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片在天然橡胶的制胶史上，是历史最久、产量最多、销量最大的一个生胶品种。
　　我国解放前的胶园，都是资本家开办的。雇用的制胶师傅，大多是在南洋有过制胶经验的归国华侨。所以，无论制胶方法还是制胶设备，都和印尼、马来亚等地的小胶园作坊式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异。
　　“烟片制造”这个课题，是研究所在沙面时期就开始设立的。最初由朱葆琳教授亲自指导。朱教授调走后，由邓平阳任烟片课题组组长。组员有陈友兴、常鎏忠等。
　　我是1954年从土壤分析室调到工艺室烟片小组的。当时，化工部正准备往石牌南秀村搬迁。家属宿舍已经完工，已把有家属的同志先搬过去，每天早出晚归，由所里派汽车接送。化工部各室的试验工作，暂时停止。大家都忙着拆卸仪器、机器，装箱待运。在百忙之中，组里同志都很耐心热情地向我介绍他们各自设计和建造的制胶设备。邓平阳在西楼屋顶天台上，建造了一个可容4部挂胶车的隧道式烟房。烟房和胶车，是参照RRIM（马来亚橡胶研究所）最近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图样及A型隧道烟房尺寸设计的。为了尽量减轻对屋顶的压力，他把砖墙和钢筋混凝土屋顶，改为杉木方格屋架，内钉厚1cm、面积 80cm×80cm的水泥石棉板，外钉1cm厚锌铁皮。这种改法，曾得到朱教授的赞扬。常鎏忠当时负责冷冻房的设计和建造。我去参观时，冷冻房还在运转。除此之外，他还负责电动压片机的设计，图纸已交广和安机器厂，并订了合同，由该厂制造和安装。陈友兴负责凝固池的设计和建造 ，以及铺砌凝固池两侧的瓷砖（砖面每隔3.5cm有一条沟槽,用于保持凝固池中隔板的距离,并便于隔板的抽插）。虽然当时除压片机还在制造外，凝固、干燥设备都已完成，但缺胶乳，因而无法进行真正的制胶试验，只能用泥浆代替胶乳，用麻袋代替胶片，作模拟试验。
　　1954年6月，为了在联昌试验站选址建厂，烟片组全组人员从广州来到了海南，住海口第三招待所，见到几位垦殖总局来的工程师，说是正给研究所设计房子，所址已确定在府城，地界都已钉好（关于研究所搬迁的事，将在另文交待）。我们在海口住了一晚，买到去那大的车票，到那大后，由于去联昌的路我们都不熟悉，又是荒山野岭，不好问路。所以，只好雇了民工，帮我们挑着行李带路（那时，到基地出差，都是自带被褥，公家只借给蚊帐、阳伞、油布和公文包等）。我们沿着公路走没多远，就进入小路，两旁尽是我从未见过的杂木丛林、奇花异草，以及动物、昆虫——它们在树上和草丛中窜来窜去……。我只顾观赏这些丛林美景，不觉已走了近3个小时。下坡，过河，上至山顶，终于来到了联昌。由于坡陡路窄，只顾低头爬坡，汗流浃背，竟没有留意坡旁就是我国著名的橡胶母树林段。
　　联昌试验站的站长，是刚从研究所器材科调来的黄香同志，据说，转业前他是叶帅的警卫，客家人，性格开朗，非常健谈。见到所里来人，如遇故知，忙让办事员李玉有同志给我们安排住处。当时，站里只有一座瓦房，原是资本家的炮楼，后来改作烟房，其余全是就地取材搭建的茅草棚子。听老李的口音，不用问就知他是河南老乡，因而一下拉近了距离，感到特别亲近。他把我们领到田之宾科长住的茅房里，田之宾同志时任研究所器材科科长，是来这里规划建站的。住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把所里早就运来的帆布行军床打开，撑上自已带来的蚊帐就行。
　　晚饭时，田科长从外边回来见到我们，真是亲如一家，问长问短，问起广州所里的情况，当他知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时，他更加兴奋，主动向我们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和将来的设想。
　　次日一早，吃过早餐，站里给我们派来一位向导，先到几个林段参观胶工割胶。有个叫“马佬山”的林段，给我印象最深。该林段位置较低，是在山下，一边紧靠着试验站，其他三面全有原始森林包围。林段边沿是条小溪，而过了小溪，就是长满杂木的悬岩陡壁。听说，这里经常有猴子，野猪等野兽出没。看着胶工手快脚快、紧张有序的割胶动作，真让人佩服。
