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钦教授是解放后较早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座谈会上带头表示，虽然他出身书香门第，学富五车，但多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必须重新学习，实现思想革命。彭教授原是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对印度橡胶有研究，一级教授。1953年初，因为天然橡胶事业发展需要，服从国家安排，带领一批专家、员工到广州沙面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建所筹备处来，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3月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任副所长兼化工部主任。彭光钦教授学术造诣深，知识面广，思维活跃，所以深受领导重视和各方拥戴。1957年前，彭教授同时兼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广东省九三学社主委等社会要职。
　　彭光钦教授虽然身居高位，但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石牌南秀村时，我兼工会体育部工作，常有机会同唐代明一起，搞职工的文体活动。唐说他是彭家的常客，同彭的家人很熟，他累了甚至可以躺到彭的床上睡觉。唐与彭很熟，固然是一方面，但这也说明彭所长是容易亲近，不摆架子，不计较的人。至于有人说他不尊重苏联专家，其实也只不过是说他对苏联专家没有惟命是从罢了。何况苏联专家只接触过橡胶草等产胶植物，来中国前，连橡胶树都未曾见过，请他们来指导中国人种植橡胶树，难免中国的专家学者会有些不服。更何况，彭教授早在1933年就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是研究中国野生天然橡胶的专家，而苏联派来的专家不过是后期的副博士而已，当然是无须去向他求教了。
　　然而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彭光钦被错划成“右派”，免去所有职务，降为3级教授。1958年3月同大家一起下迁到海南儋县。我们同住在联昌试验站，他被安排到我们生理解剖组劳动。从此，我和彭教授接触的机会就开始多起来了。当时正值高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每天都要进行民兵操练。那时，我和刘祖镗既兼联昌队副队长，又兼民兵排长。每天清早，彭教授都和我们一起“一、二、一”，从不缺席和迟到。
　　后来，所里同意彭教授边劳动，边搞点科研。于是，彭教授就提出用中药液涂抹橡胶树割面刺激增产的研究。他开始布置试验时，我都得陪彭教授，并同一名负责试验的割胶工一起去联昌的“马佬山”（广州话猴子山的意思）选树、编号布置试验。他搞的10多种中药配方试验，如果有效果的话，是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在推广时还可以寻找替代药品。我敬佩他思路宽阔，科学联想力丰富。
　　鉴于这项研究同我和朱贤锦先生正在进行的2，4，5—T化学刺激增产接近，领导安排我同时兼当彭的助手。我和一名胶工，每天陪着他。1959年，院部研究大楼建成后，我们就从联昌迁回院本部办公了。彭教授每天背挂一个保温瓶上班，泡上一盅茶，然后到图书馆抱回一叠外文书刊；他看外文资料，总是盘着腿，一坐就上半天，边抽烟，边看书，边写他的文章。他那时其实是纵览这些图书杂志后，写《橡胶树的产胶生理》一书。
      1960年研究院准备翻译《马来亚橡胶栽培手册》，彭教授有幸主持翻译，并参与校对工作。我当时即将调到学院工作，看到彭教授在对生理解剖组的人分配翻译任务，把各章节的翻译落实到个人。然后他教大家如何翻译，并逐章逐节地口述中文内容。以后各人译出的文章又交回彭教授校对。当时生理组内多数人都参加了翻译。
　　1962年，学院接受为越南留学生潘得朋开办了研究生班的任务，其中就有彭教授的“割胶和割胶生理”的课程。
　　1978年，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正是此时，两院人事处方嗣彭同志来工作站，要我把院里的意见转告给彭光钦和陆大京两教授：院里同意他们退休的要求，请他们写个书面请求。因为在这之前，我向两院转告过陆大京教授退休的要求。没想到转告后隔了两天，彭夫人吴湘就到工作站找我，说科学大会刚开，科学的春天来了，而你们却要彭先生退休，与形势不符。我听了也觉得有理，即将她的意见向院转告……彭光钦中风过，但神智清醒认得我，不过话说不清楚，所以有关他的一切事情都交吴湘处理。
　　全国科学大会后，彭教授被委任为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而陆大京教授则委任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1985年1月，两院举行规模盛大的广州校友首次大聚会。建所时曾任副所长，后调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林西同志也到会，钟俊麟、肖功九等老两院领导也到会。与会者十分踊跃，共有二三百人之多。彭光钦教授在夫人吴湘女士陪同下也高兴地参加了聚会，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原刊载于2009年出版的《山野掘伟业——热作两院天然橡胶科教事业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