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昌(试验场一队)有一条小河，名叫牙拉河，穿过两岸郁郁葱葱、苍翠茂密的丛林，再流向洋浦港。平时，浅浅河水清澈而平静，默默而缓缓地流动；每当热带暴雨之后，河水暴涨，急浪滚滚，暴跳呼啸，奔腾而去；几天后复又平静下来——似人的生命历程，动荡和寂静，喜怒哀乐交织成一曲人生交响乐。
　　1953年7月，炎夏的武汉，骄阳似火，滚热的气浪使人窒息。此时，华中农学院应届毕业生的心更热，青春之火在熊熊燃烧，他们热血沸腾了!毕业前夕，墙上到处贴着同学们的决心书以及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等口号的标语。在分配工作的大会上，领导宣布我和同班的另3名同学到华南农垦局参加橡胶大发展的工作，解决橡胶的病虫害问题。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橡胶生产，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巩固国防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我以能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祖国最壮丽事业，而感到兴奋、光荣、自豪。加上老师的期望、同学的祝贺，使我心潮澎湃，如醉如痴，以致临行时，竟忘记回汉口去与母亲妹妹告别！当母亲得知消息而匆忙赶上武昌徐家棚车站时，火车已缓缓开动了。
　　到了湛江，我与同班的女同学卢宝廉分配到那大联昌试验站。在海口，我们遇到并拜见了时任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乐天宇教授和其他老专家和老师如贺子静、尤其伟、王铨茂等，聆听了他们的谆谆教导……那时有1辆吉普车去联昌只剩下1个座位，让卢宝廉先去了。第二天，巧逢著名植物学家陈焕庸到那大考察植物资源，有载满帐篷、仪器及用具的卡车，同意我坐在卡车上。上午经受热带烈日暴晒，中午又是连续几小时的滂沱大雨，我到那大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在那大垦殖所小憩，寄存行李后，又巧遇到回联昌的一位工友，他带领我徒步走向联昌。而联昌河由于雨后山洪暴发而河水猛涨、急流翻滚，我们不免望河兴叹……天色渐晚，我决定泅渡。那位工友不会游泳，因是本地人，准备到附近村里过夜。我把随身的背包和脱下的衣服托他代管后，就跳进滚滚急流之中，奋力游向对岸。……当我赤膊短裤、浑身是水跑到试验站报到时，站里的临时负责人杨志和其他技术人员一边热情地欢迎我，一边给我换上干衣服，并安排我睡在刚出差的一位同志床上。
　　这样，我投身社会的第一天就与联昌小河结下了不解之缘——投入到她的怀抱中，领教了她那热情奔放的性格。
　　而越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来两院工作的大学生们，在海口就可以乘坐舒适的“丰田”巴士，在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上奔驰，2个多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宝岛新村了。他们当然是想象不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此地段行程是何等艰辛的!
　　联昌试验站建立在联昌胶园的中心，这是海南生态环境最好的胶园，依山傍水，林内有溪流纵横而过，典型的热带季风林环境，有海南最高产的“王牌树”。几间茅房，周围有高大密集的竹林包围。气候湿热，蝇蚊成群，杂草丛生，毒蛇毒虫出没。大蜈蚣竟长达1市尺，还有碧绿的小毒蛇。草房顶上的小蜈蚣有时落到人的肩膀上，咬一口后马上逃走，让人痛得厉害。白天小蚊蝇密集，频频叮咬人的手脸，被咬后又痛又痒，难以工作。直到1954年研究所副所长林西来联昌视察时，发动全体职工铲去杂草，砍尽野竹，使空气畅通，凉风吹拂，居住环境才大有好转。
　　联昌牙拉河是联昌站经西联到那大的必经之路，每天有人推单车涉水渡河到那大购买蔬菜、生活用品和收寄邮件。但小河暴涨之时，交通即断绝，生活就会受到威胁。
　　有一次，小河又暴怒起来。杨志问我：“你能不能带绳子游到对岸拴在树上，两岸之间拉成一条线，我们用木排拉绳子搞运输?”
