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明确天然橡胶选育种工作方向的会议
　　　　　　　　　　　　　　　　　　　　　　　　　　                                　梁荫东

　　1962年5月，农垦部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了全国橡胶选育种工作会议。这是一次端正橡胶选育种方向，明确橡胶选育种方针、任务的重要会议，对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我作为当时研究所植保系的学术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在湛江市海滨招待所召开的。说到海滨招待所，使我想起我国大面积种植橡胶初期的一段往事。虽然和这次会议没有直接联系，但和苏联有一定关联而且受到他们的影响。
　　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即1952年9月，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根据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建议，我国同苏联签定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议》。此前，为帮助中国种植和发展橡胶，苏联提供资金、技术装备。苏联派出了专家顾问团60余人，提供了一批森林开垦的拖拉机、机具修配设备和运输车辆。海滨招待所就是为苏联专家办公和生活建筑的，因为当时华南垦殖局设在湛江。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撤销了合作协议，专家也陆续撤离，只留下一名帮助研究所工作的遗传育种副博士叶尔马可夫，直到研究所下迁海南时回国。苏联人走了，我们自己干，依靠自己发展我国天然橡胶业，走自己的路。而在植胶初期受他们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知道，解放初期，我们对苏联人的意见是很重视和尊重的。在橡胶垦殖中，对植胶林地采用机械化全垦，这显然是苏联开办谷物农场的耕作措施，而并不适合于要求在森林环境中生长的橡胶树。当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对橡胶树的生态习性缺乏正确认识，也是没有经验的。还有，在遗传学方面，苏联独树米丘林学派，而反对摩尔根学派；主张培育本地的自己的品种，而排斥外来品种。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有没有受到苏联专家的直接影响，我没有同他们接触过，不了解情况，无从推测。但是他们这种独尊米丘林，反对摩尔根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中国选育种学术界，却是十分明显的。
　　从育种与产量的关系来看，苏联的遗传育种观点影响，使早期种植大多是未经选择的低产实生树和芽接树，以致造成整体产量低。我们知道，橡胶树是多年生作物，生命周期很长，其经济寿命也有几十年。某个品种下去后，其几十年的基本产量就已确定，而难以改变了。所以，种植前，选择高产优良品种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迫于当时的形势，必须大规模高速度地种植橡胶树，而其种子来源全都是海南岛解放前的老胶园。由于时间上不允许，种子来源也受到限制，当然谈不上选择高产良种。因此，种植的大都是未经选择的实生苗，即使芽接苗，也是未经选择的普通芽条，所以产量都很低。在第一批种植的胶苗遭受挫折后，即1953年，适逢国际形势有所缓和，我国又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了橡胶协定，进口橡胶有了来源。因此，中央调整了植胶方针，缩小了规模，放慢了速度。这时我们本可以从容选用高产良种。在东南亚，橡胶选育种工作已进行了几十年，培育出了二生代、三生代的高产良种。我们已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爱国华侨的帮助，从他们那里引进这些高产良种。事实上，1954—1955年，已有爱国华侨引进了PB86，PR107，RRIM600等高产优良品系。海南农垦生产部门已进行试种观察，对PB86，PR107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性试验。但当时由于学术上受苏联米丘林学说影响，排斥摩尔根学派，因而主张只能在本地选用适应本地环境的品种，而对外来品种产生疑虑，反对使用，以致影响了对外来品种的推广。因此，早期种植的大多是低产实生树和未经选择的芽接树，国外高产品系种得不多，比例很小，所以整体产量提不高。
　　这次育种工作会议开会之前，组织参观了海南、湛江的各育种站，交流了经验。为开好会议作了准备。6月24日正式开会。农垦部刘型副部长亲自主持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议的任务，肯定了以往选育种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反对摩尔根学派的错误，这不仅违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对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会议通过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讨论总结了几年来育种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明确了今后选育种工作的方针任务；通过了育种站工作暂行条例，选育种、良种繁育技术暂行规程，橡胶选育种工作的经验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等几个文件；提出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用有性、无性交替并进的办法选出次生代以上的优良品系的方针。同时也不放松国内抗性强、产量高的橡胶树初生代无性系的选择。刘副部长最后对会议进行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要做的工作，提出育种工作必须全国统一布局，在国内抗性高产品系尚未选出前，生产上必须以国外优良品系为主。广东省农垦厅罗耘夫副厅长、研究所何康所长都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罗副厅长讲了对国外品种的认识、使用意见，以及良种要求的农业措施。何康同志主要介绍了国外橡胶选育种经验与问题，对我国今后橡胶选育种工作提出具体意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从此，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走上了正轨。
　　这次会议后，农垦部正式颁发了会议通过的几个文件。各个垦区进一步加强橡胶选育种工作，加强了对外引种。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还先后派出专人到我国驻锡兰、印尼大使馆，专门从事引种工作。广东垦区开始大规模进行纯国外优良品种和国内外优良品种间的人工授粉工作；同时，进行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特别是国外优良无性系试种鉴定工作；并迅速提高了国外优良品系的种植比例。特别是云南因为是新发展地区，加上云南垦区没有台风为害，土壤也比较肥沃等有利条件，全部使用国外高产品系，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橡胶单产水平一直居全国首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006年6月

