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光钦是第一个考察我国橡胶资源的学者，是最早从事橡胶科研工作的先驱，是巴西橡胶树北移种植的最早倡导者与研究者。巴西橡胶树在我国北移大面积种植成功，凝聚着彭光钦的毕生心血。

　　一、赤子情怀忠诚报国

　　彭光钦是四川省长寿县太平乡人，生于1906年5月，逝世于1991年9月21日，享年85岁。彭光钦自幼聪敏好学，在家乡学校读书时成绩优异。1922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取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读书，1929年以官费留学美囤。彭光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攻生物科学，1933年在美国获哲学(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奉派前往欧州考察，曾在德国威廉皇家学院生物学研究院、意大利耶波里海产研究所任研究员。留学欧美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许多出色的科学论文，博得国际生物学界的赞扬。1934年9月彭光钦回到祖国，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北平大学和北平师范学院讲师，西南联大教授，广西医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广西大学教授、教务长兼理工学院代理院长等职。1945年他到重庆，任当时中央工业试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所长，兼任重庆大学教授。1948年获一级教授衔。

　　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彭光钦就翻译出版了三本专著：《生物学与人类自身进步》、《会议法研究))(梁启超署检)和《普通生物学》(蔡元培署检)。1934年回国以后，他在生物化学领域硕果累累，仅在1946年和1948年就先后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共收编论文36篇。

　　由于彭光钦在生物化学界很有名望，留美回来后，原来就读的美国母校聘请他去任教。他在赴美途经香港时适逢珍珠港事件爆发。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回到国内，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立志以科学报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有几所大学曾多次邀请他赴美任教，可携带儿女同行。其中有一所大学甚至在暑假时汇来巨款，请他务必前往。当时他一家8口人挤在重庆研究所一幢旧民房的顶楼，两间房子共2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卫生间，只得在走廊过道烧煤炭炉子，用公共厕所。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彭光钦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国外的邀请，愿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仓皇撤逃台湾，企图带走一批社会名流，不愿走的就强行劫持。彭光钦和他的好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阮教授，以及张的好友重庆电台台长杨某等人都接到撤退台湾的通知。于是他们三人急忙聚议，认定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大势已去，新中国即将诞生。他们决定不去台湾，坚决留在大陆。于是他和张洪阮分别躲藏在曾家岩和北碚，逃过了被劫持的危险，迎来了解放。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当时主持西南军政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在重庆接见了彭光钦。

　　解放后，彭光钦就任中央轻工业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并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彭光钦在重庆工业试验所里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橡胶研究室，率先对我国天然橡胶开展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还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二、率先考察我国橡胶资源

　　40年代初期，日木帝国主义疯狂入侵我国，践踏了大片国土，海岸线被封锁，国际交通被截断。为了解救国家危难，当时的“国防科学促进会”登报呼吁科学界解决国家刻不容缓的十大难题，其中之一是寻找和开发我国橡胶资源。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务长的彭光钦正潜心于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发表有《分子之旋转容积假说》、《水分子之聚合》等十几篇论文，在我国物理化学界受到极高评价。当彭光钦从报上看到“国防科学促进会”的呼吁后，出于解救祖国危难的急切心情，毅然响应号召，转移科研重心，从此竭尽全力探索我国的橡胶资源。

　　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究竟有无橡胶植物存在?这一重大命题日夜在彭光钦脑海里萦回着，于是他开始着手考察。1943年他首次在桂林近郊发现了一种爬在树上的藤本植物，摘下枝叶有乳状浓浆流出。他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拨起，携回学校进行研究。他从图书馆借回《本草纲目》，查到该植物的名称叫薛荔，属桑科，俗名无花果，与印度橡胶树同属。然后，他便开始研究从大量薜荔植物中制取胶浆。经过保存、凝固、烘干、提纯、橡胶溶解、燃烧、熏烟、冷法调硫、热法调硫和调硫加速剂等十几次试验，证明薜荔茎叶流出的乳状浓浆为胶浆。由这种乳浆制成的橡胶与其它天然橡胶无异。尔后，彭光钦把制成的橡胶送给当时的广西绥靖公署橡胶厂造成多种橡胶制品，于1943年10月3日在桂林市公开展览。展览内容有：薜荔植物幼苗、果实、生胶、熟胶，以及橡胶制品如飞机零件、汽车零件、汽车轮胎模型等。嗣后，彭光钦又在桂林南部的兴业县乡间发现另一种橡胶植物——大叶鹿角果。其干、枝、叶、果均有胶浆。此种产胶植物的乳浆也在广西绥靖公署橡胶厂制成飞机零件、汽车零件、自来水管零件、瓶盖和鞋底等成品30多种。