　　“试试看。”我根据报到时曾泅渡过一次的经验回答。我将绳子系在身上从上游岸边游过去，谁知绳子下水后形成极大的阻力，愈到河中间，水的阻力愈大，以至不但无法前进，自身还被激流冲向下游，有被冲走的危险。岸上的人见势不好，急忙将我拉上岸来，任务未能完成。
　　于是，我们选择在河枯水的冬季拉钢丝绳，终获成功。我们用环套住木排来往搞运输。再以后，在侯国富站长带领下，招募临时工，披荆斩棘，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到那大的公路，此后就不再穿河涉水，小河对我们生活上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了，而留给我们的，倒是其平静、美丽、温顺的一面。记得每当傍晚，职工们便纷纷投入河中，洗去一身的臭汗和疲劳，有的游泳，有的洗衣，有的在河边散步，给人们枯寂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当时的联昌站，有行政人员四五个人，青年科技人员十七八人，割胶工人(包括技工)40人。科技人员隶属研究所各研究室，承担设在联昌各项课题的经常性的观察，试验工作。我是属四室（即植物保护室），致力于橡胶病害病原菌的普查鉴定以及根病菌侵染规律的研究。夜晚，我们住的小茅屋的窗口亮起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这微弱的灯光在黑暗而静寂的森林里散发出人类生命和战斗的气息。
　　在站内我们自动组成一个俄语学习班，我与卢宝廉轮流辅导。讲义是油印的。科技参考书不足，有人就建议把各人带来的书籍(包括文艺书)集中起来，办了个小小图书室，由梁茂寰同志担任图书管理员。梁茂寰同志细心地把各种图书分类编目进行整理登记，制定了借阅制度。他这种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的作风深得群众好评。
　　为了学习橡胶生产技术，我们请华侨工人讲授橡胶栽培、割胶、芽接和土法制胶技术。为了研究橡胶科学，凡来联昌暂时工作的国内专家教授都请来给我们讲学，如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气象学家江爱良、红壤专家李庆逵以及本所专家何敬真、曾友梅等，都曾来讲学过。我们也组织学术讨论会，曾对1955年特大寒潮和常年的台风问题进行研讨，以及审查并讨论向农垦局递交的科学报告。
　　文娱生活也自发地组织起来了。每当业余或假日，篮球、乒乓球比赛，下棋，打桥牌，弹奏乐器……什么活动都有；一些古典音乐迷们围着一架旧的留声机欣赏巴哈、裴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乐曲，草屋里荡漾着美妙的旋律和撩人的情思……
　　当时的科技人员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大多是单身汉，都领略过大城市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曾向往着电影、舞会、冰淇淋和广东的名菜小吃。而且各人也都有自己的思念——有的思念在北京的未婚夫，有的惦记乡村的妻子儿女和困难的生活，年近30的大龄青年则多么想有一个家，还有人想进一步深造……但我们都有一种宝贵的、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良知”，有一种为祖国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决心。由于有了坚守岗位的观念和对祖国美好前途的憧憬，我们没有人闹情绪，也没有人发牢骚。粉碎帝国主义橡胶封锁，实现橡胶自给的信念成为我们埋头苦干苦学的动力。
　　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纯朴恬静而又热烈激昂，粗犷而又细致，贫乏而又丰富，生活于荒凉与世隔绝的胶林而又不是世外桃源，靠一架老式收音机就可倾听到外面世界变化的动态和我国人民高歌猛进的脚步声。
　　所里的领导一直关心橡胶林中这一块科学阵地。经过不断的努力，基本建设全面开展了，我们有了宽敞明亮的试验室和舒适的住房、饭堂。公路开辟了，也有汽车了，交通方便多了。有了小型发电机，昏暗的煤油灯被雪亮的电灯所取代。有了电，仪器也运转了。我们又有了专人管理的初具规模的图书馆，购进了大量中外文科技书。同时，当时的何康所长还关心站上科技人员英语水平的提高，特派情报室人员轮流来站授课。
　　以后，又陆续调来更多的青年，研究所常住联昌站的研究人员愈来愈多，联昌真是昌盛热闹起来了。我们原来那种宁静枯寂的生活逐渐消逝。

　　1958年由于云南热作大发展，我主动要求到云南去，一晃就20多年。
　　1985年，由于党组织的召唤，我又回到两院来了。我曾急切奔向联昌，寻找昔日的足迹和感觉。——联昌河水依旧缓缓流动；回首当年，感慨万千。如今我虽居住工作在离联昌河十几公里的地方，但仿佛依然能听到她日夜不停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令人不能忘怀的故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