育种回忆录2

　　　　　　　　　　　　亲历我国橡胶树3次大规模引种试种的回顾
　　　　　　　　　　　　　　　　　　　　　　　　　　                                             周钟毓

　　天然橡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在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委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对华南种植橡胶树作了部署，作出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为主要战略物资，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5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广大科研人员勇攀高峰、艰苦攻关和数百万垦荒植胶人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努力，在国家累计百亿元投入的支持下，我国天然橡胶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建成以海南、云南和广东为主的三大橡胶种植基地和较为完善的橡胶产业体系，成为世界上第五产胶大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橡胶，也无法引进国外橡胶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生产技术。植胶事业的快速发展，急需推广优良的品种。为此，对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已开割的约60万株实生树群中，开展优良母树选择。选出高产单株，再进行精密鉴定。入选的特高产母树，取其枝条繁殖成无性系，经过系比试验后，选出优良品种推广种植。经过近10年的生产验证，由优良实生母树繁殖成的无性系，其平均产量与实生树相差无几。要提高我国橡胶树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是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利用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与国内具有抗性的品种杂交，培育新的抗性高产品种。
　　由于新中国成立10多年来，国力不断增强，与东南亚及南亚主要产胶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已可以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的技术。引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引进品种——快速繁殖和甄别品种——适应性试验——区域试种——推广种植等过程。
　　一、1960—1962年的引种及后续研究工作
　　1960年遵照农垦部的指示，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受命到我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任商务秘书，专职从事橡胶引种。到1962年，共引进136个品种。
　　为了将引进的国外优良品种尽快推广于生产，农垦部于1962年下达编号为“热研-橡-13”的重点课题“国外橡胶优良无性系的适应性研究”，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主持，广东、云南、广西和福建农垦厅（局）及所属单位参加。当时我是该项目的主要执行人之一，负责全国21个适应性试验点的建立、适应性调查、区域试种和推广种植等工作。为此，20多年来，我走遍了全国所有植胶区的76 %的国有农场、海南省18个市（县）的大部分民营植胶点，以及广东省曲江县消雪岭农场、广州市瘦狗岭抗性组和信宜县钱排乡前哨抗寒点；广西黎塘及安适前哨抗寒点；福建省永春县苗圃、惠安县杏林林场及晋江县紫帽山农场等前哨抗寒试验点，对参试品种进行认真的现场调研。我先后参加和主持了7次全国橡胶寒害调查和9次风害调查。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即1967年4月初，我与广东、云南、福建的专家到广西浦此县张黄镇的国有东方农场进行寒害调查，所住的地方安排在原来场领导的办公室。我们住的房间门口贴有对联，左联写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右联写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批是“蛇鼠一窝”，大家看后都乐了，并把几天来爬山越岭搞调研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异口同声地说：“今晚我们真的要一窝了！”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广大科研人员走出高楼深院，深入生产第一线，为“两当”（当时和当地）服务，大搞样板田。我受派到云南省西双版纳的飞龙农场搞样板田，推广优良品种，建设“四化”（良种化、梯田化、覆盖化和林网化）胶园。我住在3队，位于群山的中上部，睡在茅房的竹床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山下盘山公路上吃力地慢爬上坡的汽车。这次西双版纳之行共计400天，过了两个傣历年（泼水节），为云南垦区“四化”胶园建设、优良品种推广尽了一份力。
　　根据近30年来的试验材料的总结，我于1989年发表了《国外优良无性系在我国橡胶垦区的适应性》的论文，系统的总结了国外优良品种在我国各植胶区的适应性及推广情况。该文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科技情报系统(AGRIS)编辑出版的《农业索引》收录。
　　1960—1962年的引种及随后的系统研究工作，于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当年我国农业科研获得的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院校继《橡胶树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种植技术》于1981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后而得到的第二个大奖项。1999年8月11日下午我有幸作为该项成果的第二答辩人，在北京铁道大厦向国家科技进步奖专家委员会进行答辩，与会专家有40多位，其中一半为院士。