　　根据上述两种橡胶植物的研究，彭光饮与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教授和谭显明助教合作，撰写了一篇著名论文《国产橡胶之发现及其前途》，发表在1944年《发明》1卷1期上，并在中国工程学会第12届年会(1944年)上宣读，获第一奖。

　　鉴于对祖国橡胶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有进一步调查勘探，摸清其开发利用途径和科学规律之必要，髟光钦利用当年所获的科学奖金，加上国家经济部的资助和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的支持，亲自组织并率领我国第一支“国产橡胶调查队”开展调查工作。调查项目主要有：(1)橡胶植物之种类及其产地；(2)有经济价值橡胶植物之分布及其自然环境；(3)有经济价值橡胶植物之集中区域及其产量；(4)其它可为工业原料之农林产品。调查队从桂林出发前往邕宁。自邕宁起全队步行，深入粤桂边境的十万大山，冒着风霜瘴厉，迂迥于北回归线南北的荒山野岭、崇峦叠嶂之间，调查历时2个多月，行程4干余里。这次调查共发现橡胶植物11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或因产胶量太少，或因橡胶品质太劣，不可用作采取橡胶的原料。而胶质优良，产量较大，且有经济价值者仅有8种。彭光钦把这次调查的结果写成研究报告《中国之橡胶植物》，发表在重庆工业试验所研究专报第32号上。

　　在这次考察中，彭光钦还发现一页鲜为人知的中国橡胶工业的野史。在粤桂边境的十万大山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工业，其产品被称为“六国封相”，形状象一个老式的戒指，缘边点缀有六个微小的三角形薄片。这是一种橡胶制品，原料取制于山中所产的大叶鹿角果、乌头果等藤本橡胶植物。从刈胶、制胶至全部制造技术，都是依靠当地人的智慧创造的。除了不知道硫化程序以外，技术上无可非议。但由于该制品当时被用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伤风化，因而有令禁止，所以长期成为一种地下工业。经营这种工业的厂家在极盛时期共有十几家，每年生产成品一百余担，运销港、粤、津、沪等地。据当时的可靠说法，这种工业已有8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橡胶工业最早的记录。

　　在考察中，彭光钦还调查到在桂越边境龙州附近的大青山，同样存在着一页出人意料的史实，即山中的老年人竟懂得刈胶的方法。据他们说，前清末年曾有番人(指法国人)到山中教他们刈胶，每年来收购几次。这说明中国早在一百年以前曾经有橡胶原料出口。

