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派斗与武斗，工宣队进驻与斗批改，1969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接管两院，两院科教人员下放到兵团各生产团（国营农场）劳动锻炼。当时我被安排到兵团学习班参加一个专案组工作。1970年8月，经广州军区批复，两院改为兵团热带作物学校。1971年1月专案工作尚未结束，我被抽调到兵团热作学校政治部任秘书。当时政治部正副主任尚未到职，由宣传科科长宁守清同志临时负责。根据他的谈话，我既是政治部秘书，也是党委秘书；当时是党管一切，实际上也是行政秘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身三职”。不久政治部副主任张××，主任李清桂先后到任。随着下放干部回调，政治部秘书又增加了陈厚旺同志。

　　秘书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党政会议通知、会议记录，起草党政文件，群众工作等。兵团时期的群众工作，指的是处理兵团各单位与地方农村关系的工作。

　　兵团热作学校临时党委由正副政委、正副校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组成。书记由政委吕静环同志担任。成员有校长肖功九，副政委黄星五、马田德，副校长吴修一、陈枫、黄政海，政治部主任李清桂，后勤部长宋××等同志。临时党委经常开会，通常是每周必开，遇重大事项必开。开会时一般先由各位委员发言，汇报情况，分析形势，提出建议，然后由会议主持人（通常是政委吕静环，在吕静环缺席时是校长肖功九）作会议总结发言。开会时每个人的发言我都必须详细记录，会后必须根据会议决议——主持人的总结及诸位委员的发言，起草文件，经主管领导签发后上报下发。其文件内容包括党务、政治思想、教学培训、科学研究、行政管理、后勤保障、橡胶生产等各个方面。由于秘书人数少，工作十分忙碌，尤其感到开会太累——党委成员开会时在非本人发言的间歇，可以“开开小差”，到会场外抽抽咽，说说话，活动活动手脚，而当秘书的我则不能，因为听不到发言，无法作记录，会后也无法起草文件。除了会议记录外，起草文件也是一件费脑筋和花时间的工作，好在当时的会议主持人的会议总结发言，一般都能很好地概括会议的主要议题和主要内容，思路比较清晰，观点较为鲜明，所以起草文件也相对容易。

　　群众工作方面，我参加过实验场六队搞好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参加过兵团在七师师部（广东海康龙门）召开的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另外，由我经手，马田德副政委签字，我校曾支持金富大队1万元建设抽水站（抽水站地址在现云月湖宾馆附近公路转弯处）。

　　1973年，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和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先后恢复建制。1974年生产建设兵团转交广东省领导，两院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和两院领导小组，由当时已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的原两院院长何康兼任两个小组的组长。1978年2月，两院新的领导班子成立，由广东省委任命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于光同志兼任两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周嘉达同志任第一副书记、第一副院长，任副书记的有王元周、吴修一同志，任副院长的有吴修一（兼）、郑克临、梁文迟、陈茂盛、黄宗道同志。从此时起党委办公室与行政办公室分设，党政秘书分开，秘书人数增加。党委秘书由刘琼湘同志担任，我任院长办公室秘书，同时任院长办公室秘书的还有诸有瑛同志，以后又有刘华明同志。

　　从1971年任兵团热作学校政治部秘书兼党委秘书时起，到1984年3月调任《热作科技报》编辑部主任时止的10多年间（1982年2月至1984年2月我曾到海口办事处任职，但海口办事处归院长办公室领导，我是临时派出，院长办公室秘书职务并未免除），我起草过很多文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两院体制问题文件的起草工作。广东省革委会粤革发（1979）37号、国家农垦总局（79）国垦字37号联合发出的《关于两院领导体制的通知》一文，是由我执笔起草的。当时先是院领导到广州和北京汇报工作，回院后由郑克临副院长根据广东省和国家农垦总局领导的指示精神，与我一起商讨文件起草事宜，然后由我执笔起草文稿，经过几次讨论修改后上报国家农垦总局和广东省委。当时起草此文，旨在结束文革期间两院体制下放、变化后引起的不明确与混乱，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文件中关于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含华南热带作物加工设计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机械化研究所和粤西站）、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实行总局和省双重领导，以总局为主，是部属局级单位的规定以及其他规定，在当时的拨乱反正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两院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王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原图书与科技信息中心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