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所里的一些主要高级研究人员及中级科技人员被打成右派。在反右派运动后期的“整改”期间，上级正式提出将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下迁海南的要求。在当时气氛下一些科技人员有不同想法也不敢提出来。当然作为一个研究热带作物其中主要是橡胶的研究机构，长期留在非热带地区的广州也是不合理的。1958年初，由何康所长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准备下迁工作，其中主要是选择所址，组织下迁。参与预选所址的有陆行正、缪希法等。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现在的所在地。当时还决定，立即下迁。1958年从4月份开始，在1-3个月之内分期分批，全部人员下迁到联昌。全所几百人大部分都住在联昌，极小部分住在院本部的临时草棚里。住在联昌试验站(现为一队)的人员拥挤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上至所长何康，下至一般干部，都住在非常狭小的房间里。记得许多科一级干部两对夫妻住在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是前后用薄板隔一隔，何康所长及其两个小孩，住在两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其中一部分还要作为办公用房，吴修一、龚硕慧及其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亲及好几个小孩)，也住两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当时我爱人丁慎言尚在广州华南植物所工作，未把家搬下来，只能住在办公室。试验桌白天办公，晚上当床铺。这样就算有了个单人的“家”。

　　事情还不只如此。就在当年的9月中旬，大家刚到海南，在行李基本上还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就遇到了一场十二级台风的袭击，风雨交加。虽然联昌的房屋没有损失多少，但铺仔院本部的草房基本倒塌完，放在草房仓库中的仪器设备、图书及行装，全部湿透。联昌的胶树也有不少被台风刮倒。一时间，在人们心灵上掀起了波澜。但是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台风后大家立即动员起来救灾，先清理联昌胶园断倒树及枝桠，争取早日恢复割胶，再清理晾晒淋湿的仪器设备、图书，当时晾晒的图书放在竹蔑上长达100米左右，而且要分批晾晒。与此同时，把倒塌草房重建了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良好的，这是因为在“大跃进”形势下，在何康同志领导下，上下一条心，大家都有那么一股艰苦奋斗精神，虽有困难，但是并不为困难所压倒。

　　在迁所的同时，何康同志在华南农学院的协助下，以研究所为基础创办我国唯一一所热带作物高等院校，当时名为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由于条件限制，只能草房上马。在1958年秋季招收了第一批本科学生，并设立工农预科班，招收海南垦区国营农场的年轻职工就读。当时华南农学院只有少量老师来到海南，主要靠研究所抽调部分同志作为老师，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上课。现在农垦的许多领导同志就是那时的第一、二届毕业生。在何康同志领导下，当时提出了所院实行“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包科研、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把科研、教学、生产结合起来。

　　在建立学院的同时，研究所的研究大楼建设也在同时紧张地进行。何康同志还发动大家商讨所院本部的建设蓝图、大楼形式等。加上中央农垦部的大力支持，大楼建设进展较快。1958年、1959年、1960年每年冬天，王震部长都到海南来，并住上一段时间。他鼓励所院科教人员，并从各方面给予支持，要经费有经费，要水泥有水泥，要钢材有钢材，这给所院科教人员精神上予以极大鼓舞。随着时间的推延，人心更加稳定，工作也逐步开展，科研教学有所进展。

　　但是，在“大跃进”的鼓动下，一场极“左”的浪潮又席卷而来，使科研、教学工作偏离稳步前进的方向。在热作生产上也不顾实际，搞大开荒、打擂台，搞高指标、穷过渡，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大跃进不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大破坏，而且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还形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所院这个新单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当时职工的口粮减少至每月19斤，没有猪肉，极少蔬菜，口粮中大部分为番薯干，而且还不能保证供应。有的时候吃了上餐没下餐，有时要发动大家到野地里去找革命菜来吃，所院领导包括何康同志在内也是如此。当时有不少人由于缺少起码的营养和基本食物，而患上水肿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生产自救，科研教学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只能停下。当时我是橡胶系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只能带领全系人员在大楼前后及五队种植番薯，要求每人种植达到1亩地，全系共100多人，要种上100多亩番薯。在吃不饱的情况下，要种上100多亩番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一些人虽有怨言，但是这是全国性的灾荒，加上我们别无退路，只能采取这种措施。熬过几个月的非常艰苦的生活，番薯逐渐收获，可以略为宽松一些了，但仍是以杂粮为主，天天以番薯为主食，加上空心菜(当时称为无缝钢管)。

　　1960年初，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宝岛新村。总理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处于极其困难局面下的全体所院人员的情绪。他深切地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大量橡胶的，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必须自力更生地发展橡胶，而橡胶事业的发展，少不了一支能吃苦耐劳、敢于攀登科技高峰的热作科技大军。他同我们一起吃木薯食品，勉励我们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中国的橡胶事业，要艰苦奋斗，并给我们写下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的题词，这为以后所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全国形势得到了改善，所院也相应地好转起来，到1963年、1964年得到了一些发展。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学院的教学质量得到了稳定和提高。两院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已经过去。当时人们的思想情绪极为高涨，下迁及建院的成果逐渐显露。从这时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几批本科毕业生分配到各国营农场，科研成果也开始显现其活力。何康同志当时提出了要将宝岛新村建设成美国BeltsvilIe式的科学城。此外，在国际交往方面也开始进行。

　　研究所从下迁海南并建立学院，直至培养出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只有4-5年时间，但这是两院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段时期如果向前推延到建立研究所开始算起，即从1953、1954年算起的10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初创时期、摸索时期。这一个时期，在橡胶研究上既是一个从不懂到略知一二的时期，也是一个建立一个有稳定基础的研究机构及大学的时期。确切说，这是一个锻炼人和人们成长的时期，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时期，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

（潘衍庆   中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委员会原书记，研究员）

 (节选自《下迁前后的回忆及思考》——见热农院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青春的华章——热农院校老同志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