　　这项研究工作历时40年，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实现良种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二、引进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橡胶树，推广种植的品种均为1876年魏克汉采集的少量存活的种子种植的实生树而繁殖成的无性系，其遗传基础狭窄，难以选出比现有推广品种产量更高的新品种。为此，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于1981年，组织主要成员国的专家到巴西橡胶树的原产地——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采集种子和优良母树（当时称为“奇迹橡胶树”）的枝条。共采集种子1.1万多粒及100多株母树的枝条。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种植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国际橡胶基因库园”中，有小部分种植在非洲橡胶研究所。从1983年起，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可以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引回这批新种质。
　　我于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受院的指派，与郑学勤研究员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全面的预测，与马院商讨空运这批新种质回国的有关事项，并将经预测最好的材料亲自带回国。
　　1983年，我们应邀参加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高级育种专家会议。接着，又应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的邀请参加马来西亚种植者会议，会后到“国际橡胶基因库园”，对2000多份新种质进行预测。1984年5月13～20日，我们第二次赴马，预测了3000多份新种质，并亲自带回95个优良种质的芽条。我们于19日下午抵香港启德机场，在入关时，香港渔政署的官员对这箱芽条进行检查，认为这些活体植物不能随我们入住九龙的美丽华大酒店，应将这箱芽条送到渔政署的“过境动植物拘留所”。翌日上午我们离港时，渔政署派车将这箱芽条送到九龙火车站，看我们办完托运手续后才离去，可见香港有关工作人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1985年7月5～18日，我们第三次赴马，对余下的2000多份新种质及100多份“奇迹橡胶树”的无性后代进行预测，也亲自带回95份“奇迹橡胶树” 的芽条。
　　我们在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对这批新种质进行预测，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农业部原部长何康和黄宗道院长在《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的“前言”中写道：“198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上，斯里兰卡、法国、印尼和泰国等几个国家的代表提出，要求我国公布用中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在国际橡胶种质基因库所取走的品系名单。他们认为我国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简便易行，效果可靠，所取走的品系产量都是比较高的。”
　　从1983年到1985年间，共引进亚马逊野生橡胶新种质7000多份，存活6000多份，其中190份是由我们亲自带回的。有关这批新种质鉴定、评价的研究由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他们对这批野生新种质采用小叶柄胶法、叶脉胶法、侧脉乳管数量、小叶柄乳管数量、人工模拟低温鉴定抗寒性及对少量种质进行同功酶测定等6项指标进行鉴定、评价，而其中前5项指标均是由我主持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的研究成果。
　　《橡胶热作种质资源鉴定评价的研究》，于1997年由海南省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当年我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农业专业评审会评委，评审会指定我为该成果的第一主审员。经过评审小组的推荐，评审会50多位专家评审，该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奖的主要原因是野生橡胶新种质数量多，达6000多份，采用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对野生橡胶种质进行科学的鉴定评价；其它热带作物种质的农艺性状鉴定方法可靠。
　　三、引进“胶木兼优”的新品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升级，进一步缓解对热带木材需求的矛盾，保护热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主要植胶国都非常重视对橡胶木材的利用。到90年代，要求橡胶树的育种目标既要干胶产量高，又要产材率（橡胶树木材的材积量）高，因此提出培育、推广胶木无性系（The timber latex clone）。我认为这些产量高、产材率又高的品系称为“胶木兼优”无性系更为恰当，这个提法得到同行的认可。现在我国都称高产、高产材率的品种为“胶木兼优”品种，这也写进《橡胶树栽培技术》书中及行业标准中。
　　国家为了鼓励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含种畜、禽类）和先进实用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从1994年起，由农业部设立“948”项目，财政部拨专款支持。批准立项的项目，可获10万美元资助，承担单位负责配套相应的经费。
　　为了引进“胶木兼优”橡胶品种和马来西亚最新的采胶技术，橡胶所于1996年向农业部申报“天然橡胶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项目。项目由我和副所长许闻献主持，我负责引进“胶木兼优”品种，许闻献负责引进最新的割胶技术。该项目获农业部批准。项目编号为961045，实施时间从1996年到1999年。
　　引进“胶木兼优”品种工作得到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得到爱国爱乡侨胞的鼎力支持，非常顺利地完成引种工作，共引进新品种32个，其中重复引进的品种有7个。25个新引进的品种中有“胶木兼优”品种11个，高产品种14个。11个“胶木兼优”品种1～5割年平均亩产干胶169.4千克，14～17龄的胶树，单株木材材积平均为1.2 立方米。
　　这次引种与以往引种不同之处在于，主要是以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为主，而且数量大。如1999年引进12个新品种，共引进低切干芽接桩苗975株。以前引种主要引进芽条，每品种1码或每品种1～2株低切干芽接桩苗。
　　负责引种的爱国爱乡侨胞非常关心我国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和新的高产品种。他出资并亲自到现场调研，根据我们提供的引种名单，确定引进的品种，确定引回低切干芽接桩苗的数量，认真检查苗木检疫及包装的情况，亲自护送到中国。省有关部门也派员专程到广州机场接机，通过绿色通道，尽快将材料转运到海口并及时送达院校。我们连夜组织人力种植或芽接，加强管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或提高芽接成活率。他多次回海南，每次必到院校检查引回品种成活和生长情况，以及关心适应性试验布置的情况。
