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61年投身于天然橡胶加工研究事业,至今已整整45年了。经过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交替,不经意间,两鬓初染白霜,进而已变满头华发。回首一些往事,历历在目,不胜感慨!
作者近照
一、难忘宝岛新村
1961年夏的一天,在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礼堂内,两院人事处长徐伟在做报告,他强调了热带作物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后,把宝岛新村描述成一个鸟语花香、水果累累的“世外桃源”,打动了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心。我们一批同学,1960年夏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后,虽说是留校工作,但专业多不对口,我本人就曾担任过电工学的助教。在学校动员和徐伟报告的感召下,我也报名应调了。于是,经组织批准,我们这些从华南工学院调往两院的十多名青年,就在徐伟的带领下,从广州乘船开往海口,开始了我们人生的一个新旅程。
轮船驶出珠江口后,海面风浪渐大,不少人又晕又吐,各人相视无语,情绪比较低落。到了海口,在招待所住了2天。其间,安排我们到郊区的荔枝园,饱尝了各种挂在树上熟透了的荔枝,各人的精神似乎开始振奋起来。日前海上长途乘船的劳累以及低落的情绪已逐渐消除。看来,我们人生新旅程的头一站,还算较顺利通过了。
从海口去两院,当汽车驶到铺仔时,有人指着车窗右侧远处树影中的点点白色建筑物,说:“那就是宝岛新村。”眼看目的地就要到了,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
到宝岛新村的最初几天,让我们参观和了解了两院的概貌后,便开始分配工作。我们十几个人所学专业不尽相同,除了一部分去学院当老师外,我和其他几个人被分配研究院加工系工作。加工系召开了一个助研以上干部参加的简单的欢迎会,拿出当时很稀有的木薯餠和一些木瓜、香蕉等水果,供大家分享。在这个欢迎会上,我头一次听到有关我国天然橡胶加工研究和生产情况的介绍,认识了从事天然橡胶加工研究的前辈们。其实,这些前辈一点也不老,只不过比我们大十来岁而已。他们大多是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发展我国的热带作物事业,走到一起来了,并能长期坚持工作在这偏僻的山村。当时,一股敬佩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为使我们这些新人对天然橡胶加工生产有一个感性认识,加工系组织安排我们到联昌试验站进行实习。当我们踏进制胶厂的小平房里时,只见工人将经称重过滤后一桶桶乳白色的胶乳,倒入收胶池中,加水稀释、加酸凝固、凝块压片、将胶片挂在竹竿上,送进烟房熏烟干燥,最后再经检查、打包,成为一块块长方体的干胶产品。不一会,即可看完整个烟胶片的生产过程。至于浓缩胶乳的生产,则是将新鲜胶乳放入胶乳罐中,加入一定的藻酸铵溶液,搅拌均匀后,静置几天,待水分沉降分离于罐的底部后,排除乳清,罐上部被浓縮的胶乳,加铵保存,即成产品。
看完了这些生产过程,我们就私下议论:难道这堂堂研究院下属的所谓现代化的联昌制胶厂就这个样子?它和民间的豆腐作坊能有多大区别?我们千里迢迢从广州来到这里,将要投身的这一新事业,竟是如此的落后和简陋吗?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呀。人人都感到困惑和忧闷。一连数日,晚上也都睡不好,感觉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太大了。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强烈的心理反应,与我们几个人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有很大关系。分配到加工系工作的我和其他2人都是燃料化学工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着重于石油的炼制技术。1959年,我们曾到过抚顺4座以油母页岩为原料的人造石油炼油厂和以煤为原料的锦州石油五厂、六厂等企业进行专业实习。1960年上半年,我还到了茂名石油公司去进行毕业设计工作。你进入这些大型炼油厂就可以看到,无数高耸入云的炼油塔,密如蜘蛛网的油气管道,以及在延绵数公里的厂区里,那高度自动控制的炼油过程……。这种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深深的打动着我们每个青年人的心,我们都憧憬着不久的将来,可以投入到这炽热的石油炼制工作中去,心里充满着自豪感。但是,谁能想到,1959年后,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加深了国家经济困难,不少企业被压缩甚至下马。因而我们专业的毕业生,除两三名被分配到茂名石油公司工作外,其余都改作其他行业的工作。当时,我们新到两院,下到联昌试验站实习,眼前看到的一切,和我们心中的想象,落差实在大矣!难怪当时我们有那样的困惑和忧闷呢。
