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0年8月从华南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毕业分配到两院工作，至1976年10月调离，而今已过去了30个春秋，但在两院度过的那16个寒暑，却依然难以忘怀。最近，关其能老师打电话给我，叫我看看两院《红椰新闻网》上的“天然橡胶亊业”回忆录。我下载了网上至今发表的50篇回忆录，花了3天时间看了一遍。由于其中好些文章所记述的亊件自己也曾经历过，因而倍感亲切；同时，许多难忘的往事，也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重现，历历在目，令我不能不写下此文。

　　一、艰苦岁月

　　我于1960年8月底分配到两院，虽然比不上先到的同志经受了那么多的艰苦，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其中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吃不饱，每月只有19斤粮食，而且其中还要搭配一部分番薯和木薯。许多困难老师们都说了，我不再重复。我只说印象最深的两件亊。一件是院领导为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组织大家劳动，种植木薯和番薯，每周六为劳动时间，每次劳动完后，分给大家一些木薯或番薯。有一次劳动完后，每人分了2斤木薯，同我一起分到两院的同班同学陈焕新和我，以及同在土壤农化组工作的颜书连、叶开基老师，一同把木薯放到实验室，再到饭堂吃饭。吃完晚饭还不到6点，当时的宝岛新村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我们一起回到实验室聊天，主要是听比我们先到一年的两位老大哥介绍两院情况。将近晚上8点，大家都觉得饿了，就七手八脚地把木薯皮剥了，煮熟了饱食一顿。然后，把木薯皮扫到门角，又继续聊天。当时主要是因为肚里没有油水，消化特快，时钟刚过10点，肚子又再次“报警”。还是老同学的经验丰富，说木薯皮也可以吃。于是，大家再把木薯皮从门角里扫出来，并小心翼翼地把木薯皮的表皮轻轻刮去，切成丝，放在锅里煮沸2次，去水（除去木薯皮中的氰化物），再加少量水和盐，4人再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心满意足地各自回茅棚睡觉了。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亊，那是在1963年夏天傍晚，几位老师散步时，听叶开基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从1959年来到两院后，吃过几顿饱饭还可以数得出来。”从这两件小亊中，可以看出当年生活的艰苦。但是，同志们并未向困难低头，大家的情绪是饱满的，都想为国家的热带作物亊业贡献力量。

　　二、服从组织需要，刻苦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在1960年8月底报到后，安排在学院土壤农化教研组工作，组长是廖先苓老师。当时国家急需大批橡胶种子，因此，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在未正式工作之前，先到联昌采拾橡胶种子。采种回来，负责学院教务工作的项斯桂老师和廖先苓老师找我谈话，说下学期要给58级（学院第一届）土壤农化专门化的学生开土壤农化分析课，由陈宝三老师主讲，我负责实验课和辅导。两位老前辈鼓励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好教学任务。我在老前辈的鼓励和具体指导下，和陈宝三老师一起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学院处于起步阶段，师资力量不足，为了教学工作需要，老师们往往要从事本专业以外的教学工作。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每一次接受新的教学任务，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领导的安排。我在学院工作期间，先后承担过土壤农化分析、土壤学、肥料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测量学等课程的实验课和辅导工作。而且我都牢记项斯桂老师和廖先苓老师两位老前辈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完成好教学任务。”我记得，刚去那几年，两院自己发电，每晚发电到12点关机。我和教研组的其他同志一样，每晚都在教研组备课到12点关灯后，才踏着月色回宿舍休息。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在上肥料学课时，为了给学生对植物营养的缺素症状有直观的认识，想通过砂培试验重现植物的缺素症状，但在两院附近找不到合适的砂子。于是，有一天，我和叶奎先同志一起头顶烈日，踩单车去白马井，来回100多公里路，把那里的砂子拉回来。傍晚回到两院，累得脚都抬不起来而上不了楼（土壤农化教研组在二楼），饭也吃不下，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把可用于砂培试验的砂子采到了！回首往事，虽然我对学院的教学工作没有太多贡献，更没有什么成就，但我觉得对于在学院时的教学工作，我努力了，我完成了任务，因而无怨无悔。