　　引进的新品种经扩繁后，在农业部农垦局的支持下，于2000年在院内、海南、云南和广东垦区共建立了11个适应性试验区。成立了合作试验协作组，由橡胶所牵头，三省农垦总局科技生产处及有关参试农场参与。适应性试验的作业计划由我撰写。
　　为了促进“胶木兼优”品种的研发，我于2000年10月11日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六届四次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21世纪推广“胶木兼优”品种势在必行》 的报告，引起与会专家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

橡胶育种回忆录3
　　　　　　　　　　　　　                     　艰苦攻关 勇攀高峰
                                                                      　　　　　　　　周钟毓

　　国家为了加强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于“六五”的中期，即从1983年起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计划专项。我有幸从“六五”到“九五”都参与主持橡胶树育种国家攻关专题和子专题的工作。
　　“六五”期间（1983—1985年），我主持3个子专题，即“橡胶树产量早期预测方法研究”、“橡胶树抗风性早期预测方法研究”和“橡胶树抗寒性早期预测方法研究”，这3个子专题隶属于3个专题。1983—1985年，我与郑学勤研究员到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国际橡胶基因库园，利用上述3个子专题的研究成果，对国际天然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于1981年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采集回的8000多份野生橡胶新种质进行预测，然后将其中7 000多份野生新种质引回，并亲自分2年将预测最优的95个新种质和95个“奇迹橡胶树”的无性后代带回院校。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既为我国橡胶树育种提供了丰富而具有各种性状的种质材料，从而为提升我国橡胶树育种工作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完成“六五”攻关任务和为院校申报参与“七五”和“八五”品种资源科技攻关课题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材料。
　　1986年1月19日至29日，我在广州市广东省农垦总局疗养院参加橡胶树“六五”攻关总结和讨论“七五”课题论证会。我受托写了“七五”科技攻关专题《运用综合技术选育高产抗性品种》的可行性报告。院领导决定，该专题由刘松泉研究员、郑学勤研究员和我共同主持，可以说这是由老专家把舵，对中青年科技人员进行传帮带的一种模式。
　　“七五”期间，我院橡胶栽培研究所，在各个子专题科研工作中，取得较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而在1991年9月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对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优秀集体进行表彰时，获得了集体荣誉证书。
　　在“七五”行将结束之际，参与科技攻关的单位都在积极争取继续参与“八五”攻关计划的工作。刘松泉研究员为院校继续获准参加“八五”橡胶树育种科技攻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90年7月22日致信江泽民总书记，反映橡胶生产、收购、科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国家收购全部橡胶，以扶持橡胶的发展，希望将橡胶树品种培育课题的科研工作继续列入“八五”国家攻关计划。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阅信后批示：“我是5月去海南的，当年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决策，确已开花结果，许多科技人员、干部、工人苦干了几十年，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信的摘要不长，请于阅批，结果便中望告。”由于刘老的争取，江总书记作了明确批示，因而即使在我国天然橡胶生产遇到新困难的时刻，“橡胶树高产抗性品种选育”还是列入了“八五”攻关计划。当时，院领导决定由我和吴云通副研究员负责主持该专题。
　　“八五”期间，攻关专题中由我主持的《橡胶树苗期产量预测方法的研究》，在未知产量品种中得到验证，高产品种的选对率达到82.6％，经农业部指定的科技查新单位的查新证明及专家的会议鉴定认为，该项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外，“八五”期间，刘松泉研究员主持的《巴西橡胶树阶段发育的研究和幼态无性系的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梁茂寰研究员和吴云通研究员主持的品种培育子专题选出了中规模推广级橡胶树优良品种热研88－13和热研7－33－97。曾宪松研究员主持的选育橡胶树三倍体新方法及王泽云研究员主持的橡胶树花药培养优良品种的技术等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到1996年，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实施已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共计13年时间。在此期间，有些课题已结题；有些课题因不能按时完成或人员变动无法胜任而出局；而有些新项目则入主攻关计划。因此，申报参与国家攻关计划工作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形势下，橡胶树育种能否继续列入“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便成为院领导和有关科技人员所关注的大事，因为我院乃至全国热区可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作物只有橡胶树。
　　1993年，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要“把一些以生产棉花、糖料、橡胶为主的国有农场建设成为专业化商品化的示范基地”，说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对天然橡胶仍是予以重视的。此后，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中，也将橡胶树育种列入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育种计划中。据此，我在1995年先后写了《对我国“九五”巴西橡胶树育种工程研究的设想》和《关于将橡胶树品种培育课题列入国家“九五”主要经济作物育种攻关计划的建议》，作为预可行性研究的材料报国家科委、农业部的有关部门和送中国农业科学院，争取国家管理部门和兄弟单位的支持。院领导和科研处有关人员多次到北京，也都积极争取将橡胶树育种继续列入“九五”攻关计划。1996年6月间，曾传说橡胶树育种未列入“九五”攻关计划，名誉院长黄宗道研究员听到后伤心地哽咽了。这说明老领导、老专家对橡胶树育种能否参与攻关课题研究，是多么关注、多么看重!所幸的是，“橡胶树育种材料和方法的研究”最终还是列入了“九五”攻关计划。