那个年代很流行一句口号,叫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这口号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脑海中。尽管产生了前述的困惑和忧闷,但到宝岛新村后的所见所闻,对我逐渐转变低落情绪,帮助很大。记得有天晚上,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看电影,邻座的两位老先生低声用英语交谈着。后经打听才知道,那是陆大京和彭光钦两位老先生。他们都是早年留学归国的。据说,彭先生是曾经得金钥匙奖的留美博士。他们不留恋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工作。像他们一样的一大批老专家,来到宝岛新村这个在当时很艰苦的环境里,为发展祖国的热带作物事业而努力工作着。他们的行动打动了我年青的心。我在大学学习的是俄语,来到宝岛新村后,参加了费敏老师的英语班学英语。据说,费敏老师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翻译)。我们和费敏老师同住单身宿舍,在饭后闲聊时,费老师总是乐呵呵地和我们年青人聊天说笑。天热时,他常手把一葵扇,一边摇着扇,一边唱着“光棍活神仙噜”。想想和他一样的不少中青年同志,远离家乡,忍受着夫妻两地分居的种种艰辛,在宝岛新村为热作事业奋斗着。他们的精神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我,促使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逐步克服不安心态,投入到组织分配的工作中去。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初到宝岛新村时,就听人说院长何康(后当农业部长)是个又红又专的领导人。在那个年代,“又红又专” 是对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评价。虽然当时尚未谋面,但我心中已对何院长产生一股敬佩之情。由于何院长常住北京,能看到他的机会不多。但他每次从外地回到两院,几乎都要做一次形势报告。他那极富煽动力的演讲,无不感染和鼓舞着每个听众的心。况且,每一次何院长回到两院,职工饭堂就照例杀猪加菜。那年月,能吃上几块猪肉就是庆幸的,因此,人人皆大欢喜。难怪有人说,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对提高单位集体的凝聚力,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我赞同这样的说法。
20世纪60年代初,宝岛新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那时我们要去联昌或附近的农场做试验,来回均是步行。大概在1962年,有一天,那是个阴天,我从两院步行去西庆农场(那段路得走一个多小时),走到半路,突然从道路两旁各闪出一人,身着黑衫每人手里都举起一把长柄砍刀,挡住去路,口喊:“站住!”据说,前一天有美蒋特务空降海南某地,因而各地民兵在路上盘查过路行人。幸好我身上带有出差证明,才予以放行。可我真的被吓出一身冷汗!另有一次,我到联昌去做试验,要返回两院时,有人说走小路要近许多,于是便走小路。结果在马骝山的密林里迷了路,瞎闯了半天,才得以走出这个密林。回到两院,真是有渴又饿又累了。虽然条件艰苦,但研究工作仍照常进行。我参加的一个项目完成后,课题负责人要我撰写试验报告,这是我到两院后执笔的第一篇试验研究报告。成稿后,曾有幸得到彭光钦先生的殷切指导,受益匪浅。
1964年我到澄迈县搞了1年的“四清”工作。次年,加工系搬迁到湛江建立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简称加工所)。因此,我在宝岛新村工作的时间,前后不过3年左右。时间虽然不长,但宝岛新村人团结、和谐、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二、寻找工作的着力点
到宝岛新村后,经过短暂的困惑和彷徨,逐渐安下心来。随着对天然橡胶认识的逐渐深化,知道天然胶乳中除了高分子的橡胶烃为主要成分外,尚含有复杂的非橡胶组分。这种成分复杂的生物产品,含水70%以上,成胶体状态。要把胶乳加工成干胶产品,就要去除胶乳中所含的水分。学过化工的人都清楚,现代工业中对许多物料的脱水干燥,已有许多成熟的经验。但胶乳中的水分与固体物的结合非常牢固,成胶体状,难解难分。虽说提高温度可加速物料的干燥速度,但由于橡胶烃对温度比较敏感,在较高的温度下极易受氧化降解,降低天然橡胶的质量。因而,看似并非十分困难的脱水干燥过程,在天然橡胶加工中,却显得非常困难和复杂。经过反复思考,我想,如果我决心投身于天然橡胶加工研究事业,为何不把这天然胶的干燥作为今后研究工作的着力点或主要努力方向呢?主意定了,就开始行动。在化工和热工技术方面,我已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术知识。在工余时间,我比较自觉系统地学习和收集现代工业各种干燥的技术资料,关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从1961年夏我跨入宝岛新村,开始从事天然胶加工研究,迄今几十年来,如果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点小成绩,那只能算是我当初找到了自已工作的着力点,并朝着选定的方向一步一步前进的结果吧!