　　三、率先研究橡胶树北移

　　解放前，中国人在南洋各地从事巴西橡胶种植业的很多，但在国内的很少。国外学者历来认为，橡胶树只能种植于南纬10°和北纬14°范围内高温、多雨、静风地区。北纬15°以北一向被视为“植胶禁区”。我国最南端的海南岛也位于北纬18°至20°。因此我国历史上向来没有种植巴西橡胶树。直到本世纪初才有云南盈江土司刁印生、海南岛华侨何麟书、广东南海县人区慕颐等人从南洋运回巴西橡胶树苗，开展生产经营。但由于他们大多是凭自己的经验经营生产，对本地自然条件缺乏全面的了解和科学管理方法不足，因此经营不善，以致成效甚微。国家国防和民用所需橡胶原料及其制品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抗日战争结束后，彭光钦出任当时的经济部重庆工业试验所所长。该所设有8个试验室，5个试验工厂。彭光钦兼任橡胶试验室、油脂试验室和北碚联合试验室主任。他除了担负繁琐的行政事务外，对有关国防的科学研究，如尿素的提炼(当年国防科学促进会呼吁科学界解决的十大难题之二)，糖醛的制造，石油的检定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在此期间，彭光钦还深入考察了重庆引种印度橡胶20余年的历史和产胶的质量情况，并派人深入云南西南边境考察气象、地貌和生态条件，参照海南岛移植巴西橡胶树情况，反复对比研究，从中拓宽了眼界，认定除海南岛以外，云南西南边境的澜沧江流域是极有希望的巴西橡胶树移植区。因为上述自然区域受印度洋热流的穿透，气温高雨量多，所以他认定我国这一部分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可种植巴西橡胶树的面积可能比海南岛还多，产量也可能比海南岛要好，大有推广之必要与可能。与此同时，他通过对印度橡胶树与巴西橡胶树生理生化共性的研究，判定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如粤、桂、滇三省区南部、海南岛、澜仓江河谷等地区都可以发展巴西橡胶树。根据以上推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巴西橡胶树可以北移。每当他脑际出现这些设想时就感到无比兴奋。可是设想终归是设想。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彭光钦研究和发展巴西橡胶树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等到全国解放后，他才将长期在心中酝酿的设想，写成《中国橡胶资源展望》一文，发表在1950年5月《科学通报》2卷4期上。文中详细论述了“开辟橡胶资源方向，巴西橡胶树的推广等问题”。另一方面，彭光钦又亲自为橡胶树北移作出系列的研究和实验。他主持和指导了“重庆地区印度橡胶树栽培实验”、“云南(河口地区)橡胶树生态考察与刈胶观察”等十几项有关橡胶的科研项目，率先开创了我国橡胶科研工作，为尔后巴西橡胶树大面积北移种植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由于美国对我实行禁运封锁，我国急需的橡胶无法进口。党中央作出了立即发展我国橡胶事业，自力更生在华南部分地区建立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1951年召开了全国橡胶工作会议，彭光钦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应邀参加。他带去了一个用野生橡胶植物提炼橡胶制成的实心皮球和一些野生橡胶植物标本，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大家为我国也有橡胶植物而欢欣鼓舞。会上，彭光钦作了专题发言，详细介绍了我国野生橡胶植物的情况。同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遵照中央财经委员会指示，专门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天然橡胶资源研究工作队，到彭光钦主持的橡胶研究室协助研究。1952年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亲笔写信把彭光钦从重庆调到广州，筹建我国第一个以开发天然橡胶为主的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彭光钦被任命为副所长、一级研究员，正式主持橡胶北移工作(该所后迁往海南岛儋县，并扩充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与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简称“热作两院”)。从此，彭光钦一心扑在祖国这门新兴的橡胶作物科学事业与橡胶生产发展上。他还参加了国家农业考察团赴印度尼西亚考察，出席了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

　　橡胶树北移是需要综合遗传育种、生理解剖、生态造林、植物保护、土壤肥料、气象地理等各方面的科研成果来解决的复杂课题，是一项包括驯化育种、选地试种以及各种农业措施的集体创作。彭光钦是这项集体创作的最早组织者与积极参加者之一。他在几十年攻研生物化学的基础上，提出课题，组织人才，从生理生化、栽培、遗传等方面进行攻关，然后总结经验和指导生产实践。彭光钦和他的同事们特别着重研究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制中的难题，如华南橡胶化学性质变异的研究、胶乳膏化浓缩化问题、膏化剂的制备、排胶障碍的分析及其化学防治与处理、产量刺激的作用机制等等。可以说彭光钦对橡胶生理领域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广泛探索，并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反复深入到广东、广西和云南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规划并付诸实施。他根据自己多年综合研究的成果，写成了《橡胶树的产胶生理》一书作为讲义，可惜因遭“文革”的干扰未能正式出版。该书是他数十年理论结合实践的心血结晶。除此之外，1958至1967年间，他在身处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撰写了《橡胶树北移研究》、《排胶障碍的化学防治》、《橡胶的生物合成与呼吸》等有关橡胶的科研论文29篇。

　　彭光钦在主持橡胶树北移科研工作中，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1953年11月华南垦殖局召集有关橡胶科研及生产部门的专家与苏联专家一道，研究橡胶树良种繁育的途径、规模和速度等重大技术问题。采用哪一种方法繁育橡胶良种，当时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以苏联专家为首的大多数人主张用有性繁殖的方法，认为这样可靠，而以彭光钦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采用无性系嫁接法，把华侨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作为无性繁殖的接穗。科学技术本来是无阶级性的，可是在那政治极端的年代里，科学技术亦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彭光钦等人的意见当时被否定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作为一个正直求实的科学家，一旦认准真理，决不会轻易放弃。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人学术观点的问题，还要对祖国的橡胶事业负责。因此，彭光饮冒着反对苏联专家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写信给中央林业部，详细阐明自己对橡胶良种繁育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与正直的人格，没有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对国家负责的强烈责任感是不可能做到的。为此，彭光钦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右"时他被妄加的一条“罪状”就是狂妄自大，反对苏联专家。可是，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彭光钦等专家的观点是正确的。