　　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育种攻关专题工作主持人的新老交替，农业部规定，“九五”攻关专题以上的主持人必须是55周岁以下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我已58岁，曾多次提出不再参与专题的主持工作。经院领导决定，“橡胶树育种材料和方法的研究”由主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王文壮副研究员和我共同主持。王副院长谦虚地对我说:“我协助你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研究工作还是你管。”我说:“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只是协助你管好攻关专题的科研和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
　　为了将“八五”和“九五”已选育出或将选育出的优良品种报国家审定，在“九五”的初期，我们就努力争取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工作能被纳入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计划中。我到农业部农技推广中心良种繁育处汇报了橡胶等热带作物品种选育成果及其重要性，并按要求申报了有关的材料。因而，第三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终于设立了第16个专业委员会，即热带作物专业委员会。1997年3月11日，国家农业部任命我为“第三届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热带作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期五年。热作专委会于1998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1999年在福建省泰宁县、2000年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了3次品种审定会议，共评审出热带作物优良品种15个，其中橡胶树13个，澳洲坚果和苦丁茶各1个。这15个品种是所有热带作物品种中第一批获准的国家审定品种，以前选出的品种都是省内或省际汇评出的，或是通过鉴定会选出的，均不属国家审定的品种。
　　13个橡胶树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既完成了“九五”攻关计划中选育优良品种的任务，也为橡胶树品种有了国家审定开了先河，使热带作物列入国家的主要农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序列中。
　　“九五”期间，我们在完成攻关任务的同时，也为“十五”期间能继续参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工作做好准备。首先，通过与省有关部门的合作，得到爱国爱乡侨胞的鼎力支持，引进胶木兼优品种和高产品种25个，为申报“十五”国家攻关课题做好了研究材料的准备；其次，连续4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艰苦攻关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继续申报“十五”国家攻关课题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再次，近年来生物技术育种工作的进展，也增添了橡胶树育种的新方法、新内容。
　　然而，遗憾的是已经参与“六五”至“九五”科技攻关的橡胶树育种课题，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都未能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中。

橡胶育种回忆录4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研究的回想
　　　　　　　　　　　　　　　　　　　　　　　　　　　                               袁燮辉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的研究可分为3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
　　我国从1961年开始对橡胶树无性系性质与利用进行研究。首先是利用1年半、2年半、3年半和5年生的实生树，在这些实生树的每一蓬叶取芽接成芽接树，成活后，按叶蓬顺序种植于大田。每株实生树取9蓬叶，每蓬叶只选1株，1株实生树共繁殖9株用于试验。母树种在第一个穴位，以便对照。
　　观测项目主要是：每蓬叶抽生嫩芽颜色比较，并测量抽条与砧木夹角大小；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强弱，并进行叶蓬间各无性系比较；叶片糖分含量。连续观测3年，1963年结束。参与人员有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向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黄昌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韦礼贞和袁燮辉。李向辉负责写总结报告。结果表明：各叶蓬测定的指标只有微弱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准；但在5年生的实生树取芽接成的芽接树，其抽条与砧木的夹角较大，树干上的分枝较矮，显示较老的模样。这些树成龄后，1967年测定产量，结果是：各叶蓬取芽接成的芽接树产量与母树没有显著差异；同一株实生树上取芽接成的芽接树，其各叶蓬之间的产量差异也不明显。试验中，4个树龄不同的种植材料都表现低产，很可能与取材有关。
　　1962年，利用2年生的授粉实生树，分别在离地1米以下和1.5米以上的茎上取芽接成的芽接树，成对种植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试验场一队，共植80多对，保留割胶的70多对。测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茎干低部位取芽的芽接树产量和高部位的没有明显差异，产量普遍比较高，生势差异也不明显。因而,多数学者对橡胶树存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二、分析阶段
　　1967—1968年，主要是总结上一阶段试验结果，进一步调研国内外生产、试验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得出结论是：前一阶段试验所用材料，很可能都是同一个发育阶段，因而其产量和生势都没有明显差异，这是合乎逻辑的。
　　三、成熟阶段