三、培训越南实习生
1965年加工系搬迁湛江建立加工所,刚刚安顿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下放农场。1969年我也被下放到广东省化州县北部的一个小农场,地处两省三县的交界处,人称“西伯利亚”的地区。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开荒、种植橡胶和施肥等。1970年3月,突然通知我去参加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该任务由中央下达,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执行。教员及工作人员,从加工所及广东农垦下属单位抽派。培训班的几门主要课程是,烟胶片的制造(韦玉山主讲)、浓缩胶乳的生产(黎沛森主讲)、胶厂的分析化验工作(刘静波主讲)。培训班分别在广东省化州县的新华农场和建设农场进行,历时近1年。共有30多名学员,由越南农业部的官员率队。据说,这些学员学成回国后,不少人成为该国天然胶加工研究和生产的骨干力量。
四、赴柬埔寨援建制胶厂遇险
1976年,根据中柬有关技术合作协定,为帮助柬埔寨发展天然橡胶生产,中国政府决定援助其建造4座标准胶加工厂。此项目由广东省农垦总局负责组织实施。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援建柬埔寨标准胶厂技术组,时任湛江农垦局副局长的田之宾兼组长,技术人员主要从加工所和湛江农垦局及其下属单位抽派。我被派参加了该项工作。1976年夏,我们开始在防震棚里搞技术设计。1978年,分批派遣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赴柬埔寨进行现场施工。施工队由河北省保定市的某工程队派遣。因为是无偿援助,建厂所需材料,如钢材、水泥、施工器械以及发电机组等物资和设备皆由中国提供,从中国国内运去。那时候,柬埔寨的磅逊港非常繁忙,因为援柬的在建项目好多个,而中国的物资和设备,都由轮船运至磅逊港,在港口的码头及仓库里,来不及运走的中国物资堆积如山。我们项目的物资,要从磅逊港运至该国东北部的磅湛港,再用汽车运至农场。长途转运这么大量的物资,其艰辛可想而知。援建的4座胶厂中,边江胶园制胶厂首先动工。为了方便工作,田之宾组长和我们技术干部和少数施工人员住在边江胶园。其他大多数的施工人员则住在几公里以外的朱普胶园里,他们每天上下午都要乘大巴往来于工地和住地之间。在田组长的领导下,技术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柬方也积极配合,利用旱季的几个月加紧施工,因而工程进展比较顺利,至1978年底,边江胶园制胶厂的厂房已经盖顶。然而,正当建设工程准备进入厂内设备安装时,柬埔寨东部边境抗敌战事却日益激烈:每当晚上夜深人静时,我们躺在床上,隆隆的大炮声不绝于耳;另外,白天我们还看到边民们架着装满行李的牛车,拖儿带女,沿公路从东往西逃离家园。1978年12月28日上午,田组长向我们传达了到中国使馆开会的情况,说据当地政府通报,东部局势是稳定的,柬边防军能顶得住敌人入侵进攻,云云。话音刚落,我们在下面即议论纷纷,认为当地政府通报中国使馆的这些情况,与我们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根本不是一回事!恰在同时,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就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并看到远处随爆炸而起的滚滚浓烟。有人说,那是敌机轰炸十多公里外的公路桥。众人的神情骤然紧张起来。领导上叫大家不要紧张,保持镇静。但是,我们心中纳闷着,当地政府为何不向我们通报真实的战况,这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柬埔寨当年处于无商品、无货币、无邮电通讯的贫困闭塞状态,因而要了解战况,也仅限于耳闻目睹一些现象而已。当时的情况,一切只能“眼见为实”。当晚,我们中部分人已悄悄开始收拾行装了。往后两天,战事形势日紧,晚上隆隆炮声一阵紧似一阵。1978年12月31日晚,田组长宴请当地官员,以迎1979年新年。饭后放电影,突然有通讯员骑摩托车飞奔来报,说敌军坦克已经打到几公里外的朱普胶园。田组长立即下令全体人员准备撤离。经过一段忙乱收拾之后,与全体农场职工及其家属一起,大家乘坐几十辆大小汽车,沿湄公河边的公路,向金边缓慢南撤。至次日傍晚时分,才撤到金边。后来,才知道住在朱普胶园的施工队在乘大巴外撤时,由于车上的警卫战士(均是十多岁的大孩子)向车外开枪,因而遭到敌军的反击,车上一个本技术组的组员(是由海南八一农场来的发电工人)身中两枪,一枪击中他的肺部,另一枪是子弹击中车上一只水桶后,子弹飞起而击中他的膝部,真可谓“祸不单行”。