　　三、深厚的两院情怀

　　我21岁大学毕业分配到两院，到37岁调离，在两院工作16年。可以说，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两院度过的。我认为在何康院长领导下，两院是和睦融洽，充满关爱和温暖的大集体。初到两院，由于远离城市、远离亲人和条件艰苦，思想上也曾经彷徨，但很快就被融洽温暖的集体所融化。迁所建院初期，何康院长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每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他都要亲自接见。记得1960年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有64人，何院长在迎新会上一一询问了各人毕业的学校、所学专业和籍贯，然后介绍了橡胶亊业的重要性，党和国家对橡胶亊业的重视，以及两院的情况和发展的大好形势，勉励大家为橡胶亊业而努力奋斗。据说，从此何院长就记住了各人毕业的学校、所学专业和籍贯（后来，我有一些亊例证明这个说法是对的）。为了争取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他有很多时间在外面活动，但他每次回到两院，都到各个部门看望大家，并抽时间为两院师生员工作形势报告，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热作亊业的发展讲到两院的发展。他的报告极富哲理，极为精彩，鼓舞人心。何院长的报告是我这辈子所听过的最精彩的报告，每次听完他的报告，都感到精神振奋，深受鼓舞。

　　由于何院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良好作风，营造了两院上下团结、和睦相处、互相关爱的和谐氛围，使我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在土壤农化教研组，我常常得到廖先苓、叶开基、颜书连、马淑芳、陈宗源、叶奎先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在化学教研组，更是得到伍颜贞、王锦城、钟春桂、陈增炎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不在一个教研组工作的许多同志，如关其能、范思伟、杨少琼、陈文和、文善静、王秉忠、董建华、郑坚端、何瑞源、陆行正、罗大敏、梁子训等同志都给我许多帮助。这些鼓励和帮助，使我感受到两院大家庭的温暖，不仅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也使我能够较好地完成了当时的教学任务。

　　四、何康院长对我的关心令我终生难忘

　　最后，我不能不再次提到何康老院长。

　　我和老院长始终未能直接对话，但我却真切地感受到老院长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亲体弱多病，身边没有亲人照顾；尤其是我的儿子和女儿出生后，家庭实际困难就更加突出了。于是，我向院领导递交了调离的申请报告，经两院党委讨论，同意了我的申请，在广州的老同学也为我找到了接收单位。但档案去了接收单位一年多仍杳无音讯。

　　时间到了1976年初的寒假，梁子训同志打听到我接收单位的党委书记是何院长的老部下，建议我利用寒假回广州的机会，带着何院长的亲笔信去见该党委书记。这当然是最好的主意，但我马上感到我和何院长从未讲过话，他一定不认识我，而且此时他已调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怎能要求他写亲笔信呢？！我不敢去打扰老院长。梁子训同志一再给我打气，并说何院长一定认识我，也会给我写亲笔信的。就这样我带着梁子训同志的介绍信，更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海口市找到了何院长的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轻轻地敲了敲门，何院长夫人缪希霞同志把门打开，立即认出我是两院的人，热情地将我迎到客厅。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安，她让我坐下后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然后坐在对面笑着问我：“有什么亊？”她仔细听我说明来意后说：“何康同志上班去了，要晚上才能回来。这样吧，你把梁子训的信留下，明天早晨8点你再来一次，好吗？”第二天早晨我准时到达，缪希霞同志已在门口等着。见我到来，她一边示意让我进屋，一边说：“真不凑巧，何康同志今天外出开会，一早就走了”。她让我坐下后又说：“何康同志交代我两件亊：一件是你的名字，梁子训同志写的是廖观容，他记得是廖观荣，他让我向你本人核对一下；第二件是他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你亲自交给×××同志，他说让你先看一看，看看这样写行不行。”我心里暗自惊叹老院长记得我的名字，迫不及待地看推荐信。老院长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我的学历和专业，在学院担任过那些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各方面的表现，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庭困难不能解决，两院党委已同意调出，恳请×××同志协助解决工作调动问题。我想，我只不过是两院的一名普通教师，而能够得到老院长的关心，并亲自向接收单位推荐，令我激动不已，眼泪夺眶而出。缪希霞同志勉励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后也要同在两院一样努力工作。

　　尽管这次申请调动因接收单位3次上报省委组织部未获准而未调成，但老院长对我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却使我终生难忘。

（廖观荣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原党委副书记、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