　　四、坎坷人生，心系橡胶科学

　　1957年，作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广州分社负责人之一的彭光钦，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了一些善意的诤言。不幸后来被肆意歪曲和无限上纲，打成“右派”，并撤销副所长等职务，降职降薪，下放到海南岛儋县联昌试验站劳动改造。

　　1961年，粤西建设农场的橡胶树发生严重排胶障碍，彭光钦被派去那里“蹲点”。在长期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生活中，他完成了治愈橡胶树病害的任务。在这期间，他还首创使用“三黄汤”治疗橡胶树褐皮病。同时，他还悄悄地进行化学刺激橡胶树增产试验，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他设想，化学刺激橡胶增产试验一旦成功，在橡胶园里全面推广，产胶量将会有一个较大的飞跃。对此他充满信心。殊料，正当他忘我地工作，成功在望之时，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召回“热作两院”，奉命将积长期科研心血写就的总结材料全部交出来，同时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等九顶帽子，并被剥夺了进实验室的资格，还被勒令每天清扫厕所。从此，全国农垦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竟与实验室无缘了，这使彭光钦痛心疾首。从来抱着“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彭光钦，被押进隔离室后，忍不住抱头痛哭。

　　在无休止的批斗和长期的逼供过程中，彭光钦始终坚持实事求事，也从不牵连别人。由于彭光钦刚正不阿、“顽固不化”、“死不悔改”，最后被关进一个特别的“牛栏”。这“牛栏”设在研究院一个装农药的地下室里。该地下室终年昏暗无光，阴冷潮湿，臭气难闻。为了防止他自杀，连他的裤腰带也被解掉了，门口日夜还有人看守，怕他“畏罪潜逃”。被关进“牛栏”后不久，彭光钦感到浑身关节酸痛。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每天还要被强制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病势日渐加剧，终于恶化为半身不遂，最后语言器官也发生了障碍。

　　然而，彭光钦即使在身心备受摧残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橡胶北移工作，仍然在为祖国的橡胶科学事业殚精竭虑，默默奉献。后来在北京治病时有一次他从杂志上看到国外正在采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即用单性繁殖改造橡胶的品系，他深受启发，连夜奋笔疾书，建议单位选派2人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合作，进行单性繁殖改良中国橡胶品系的研究。别人劝他静心治病，他却说：“一个愿把生命献给科学的人，一天不动脑筋是不可思议的。”

　　粉碎“四人帮”后，和千百万被诬陷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样，彭光钦获得了新生和解放。1980年1月，他被错划的“右派”问题获得平反昭雪。后来，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单位派人动员他填表退休，他象触电一般猛地坐直了身子。从不动怒的他这次竟发火了：“我不填表!我不退休!国家拔乱反正，我内心充满希望和喜悦，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在我有生之年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尽我应尽而未尽的余力!"女儿也顺势劝他退休迁回广州居住。他猛拍茶几，固执地说：“我的单位在海南岛，我的工作在橡胶园，我要回两院。”

　　由于健康原因，翌年彭光钦还是含泪离开了“两院"，迁回广州，担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等职务。回广州后，他仍日夜思念着“两院”，思念着橡胶园。1981年9月，为满足他的心愿，由女儿陪同专程让他回到因治病阔别8年的“两院”，寻踪觅迹，拜访同事、故友。有的同事见他回来，拥抱着他失声痛哭。回广州后，彭光钦不幸旧病复发，身体日渐衰弱，双腿不能动弹，完全丧失了语言功能。但他仍然积极参加和关心民主党派以及政协的活动，努力整理自己的学术论文，为发展祖国统一战线和我国科技事业而鞠躬尽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四人帮’虽然剥夺了我的科研权利，折磨了我的肉体，但他们永远摧残不了我誓为祖国科研事业献力的一颗赤子之心。”

　　彭光钦是我国热作科技界一位资深且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一生共编著出版论文6册(共65篇，其中英文7篇)，译著3本。还有的论著因“文革"而未能正式出版。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彭光钦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技名流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如国际著名学者牛满江、车溢湘、李帮楷等都是他的高足。他的许多学生在国内也都成了农业战线和科教战线上的领导者与骨干。前农业部部长何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彭光钦为我国橡胶科学事业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章汝先   华南热带作物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