受伤的这名组员,转运到金边后,由国内派专机接送回北京治疗。我们逃到金边住了一宿,次日又乘火车逃到西部边境的马德望,住两宿后又赶回金边,说是准备乘中国民航飞机回国。1979年1月6日午后,在我国驻柬使馆的安排和田组长的带领下,我们赶往金边东成坡国际机场。在等待中国民航班机到来之际,已经听到天上有敌方喷气战斗机的轰鸣声,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候机大厅。我们急切地盼望着,至傍晚时分,中国民航班机终于到来了!由于简化了安检手续,且事先已排好队伍,因此该班机在机场停留约半小时,就又重新起飞。当时,我看到几个记者模样的外国人刚下飞机,见形势不妙,又返回重登上飞机。飞机起飞后直插云霄,在估计已飞离柬国边境时,机上的气氛才缓和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晚9时多到达北京。下飞机后,部农垦局的同志给我们借来了棉大衣。此时此刻,北京气候虽然寒冷,但我们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从次日的新闻广播中我们知道,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其亲属也搭乘我们同一班机到达北京,机场上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迎接。还有消息报道,我们回国的第2天,柬国首都金边就沦陷了。我们搭乘的班机是民航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当年,援柬项目众多,在柬埔寨的中国援外人员达数千人,他们大多从比邻的泰国一个港口乘船回国。而只有我们这个项目人员有幸搭乘这最后的中国民航班机回国,其原因据我揣测,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实施场地在柬国的东北部,紧靠边境,接近战争前沿,而且在撤离过程中遭到袭击,有一名组员身负重伤,因此,安排我们搭乘飞机回国,以资抚慰吧。
五、为改变我国制胶生产的落后面貌而竭尽心力
从柬埔寨回国后,即投入紧张的标准胶输送带式连续干燥中间试验。由于种种原因,中间试验只能在加工所内进行。试验用的胶乳凝块,需从雷州半岛的农场装汽车运回加工所的试验车间。每一次试验,均有几十人参加,从白天一直连续工作到次日凌晨。既辛苦又劳累。外请的一些临时工,由于过于劳累,在半夜里,往往会溜到一些角落里偷偷打盹。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要来回奔跑,对试验工作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脚上穿的长统靴,比较重,因而脚跟磨出了不少的老茧。在众人的艰苦努力下,试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结果。该成果获得了发明专利。
从1971至1986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先后完成了《天然胶新产品——国产标准胶的试制》 《标准胶洞道式半连续干燥的研究》 《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研究》 《标准胶干燥的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均先后广泛应用于华南垦区的制胶工业生产,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标准胶连续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首次使标准胶的生产从造粒、干燥到打包实现了连续化,使我国天然胶加工科技跃居世界前列。
从1984年我担任加工所副所长,直至后来担任所长职务,都一直主管科研工作。1984—1986年间,我作为项目总技术负责人,曾主持完成了《云南勐捧农场标准胶厂综合技术设计》等项目。我基本上都是利用休假日或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完成设计技术工作。这些项目建设投产后,使用效果良好,也促进了云南标准胶加工技术的发展。
在担任加工所所长后几年来,由于事务繁忙,我基本上再也抽不出更多时间参与具体的课题研究工作。在这期间,凡我未指导或参与过的研究工作和技术项目,我决不会挂名或者在论文上署名。