　　1981年，成立了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课题组，刘松泉为导师，袁燮辉任组长，组员有黄香、许来玉、李纯青。项目研究正式列入国家“六五”与“七五”攻关计划。建立了实验室。在刘松泉的指导下，杨光凌在试验场四队利用6年生的实生树，在其离地1米以下和4米以上的茎干上取芽接在九队苗圃里，保苗的共有3对。成龄后测定其产量和生势。结果在茎干离地1米以下低部位取芽接成的芽接树的产量比在茎干4米以上高部位取芽的高54.8 ％，茎围生长量大24％。黄香用胶乳测定同功酶，将其低部位胶乳同功酶与高部位比较，其谱带有明显差异。这是橡胶树幼态无性系与老态无性系在发育过程中的微妙关系，也是遗传学方面有待解释的“谜”。经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这次试验取材的树龄与前次试验的不同——前次试验树龄在3年以内，可能橡胶树整株不分上下都处在同一个发育阶段；而这次试验取材为6年生的实生树，随着其树龄增大，茎干上的芽就发生了变化——只有离地1米以下的芽始终保持幼态特征，而离地面1米以上的茎干芽己变成老态了，因而用其芽接成的芽接树无性系也就属老态。因此，在同一株实生苗茎干上幼态芽和老态芽并存的现象，不仅与树龄增大有关，而且与茎干上取芽的高度有关。这是刘松泉研究员提出的橡胶树阶段发育理论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他一生所致力研究的橡胶树阶段发育与遗传性并不矛盾的观点。这一观点与许多学者的不同。实践证明，刘松泉研究员的观点是正确的，为橡胶树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把成果推广到生产上应用，又布置了不同树龄、不同代次的试验。这些试验证明了橡胶树阶段发育与树龄有关，而同一发育阶段的无性系不断繁殖的无性系后代，其性质不变。这一重要发现，为长期利用幼态无性系生长快、产量高（与母树相似）的特征，并长期保持幼态无性系优良性状提供了依据。
　　为了获得高产幼态无性系的种植材料，利用了4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利用王泽云研究员用组培方法培育的花药苗GI1，在同一试区用对比法布置试验，结果是组培的GI1花药苗比其从母树取枝芽繁殖的芽接树生长快8％，产量高30％以上。第二个来源是，从已割胶几年的高产幼态无性系茎干上取幼态芽来繁殖幼态无系。第三个来源是，从已割胶多年的高产实生树基部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这种幼态无性系还必须经长期的产量、特性鉴定后，才能在生产上推广使用。第四个来源是，利用袁燮辉的小叶柄胶苗预测法，从1.5～2年生的人工授粉苗中，选出高产植株繁殖幼态无性系——这是橡胶树常规育种改革最重要的一环，选种与保留种质优势同步进步，避免走过去的老路（从培育幼态无性系开始，到推广老态无性系告终，使产量下降）。这个方法可缩短育种年限。以上试验所取得的结果，经过计算整理，1990年请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此项研究在国际上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5年，为了把本成果推广于生产，经课题组研究决定，许来玉利用已割胶4年的高产幼态无性系（年株产7～8公斤），在离地1米以下的茎干基部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共3个品系，每个品系取2个芽片，结果都成活了。这是一个创举，解决了从高龄树的茎干上取芽繁殖幼态无性系的难题，补救了过去常规育种遗留下来的问题。
　　取芽片的热研43、42和23号3个品系，经1986—1987年不断繁殖，布置了高级系比区，并在番开热作场与专业户蔡汝新合作，布置了1 500亩的生产性系比；成龄后，经3～4年的割胶测产，高级系比和生产性系比两地同品系的幼态无性系比老态无性系生长快8％左右，产量高25%以上，特别是种在番开热作场的热研43号，在割胶第5年时，亩产竟达200公斤左右。这是在我国少见的奇迹，其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同品系的老态无性系。这个品系在海南省白沙县得到胶农广泛应用，种植面积在3000亩以上。2000年，这项研究成果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后记
　　橡胶树幼态无性系性质与利用的研究，经过了风风雨雨的 40余年历程，最终取得了可喜成果。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中国天然橡胶研究史表明，人们在学术上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或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谁是谁非只能凭试验结果来裁决。刘松泉研究员提出的橡胶树阶段发育的观点之所以正确，也正是经试验结果证明了的。
　　本课题组导师刘松泉研究员已于1992年去世，而今其他成员也已先后退休。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在有生之年，将橡胶树幼态无性系种植材料在生产上大规模推广应用。

橡胶育种回忆录5　　　　　　　　　　　　　　　　　　　　　　　　

                                                    参加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的回忆
　　　　　　　　　　　　　　　　　　　　　　　　　　　　　        陈河楷

　　1961年9月，我从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前身)育种组工作。那时的橡胶系设有6个研究组，育种组是其中之一，组长是系副主任刘松泉同志兼任，副组长是郑学勤同志。全组科研人员20多人，分为5个研究课题组，即品种适应性、有性杂交育种、产胶遗传规律、幼态无性系和优良砧木选择等课题组。各课题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各自围绕本课题组的选育种目标并遵循一定的技术路线开展研究工作。
　　我被分配到有性杂交育种课题组，组长是梁茂寰同志，组员先后还有胡东琼、罗忆祥、罗福和等同志，技工有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同志。梁茂寰同志早在1954年就来到儋县(儋州)境内联昌试验站，参加橡胶树优良母树的选择、鉴定及人工授粉工作，有丰富的橡胶树育种专业工作的实践经验。而我们几位科研人员却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在校时又都没有学过橡胶树育种专业知识，对它一无所知。因而，我们是跟随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才逐步认识橡胶树并开展研究工作的。
　　杂交育种是培育橡胶树优良品种的基本途径。我们课题组的主要任务是选配优良无性系亲本进行授粉，繁殖杂交后代建立和鉴定新无性系系比区，以便选育出产量更高、抗性更强的新品系，供生产上大规模种植，以提高我国的植胶水平。20世纪5O年代，我国的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是在优良实生母树间进行的，其杂交后代无性系，大多数产量都不高，高产选出率极低。进入6O年代后，我国早期选出的橡胶初生代无性系及从国外引进的橡胶树高产无性系已陆续开花，因而杂交育种人工授粉工作便转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间进行，从而加快了育种工作进程，提高了育种工作的水平。
