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从党的召唤，回广州从事天然橡胶研究
　　我是广东人。1949年，在广州，我考取了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入读光华医学院。1950年，全国解放后，我又从广州光华医学院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准备读3年医学预科后入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再读5年，可得医学博士学位，完成学医的心愿。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中央军委接管，成为培养军队医师的医学院,。我们清华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的学生，只能随着大调整，进入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的文理科综合大学）的生物系学习。于是，我重新选择了该校的植物生理生化专业。
　　195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和同班同学岳绍先一起被分配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中央为了加强橡胶垦殖和橡胶加工的科学研究，新组建的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需要有关专业的人才，特别需要广东人回广东。一天，中央农业部通过研究所的人事秘书，与我谈了工作调动问题和发展天然橡胶关系祖国军用物资生产的重要意义。1955年，调我到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就这样，我便回到广州工作了。
　　          二、我的攻关课题研究计划经曾友梅、彭光钦2位教授审阅，苏联专家叶尔马可夫批准和赞赏
　　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旧址，门口没有招牌，有解放军守卫。我被分配到本所由齐雅堂和曾友梅2位教授领导的第3研究室。
　　科学研究有2种方式：一种是散兵式研究，这是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如我大学毕业的研究课题“植物的生长发育”，是自己选题的；另一种则是攻关式研究，由国家、地方或某组织根据事业需要而确定课题，已有确定的研究目的，研究者不得选择，只得接受组织分配课题任务。到研究所次日，便接受了攻关式的研究课题“橡胶树高产与光合和呼吸作用的关系”，同时,洪福珠接受的课题是“橡胶树高产与蒸腾作用的关系”。领导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制定研究计划。订研究计划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时间短，任务重。当时没有互联网，研究所有一小图书室，有中俄英3种文字的书刊。我研读了3种文字的有关资料和调查了有关的情况，准时完成制定计划，先交3室领导曾友梅和研究所副所长彭光钦2位教授审阅。最后,和洪福珠的研究课题一同向苏联专家叶尔马可夫汇报，谢邦正任翻译，详细汇报3小时，同时获得批准和赞赏，说我们是中国的橡胶树植物生理专家。经3个月的紧张工作后，松了一口气。当天晚上，我独自到长堤大公餐厅，美食一顿，非常轻松。
　　                              三、初赴海南，在联昌试验站一年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攻关式研究课题计划批准后，人员、经费、仪器、试验材料、地点、时间和交通工具均有保证，要按时完成研究任务。所以，可行的研究计划是攻关研究的先决条件，只有制定好计划，研究才能顺利进行。
　　我的研究地点是本研究所海南岛联昌试验站，研究材料是不同产量的橡胶树。1955年夏季一天，张耀宗、朱荣耀、洪福珠、蒋雄达和我，带着大量的仪器物资，乘坐研究所的美式中吉普车，经湛江到海安渡海，再由海口经那大到胶林中的研究所联昌试验站。到海安时，强台风正面吹袭海南，我们只得在海安一间低矮但坚固的小旅店住宿。面对大海，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和体会了灾难性气象对人类的影响。这次台风灾害的结果是，树木被吹断，房屋倒塌，电线吹离，满目疮痍……我们的行程用去7天的时间。
　　在试验站，洪福珠、曾幼佛、蒋雄达和我，共同进行这2项课题的研究。试验要在不同产量的橡胶树不同部位、不同时间和不同气象因素条件下连体或离体进行，最艰巨的工作是在几十年树龄的10多米高的橡胶树的顶部进行试验，姚搭大的竹架和平台，放上25升大玻璃瓶等仪器，才能用较准确的气流法进行光合呼吸作用试验（现在测试光合呼吸作用有很先进的小仪器）。当大风和黑夜进行试验是最艰苦的。1年完成了研究任务，回到广州后，向曾友梅和齐雅堂2位教授汇报，得到他们的称赞和鼓励。
　　                                             四、在何康所长领导下，积极开展对外植物生理学术交流和合作
　　1956年，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已在自己的门前挂上了门牌。何康所长由北京调到广州任职。研究所对外开始有业务联系，我们3室改为生理解剖研究室，成员有齐雅堂、曾友梅2位老教授，朱贤锦、张耀宗、韦素洁等中年专家，敖良知、沈利宗、李鸿明、洪福珠、郭钟灵、赵勤修、许瑞清、关其能、周德藻、陈世勤、蒋雄达、陈勤娘、何景云、田玉琴、姚喜莘等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钟蕴萍任总务。当时，主要是进行实验室的建设，改进试验方法，对外联系有关业务——我们生理研究人员，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生理室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植物生理同行成立了广东省植物生理学会，加强了业务上的联系，互相交流。
　　何康所长积极联系和邀请国内最著名的专家来广州研究所指导有关的业务。有一天，何所长亲自带领敖良知、洪福珠、赵勤修和我到爱群大厦，与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汤佩松,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殷宏章2位国内外知名的植物生理专家座谈，聆听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建议和指导。1957年3月，在南方大厦召开了笫一次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五、再赴联昌试验站