　　上午10点，我们先到胶厂等待观看整个制胶过程。11点左右，割胶工人陆续回来，依次排队，有制胶师傅凌云掌握，先把胶乳过筛滤入已知重量的桶中，然后连桶称重，扣除桶重，在胶工的名下登记他收割的胶乳重量，再用约容100 ml提子，提取样品，放入带有编号的小盘（等加酸凝固，制成干胶过秤后，再来计算该胶工当日收割的干胶总重）。把称过的胶乳倒入混合池中，等全部胶工的胶乳都称完倒入后，按照当日所收胶乳总量，算出稀释这批胶乳需水量。将水加到混合池中与胶乳混合。然后把稀释后的胶乳，倒在木制的凝固池中至一定深度，或把稀释的胶乳用一定容量的勺子，勺入凝固盘中，加稀酸混合均匀，撤去液面泡沫，静置待凝。
　　下午4点，到压片时间，专管烟胶的师傅钟佳也上阵，加上2个年轻小工和凌云，工厂共有4人，全部出动。2位师傅先用双手把凝块从凝固池中轻轻托起，放在案上，双手握住一条圆棍的两端，上下用力，一下一下地挨着，从凝块一端压到另一端，然后再把凝块掉转90度角，用同样方法，从这头压倒那头。等所有凝块经过木棍按压后，由师傅喂料，小工摇机，先把凝块在光面辊机上压成薄片。为此，胶片在光面机上每通过一次，就需调小一下辊距，才能越压越薄，也越压越吃力。最后再把胶片通过一次花纹辊机，压片结束。为使胶片保持平整，每次压过都需把胶片叠摞。最后，把叠摞好的花纹胶片，浸泡在清水中过夜，等待次日才挂片熏烟。
       胶片熏烟干燥，由钟佳师父负责。2个小工协助挂片、搬运和锯柴。早上把第一天压的胶片从水池中捞出，把胶片一片一片地从胶片堆上揭下，挂在竹杆上先晾一段时间，等胶片不再滴水时，才把挂满胶片的竹杆移入烟房。竹杆的长度是按烟房内部的尺寸而定的，所以，每条竹杆要挂几张胶片，应由竹杆长度来定。
　　烟胶师傅每天早上起来，先把炉膛的柴火抽出，用灰掩息，打开房门，放烟降温。他们利用烟房降温的时间去挂湿片，又利用湿片在外滴水的这段时间，回到烟房，把头天进来的胶片，从挂胶竹杆上取下，再翻过来悬挂。这是为了防止粘连，便于快干。把已翻挂的胶片移入另个位置，继续熏烟，把原来的位置腾出，让给新滴过水的胶片。等新胶片在室外不再滴水后，即移入胶房，关门，生火。每天都是如此操作。
　　这趟出差，使我受益匪浅：不仅了解了我国当时的制胶生产情况，而且对我以后查阅理解国外有关资料，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赶超国外先进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1955年3月上旬，烟片组全体成员包括邓平阳、吴仕谅、常鎏忠、王寿长、刘铁山，加上所里新派给的2名工人符理楷、林华畅等，一行7人搭乘所里派给的4吨卡车（张有蓬布），从广州出发，一路风尘仆仆，走了7天，才到联昌。由于当时的公路全是土路，汽车走过，尘沙飞扬，带蓬的汽车又不密封，因而气流会把尘沙从车尾卷入车厢，把乘车人弄得满身泥土，像土人一样。之所以会走7天，是因为广东河流较多，河上没桥，汽车全由渡船来渡，一天跑不了多远。
　　这次来站，令人惊喜。联昌已蓋了许多新房。广州来的施工队仍在施工。他们已蓋了许多幢砖瓦结构的职工宿舍。招待所、饭堂、图书室、试验室等也即将完工。他们已把施工重点转到2个试验工厂即浓缩胶乳厂和烟片厂。
　　站里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幢离厂最近的宿舍。不久，烟片厂的设备已从海口运到联昌。除压片机由广和安厂派来的师徒2人负责安装调试外，其他如烟房组装、挂胶车组装、烟房轻便铁轨的铺设，以及发电机地基下基、电机调试等，全由我们自已来干。全组同志齐心协力，分工合作，仅用2个月就安装完工了。6月初，烟片试验工厂开始生产试验。吴仕谅、王寿常负责胶乳保存和胶乳凝固；常鎏忠负责压片调试与压片；邓平阳、刘铁山负责烟片熏烟及自动控制、热电偶测温等。
　　试验刚开始不久，突然接到所里通知，要我和2位广州来的工人留下维持生产；其他广州来的同志，包括后来支援试验的冯孜攸同志，全部召回广州参加反胡风运动。因而，试验至此被中断。
　　1956年4月，烟片组的同志再次来到联昌。按照原来的分工，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试验。为了解所有制胶工艺条件对烟片理化性质的影响，制出了数十个烟片样品，及时寄往广州进行理化分析。