　　那时所院对橡胶育种工作十分重视，杂交育种被列入所院重大课题，时任所院长的何康同志经常深入到育种组及其试验基地检查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对研究工作必需的人、钱、物给予充分保障。他还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橡胶系党支部，参加育种组的党小组的组织生活。领导的关怀与支持，调动了全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家立志献身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人工授粉是橡胶杂交育种的重要环节，其他各课题组都十分关注，视其为自己份内工作一样，从选配杂交亲本、杂交组合到进行人工授粉都积极参与。授粉计划年初由我们有性杂交育种课题组先提出，然后在育种组全组会议上充分讨论后确定。那时，刘松泉同志刚从国外引进130多个优良品系，他向大家报告了国外橡胶树杂交育种工作进展情况，详细介绍了国外橡胶树优良品系的产量、抗性及副性状情况；各课题组科研人员则根据自已所了解和掌握的有关品种的资料发表意见；授粉计划经大家充分讨论确定后，由我们课题组负责实施。当授粉工作进入高峰时，其他各课题组的同志都主动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也参加到授粉工作中来，充分体现了育种组全组科研人员齐心协作的奋斗精神。
　　1962年6月，中央农业部在湛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橡胶育种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明确了今后方向和任务，制定了“积极选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尽快培育出产量更高、抗性更强的优良无性系”的方针。这是我国橡胶树育种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我国的橡胶树育种工作走上了快速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新阶段。我有幸参加这次全国性的橡胶树育种工作重要会议，通过10天现场参观海南、湛江各育种站和8天会议讨论，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了解到了许多新情况，加深了对育种工作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我们育种工作者肩负的责任重大。这次会议后，所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育种工作的领导，并对育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杂交育种的工作任务就更重了，授粉规模也更大了，授粉组合及授粉花朵数都创历史新高。
　　为落实所院下达的扩大和加速授粉工作计划，1963年春，我们课题组分为2个工作小组：梁茂寰、罗忆祥和我为一组，继续留在所本部试验场二、三队组织工人授粉；而胡东琼和技工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则为另一组，赴南田农场负责开辟新的授粉基地的工作。这两地的授粉基地拥有不同的橡胶树品系，组成不同的杂交组合。
　　那时试验场二、三队有一个1957年建立的大型初生代无性系试区，占地l 080亩，试区内集中了全国垦区优良母树繁殖的后代无性系430个，此外，还有RRIM501、RRIM513、PB86、PRl07等国外高产品系。这些品系都已陆续开花，主要是进行国内抗性强的品系与国外高产品系间杂交。在这里进行授粉的有由粤西站的谢善昌、徐闻育种站的林天民、福建热作所的何忠春等同志分别率领的授粉队。而在南田农场那里，有爱国华侨1954年从国外引进的PRl07、PB86、RRIM501、RRIM60O、PB5／51、PB5／63等20多个优良品系。这些品系长势很好，开花结果旺盛期，即是进行国外高产品系间杂交工作的理想时期。由于我所和文昌、大丰育种站等单位都集中在这里搞授粉，因而其规模很大，授粉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南田农场地处海南的南端，气温较高，橡胶树开花比西部早来一个多月时间。人工授粉季节性强，为了不失良机，春节过后年初三，胡东琼和技工李家绍、陈卓才、吴兴家等即动身前往南田农场开展授粉前期工作，如观察花期选授粉植株，购买搭授粉架的竹子和白藤以及安排住宿等。这些工作得到了该场和当地黎族村民的热情帮助，而授粉工人则由试验场联昌站派出。时任该站副站长的李玉有非常重视人工授粉工作，尽管春季该站的试验生产工作繁忙，劳力紧张，但仍优先挑选外出授粉工人。该站派出了夏国昌、张庭芝、陈汉才、黎永造、张坝、邓会群、林和生等1O多名工人。那时困难，他们必须自带行李，徒步1O多公里到那大再乘公共汽车经海口过夜，次日下午4～5时才能抵达目的地。这时花期临近，搭架材料还不够，胡东琼同志便带领工人们上山砍杂木，与大家一起搭架授粉。他以身作则、不怕苦不怕累、艰苦奋斗、献身橡胶事业的精神受到工人们一致赞扬。在这里搞授粉的单位多，人也多，生活条件艰苦：住的是简陋的茅草房，房内蚊虫多，夜间老鼠常乱窜，碰上雨天，房顶还漏水；队里没有食堂，自己开伙食，步行几公里外的藤桥镇买米买菜，授粉工作期间每天只吃2餐，吃的菜没有什么油；夜间点蜡烛照明，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工作。工人们虽然出来的时间长了，也会想家，但仍以工作为重，坚持安下心来搞好授粉工作，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
　　与此同时，所院本部的授粉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着。授粉工作得到了二队队长蔡传楼和三队队长金灼修的大力支持，他们认真落实所院下达的科研任务。二队派出官有训、方国溜等5名工人，三队派出王承科、黎对怀、王棠杰、李日新、黎焕品、陈洪坝等10多名工人。??这批工人中，既有当地工人，又有归侨工人，还有退伍军工，组成了一支结构较合理、素质好的队伍。他们责任心强、技术好、又能吃苦耐劳。他们从做竹梯、搭授粉架到进行授粉，连续工作20多天不休息。授粉时，工人们从上午9时左右到下午3时左右连续进行约6个小时，即使中午天气闷热也不休息，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辛苦点是值得的，因而毫无怨言，以苦为乐；组长刘松泉、郑学勤同志也亲临现场，和大家一起开展授粉工作；组内2位女同志——韦礼贞、詹赛荣也和男同志一样，爬到高高的授粉架上授粉。此时的橡胶园内可以看到，领导、科研人员和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授粉，气氛融洽，而干得热火朝天。
　　以后又连续几年大规模进行人工授粉，每年都有几十个杂交组合，授粉花朵数高达数万甚至十多万朵。大家付出辛勤劳动换来了大量的杂交后代，为日后选育优良新无性系打下了良好基础。回顾那个年代，育种组全组科研人员为了选育有我国自己特色的抗性强而产量高的优良橡胶树品种，而发扬了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终生难忘。如今，我院的橡胶树育种科研工作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尽了一分责任，甚感欣慰。

橡胶育种回忆录6

　　　　　　　　　　　　　　　　参加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工作的回忆
　　　　　　　　　　　　　　　　　　　　　　　　　　　                         王锋

　　1963年8月，我于广东海口农校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育种组工作。报到后，我先参加了由研究所安排的集中劳动——当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除分配去当中小学教师的外，全部都参加集中劳动，约有40多人。我们先后在所部及试验场联昌队、三队、五队参加植树、橡胶园林段管理等劳动，时间共3个月。12月份才到育种组报到。
