天仍然幸存的战友，他们是陆大京、曾友梅等教授。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