　　当年，我在烟胶试验中，也作了一点改进。即把原来所有（有十多条）热电偶的固定端，都放在同一个容器装着的0℃的溶冰中，另一端放在待测处的测温方式，改为把固定端放在已知温度的常温水中。把测温端测出的温度结果减去固定端的温度，即为测温端的实际温度。记得当时我是用解析几何中求直线的算式，在坐标纸上标出温度变化直线的。
　　回想起来，1956年，是我们非常宝贵难得的一年，能全神贯注地搞了一年烟片生产工艺的系统试验。研究所1980年出版的《热带作物研究》创刊号中发表的《烟片制造研究》一文，就是根据这一年的试验结果整理的。我国于1963年在 湛江召开的全国制胶会议中，草拟的烟片生产工艺规程，主要也是依据我们1956年的试验结果，并参考国外推广的情况制定的。
　　1956年试验结束，全组同志回到广州，将当年试验情况向课题主持人彭光钦教授汇报。他听完汇报后，要求我们将汇报写成研究报告，并向我们讲述了编写格式。他说，不久所里将召开学术讨论会，可将论文拿到会上请与会专家给予指点评论。
　　往年出差回来，全组人都到主持人家里汇报工作，汇报完后，接下来就是制定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并就有关问题向主持人请示指点。如今要写论文，大家觉得新鲜，都想试试。结果把一个完整的“烟片制造”课题，分成几部分，弄得“粉身碎骨”，各写各的，共写了7篇：吴仕谅写的是《胶孔保存》；王寿长写的是《胶乳凝固》；常鎏忠写的是《压片机的设计》；邓平阳写了2篇，一篇是《烟房设计》，一篇是《烟房自动控制》；我也不甘示弱，也写了2篇，一篇《胶片熏烟》，一篇《烟房温度分布及温度测定》。
　　化工部（加工系前身）的文章，都是在石牌法学院的讲台上宣读的。与会者除化工部的职工外，也请了几位外单位的代表。
　　研究所的学术会议，是在广州南方大厦9楼召开的。研究所还为这次会议出版了一集论文集。想不到论文集里还刊载了我们的文章摘要。
　　1957年，由于参加研究所的学术会议，烟片组赴联昌的时间比往年晚了一些。那年本想再作一次重复试验，不料试验开始不久，就接所里通知，要我们立即回所参加“反右”运动。试验从此中断。
　　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干部下放劳动，以及研究所往海南搬迁。在此期间，我没接触烟片生产。
　　1959年春，我国各地垦区农场，已建了许多烟片工厂和浓缩胶乳工厂。为培训制胶骨干，研究所在联昌开办了一个“制胶学习班”。办了28天因粮食紧张而中断。学习班的情况，由袁子成教授负责介绍，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学员走没多久，海南农垦局邀请我所派人，参加西达农场烟片厂五一节开工典礼。于是所里派邓平阳、曾江和我前往。当时，海南已进入粮荒时期，加上交通不便，住宿紧张，第一天住在那大，次日乘车到达金江（澄迈县城），腹里空空，为喝一杯稀稀的糖水，就得围着桌子排队，一杯糖水得排个把小时才到嘴。吃饭凭旅店住宿证在旅店开饭。每人每天总共半斤粮食。第三天，从金江乘车到达中兴小镇，那里更紧，如果去旅店晚了，连饭都没有。我们都很羡慕因公出差的公安干警，店里给他们的定量，是按上级规定的每人每餐半斤粮食。我们在中兴又住了一晚。由于中兴至西达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步行前往。真没想到，从宝岛新村到西达农场，路上竟走了4天；更没想到，西达农场竟把我们当上宾接待。单独住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连吃饭也是单独的！我们3个每人每餐12市两（3/4市斤）大米，每人每天竟超过2斤，没有蔬菜，他们竟用罐头代替，量虽不多，但在当时罐头是很难见到的珍贵食品。连我们自已都没料到，那时我们的饭量会那样惊人：一日三餐，餐餐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粒不剩！后来才知局里请我们去的用意。当年局里进口了2台6〞辊径的五合一压片机，但对西达说，只有1台，要他们和西庆农场比赛，看谁最先投产就把机器给谁。不然，就把已经在这里安装的机器调走。
　　五一节那天上午，我们参加完开工典礼，下午就走了。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