　　当时，育种组有10多名科研人员，还有几名技工。组长由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同志兼任，副组长为郑学勤同志。研究内容有橡胶树产胶力遗传规律、人工杂交育种、无性系适应性以及绿色芽片芽接、品系鉴定、苗期产量预测技术等。我被安排到“橡胶树优良母树产胶力遗传规律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由系副主任、组长刘松泉主持，具体负责课题计划实施的是吴云通同志。
　　橡胶树选育种科学研究作业安排，与胶树生长季节有很大关系。一般地说，夏秋季，包括晚春和早冬，是橡胶树生长、产胶季节，也是科研人员忙于田间试验的季节，芽接、割胶、人工授粉、形态观察等大田试验都在这期间进行；冬季胶树停止生长转入休眠期后至春季抽芽生长前这段时间，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转入室内，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研究报告和论文写作、新一年科学试验计划的制订，以及研究成果交流等，都在这时进行。我到育种组报到时正值冬季，全组科研人员都在进行课题研究总结。
　　当年12月，我一到课题组，就在吴云通同志指导下进行试验资料统计计算，主要是分析实生母树及其无性后代间的产量关系，具体计算项目包括产量、相对产量、累积系数等，然后进行相关分析。资料统计计算工作量很大，除本课组人员外，其他课题组人员也来支援。资料统计计算的工具有纸笔、算盘、手摇计算机。当时所说的手摇计算机，实际上是手摇计算器；与现在的计算器相比，不仅体积大，而且效率低，有时还会出错；当然，更无法与现代计算机，以及应用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相比。笔算，是当时资料统计分析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
　　资料统计分析结束后，由吴运通同志执笔起草研究报告。记得当时的试验研究结论是：橡胶树无性系干胶产量与其实生母树高部位（分枝割胶部位）产量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低部位（常规割胶部位）产量相关不显著。因此，橡胶优良实生母树选择的途径，应是在常规割胶产量较高的胶树中，通过分枝割胶，选择其高部位产量亦高的树作为母树，然后取芽繁殖后代无性系，这样高产无性系的选出率较高。
　　课题总结完成后，育种组和橡胶系都组织了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交流，紧接着就是新一年科学试验计划的制订和修订。这样，繁忙充实的几个月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通过几个月的工作，我初步领略了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为自己能加入橡胶树选育种研究队伍而庆幸。
　　3月下旬以后，随着橡胶树抽芽、叶蓬稳定，芽接、割胶、人工授粉等工作便要陆续开展了，于是大家又纷纷离开办公室，分赴各试验点，开展田间试验研究工作。其中，比我们早到组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有英语学习任务，必须根据英语课上课时间来安排好英语学习和下试验点的时间，或是早出晚归，或是在第二天早上有课的当晚连夜从试验点赶回，上完课后又到试验点上去。我由于没有英语学习任务，曾一度住联昌队的时间较长。其主要工作是与驻队技工一起，完成分枝割胶试验任务；总结老归侨叶观裕同志看树割胶经验，并由叶观裕同志依据自己的看树割胶经验，在联昌老胶园中通过察看和分枝割胶，选出高部位高产的实生母树，取其芽条繁殖无性后代，以便进一步进行产量鉴定，选出高产无性系。记得当年年底，我还就叶观裕看树割胶经验总结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得到课题主持人刘松泉同志的肯定。
　　根据课题组的安排，我在联昌时，除完成上述试验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学会割胶。当时育种组有一条业务素质要求，橡胶选育种科研人员必须“四会”——会芽接、会割胶、会授粉、会品系鉴定；此外，还要会爬树，因为不会爬树，就无法完成高大乔木橡胶树的人工授粉、分枝割胶、高部位形态观察与取样等试验任务。以上基本功人人都要学会。育种组许多规模较大的试验任务，都是相互支援或是全组出动的，如时间性很强的人工授粉、大规模芽接等，尤其如此，“四会”加“爬树”在此时显得十分重要。
　　说到大规模芽接，有一件事使我长久不能忘怀，即1964年夏秋季联昌大河苗圃的芽接工作。大河苗圃位于联昌队牙拉河西侧的斜坡上，原有80多亩实生苗木，因为苗龄过大，不适宜用作种植材料。当时，橡胶垦区正在推广种植国外优良无性系，而已引进的大量国外无性系急需繁殖芽条分发各地进行适应性试验。于是，育种组决定将大河苗圃建成第二个芽条繁殖基地（第一个基地为院部附近的9队），将老苗木锯干，让其长出新的芽条，然后通过绿色芽片芽接法，接上拟进行适应性试验的国外无性系，以便快速繁殖芽条分发垦区各试验点。芽接时正值高温季节，由于太阳曝晒，天气十分闷热。育种组从组长到一般科研人员和技工一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午餐吃在地头，身上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一天多少回谁也说不清。紧张的芽接工作延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似有半个月到1个月吧。记得有一天下午，院长何康到大河苗圃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道进行芽接。虽然天气很热，但大家有说有笑，都很开心。当时，我曾说到芽接看起来简单，但干起来必须聚精会神，十指并用，并且干得满头大汗，一点都马虎不得。何康院长一边进行芽接操作，一边表示赞同。我们感到院长与我们感受相同，完全没有距离。
　　联昌队距离院本部较远，约有10公里，是育种组重要试验基地。组里的科研人员经常到联昌，有时住几天，有时住半个月或更长时间；当试验任务告一段落，或育种组或橡胶系有事召回时，大家又返回院部。当时交通工具很少，育种组仅有几部单车，主要用于运送芽条、花粉等，所以科研人员来往院部与联昌，主要靠步行，从系副主任兼组长刘松泉到一般科研人员都是如此。从联昌返回院部时，我们多是白天仍然工作，吃过晚饭后才趁天黑时赶路；若与组长刘松泉一道返回，则时间还会更晚些。这是因为刘松泉副主任略通中医，每次到队里工作时，都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义务看病，并且服务热情，来者不拒，所以返院时常常要待他为工人看完病后才赶路。说到赶路，刘松泉副主任是我们当中走得最快的一个；所以，每次返院时，都是他在前面走，而我们年青人在后面追的。追着，追着……很快就到了院本部，好像10公里的路程也缩短了许多。
　　1965年，我先后被安排到国营西庆农场和西流农场参加橡胶样板田建设，以后又到澄迈县和琼山县参加“四清”运动，接着，1966年就爆发“文化大革命” 了……所以参加橡胶选育种研究的时间很短，也说不上有什么成果。但从心里说，我热爱科学研究工作，热爱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热爱育种组这个勇于探索的、团结拼搏的集体。假如有机会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橡胶选育种研究，选择我们的橡胶系育种组。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