　　1957年, 研究所很多课题的研究人员，都去联昌试验站工作。我们研究室有割胶制度课题组的关其能，橡胶树侧芽萌动课题组的洪福珠等，橡胶树光合呼吸作用课题组的钟洪枢、林先河、蒋雄达、曾幼佛、李月珍。我们与关其能等住胶园中的茅舍。夏天，海南天气酷热，试验站的专家招待所门外，虽然装有自来水管，实际上并没有水。苏联专家来站工作时，起初以为自来水管有水，立刻把头放在水龙头下，扭开水龙头，希望凉快一下，但滴水不见，大失所望，非常狼狈，引得大家大笑起来，传为趣谈。当时，傍晚，男女人员只得到山坡下的小溪沐浴，而后再带一些水回住地

　　何康所长和苏联专家叶尔马可夫常来联昌试验站指导检查工作,他们的住地和外出，都有警卫。他们对我们的研究非常赞赏和鼓励，认为是研究空白，是研究橡胶树的需要。这时，开展橡胶树研究，已不再是机密了，可以对外联系。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孙鸿乔老师（与我同届北大毕业），曾带领58届植物生理专业的学生，来联昌试验站进行2周的毕业实习。我负责他们的业务教导，其中，刘鸿先和王以柔俩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他们后来成为夫妻。这段时间，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罗宗洛所长，以及罗士韦等专家，亦曾来联昌试验站进行研究工作。

　　                           六、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下迁海南和创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前后
　　1957至1958年，全国开展反右运动，研究所要求在外的工作人员回广州参加运动。运动中，我们研究室的曾友梅教授和沈利宗被错划成右派。
1957年10月，农垦部王震部长到广州研究所召开科研人员会议作研究所下迁海南的动员，说明其意义和必要性。而后，全所便开始进行下迁海南的准备工作——领导们到海南选址，各业务部门亦抓紧研究搬迁海南事宜。迁所后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与华南农学院联合创办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
　　1958年初，苏联植物生理学的金傺里院士，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开办植物抗寒生理学习班。广东省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郭俊彦教授、华南农学院的区约瀚老师和我一同参加这个学习班，学习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植物抗寒生理的新方法，约20天的时间。这次学习的新方法，对我后来开展橡胶树抗寒生理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后来，我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合作了一段时间的橡胶树抗寒生理研究工作。
　　记得1958年3月间，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全体人员，迁往海南联昌试验站。同时，在距离联昌试验站数公里的铺仔附近，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所和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的基建工作。该地后来命名为“宝岛新村”，所院建在一起，后来成为华南热作两院。
　　                                  七、创建热带作物灌溉试验站，农垦部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视察
　　松涛水库是海南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