自1961年至今,我从事天然胶加工研究工作,凡数十年。虽被“文革”内乱夺去了许多宝贵时光,但在上级领导关怀下,我热爱本职工作,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业务勤奋好学,特别在热工技术和化工干燥方面,下过不少功夫,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研究工作中获得过一些成绩,受到党和政府的极大鼓励和奖赏,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荣誉称号。在此,我要感谢领导上长期对我的培养和支持;也特别要感谢我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正是由于这团队的团结、协作和努力,才能克服一个个的困难,完成一个个较大型的试验研究工作。
感怀片言
一、从事科研工作要准备吃苦
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事物的工作,往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最终才能取得成功。例如:李时珍写《本草纲目》用了27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40年。马克思、李时珍这样的天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凡人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那崎岖道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是至理名言。
二、创新并非高不可攀
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是举世公认的高科技产品。然而,阿波罗计划的总负责人韦伯说:“阿波罗飞船的技术,其中没有一样是新的突破,都是现行的技术。”显然,韦伯所说的“现行技术”都是要经过开发研究、改造、综合和系统管理,而精确无误地运用于阿波罗飞船上的。难怪有人说,以往那些技术突破型的科学技术,正逐渐让位于今日系统综合型的科学技术。最典型的范例,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通过发展高技术而达到经济的腾飞。日本人通过将欧美发达国家发明的半导体、电子及其制造技术等加以综合创造而形成了自已的高技术产业。所以,有日本学者说:“综合就是创造。”
国外有人统计,一项新技术和新发明中,90%的内容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从已有的知识中获得,而只有10%左右是真正独创性的工作。更甚者,有人通过研究得出,目前科技人员手中的问题,其中95%~99%可以通过查找各种资料获得解决,真正需要科技人员自已动手去做试验研究才能解决的问题只占1%~5%。
因此,可以说创新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努力,那1%~5%的问题即使难度很大,相信也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三、科研工作需要不断地学习
如前所述,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绝大部分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查找各种资料,从已有的知识中获得解决。因此,不断地努力学习,乃是对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要求。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一个同事,是从事橡胶物理性质研究工作的,人很勤奋,且善于学习。他针对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在阅读各种资料时,将有关内容分门别类地建立卡片或摘要,并不断充实。每当我向他请教有关橡胶物理性质方面的问题时,他都能迅速找出有关资料,引经据典加以详细介绍。我觉得应像他那样,找到一套适合于自已的学习方法。当然,今天的条件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大不一样,当今已是普及电脑应用的信息化时代,查找各种资料应是方便得多了。因此,科研工作的效率也会随之大大地提高了。这正是:
科研成事不容易,
没准需穷毕生力。
创新非高不可攀,
前人肩膀搭新梯。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