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扎根海南艰苦创业
刘松泉1921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17岁告别父母远离家乡求学。大学主修农艺专业。1949年到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1953年初,中央高教部向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发出号召,要求调出讲师以上人员到华南参加特种林——橡胶的开发研究。刘松泉积极响应,毅然放弃比较熟悉的农艺教学工作,从南京大学调到广州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从事橡胶科研工作,任该所第五室助理研究员,1957年从广州调往海南岛联昌试验站任站长。
解放初期海南岛一片荒凉破败景象。联昌试验站坐落在海南岛西部儋县。解放前这里是一个华侨资本家的胶园,有一万多株橡胶树,是1917年种植的。到解放初期只剩下几间茅草屋和仅有的一座砖瓦结构的旧炮楼。胶园里胶树遮天蔽日,灌木、杂草丛生。刘松泉和其它科研人员就安营扎寨于这荒山野岭之中,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继续开展橡胶科研工作。他们白天用砍刀开路,深入到老胶园去进行调查研究,对橡胶树进行形态分类,产量测定,生理测量等。晚上就在帐蓬里、茅屋内,借着昏暗的灯光整理资料笔记。为了搞好橡胶科学研究工作,不久领导动员科研人员的家属到联昌试验站安家落户。这意味着不仅仅是个人要长期扎根在这荒凉的海岛上,而且还包括妻子儿女都将为此付出代价。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刘松泉在妻子的支持下,又一次毅然地把刚从南京迁到广州才几年的家,搬到了海南岛儋县,从此就在天崖海角扎下了根。
我国遭遇连续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月只有19市斤定量粮食(包括一部分蕃薯、木薯等杂粮),食不果腹。刘松泉率领大家一边开荒生产自救,一边进行橡胶育种试验。
刘松泉就这样和同事们一道艰苦奋斗、拓荒不己,使我国橡胶科研事业从解放前的空白点上迅速发展起来。
告别金陵,南下广州,而后又越过琼州海峡,再深入到海南岛的腹地——人烟稀少的牙拉河畔,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出现了巨大落差。但是,刘松泉毫无怨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扑在祖国的橡胶事业上。四十年来,他牢记周恩来总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的教导,从没动摇过扎根立业于海南的信念,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橡胶事业。
二、橡胶育种鞠躬尽瘁
我国的橡胶育种工作解放前是个空白点。因此,解放初期,橡胶育种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材料缺乏,毫无研究基础,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资借鉴,几乎是白手起家。仅有的一点就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一些零散的老胶树,产量极低,单株年产干胶不足lkg。我国的橡胶选育种工作就是以这些老胶树为起点,开始国产橡胶树优良母树的选择和无性系培育工作。1954年开始,刘松泉主要参与主持调查海南岛高产母树,鉴定产量和副性状的工作。他和其他科技人员一道,不辞辛苦地深入到海南岛各地的老胶园调查考察,每天经常步行二三十里路。身上带着干粮,肩上背着背包,经常以茅草房、祠堂或破庙作住处,油布铺地盖上被子就过夜。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几乎走遍了全岛所有的老胶园,系统地收集了橡胶树单株产量和副性状等方面的数据,了解到高产母树在海南岛的分布情况,精心挑选高产母树,最后从矮子中拔“将军”,在解放前留下的383个小胶园中挑选出近200株优良母树,为积累宝贵的橡胶育种材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5-1956年,刘松泉还主持了巴西橡胶树产胶的变异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等研究课题,对海南岛不同生态类型区优良母树产量和所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还考察了橡胶树结果与产胶的关系,橡胶树茎围与产胶量的关系,积累了橡胶树环境适应性的有关重要资料,为选育抗性高产无性系打下了基础。
橡胶树是多年生植物。橡胶育种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试验课题。建所初期我国的橡胶育种科研工作是在苏联树木育种专家指导下进行的。苏联专家认为,只要把高产树的枝芽繁殖成无性系,种到大田,平均产量就可比原来的普遍实生树提高一倍。但实践结果失败了。刘松泉等科技人员在实践中认识到,按苏联专家那一套去做是行不通的,应该学习东南亚植胶国成功的先进技术,才能使我国橡胶育种工作少走弯路。60年代以后,刘松泉带领的橡胶育种课题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植胶区具有风寒灾害的特殊情况出发,同时全面了解世界各国橡胶育种研究的现状,吸收国外先进方法,把国外优良无性系品种作为我国的选育种材料,综合利用其抗风、抗寒与高产性状,努力培育出适合我国地理与气候环境的高产抗性强的新品种。经过长达二三十年的辛勤研究与培育,刘松泉带领的育种课题组获得了不少新的优良品系,培育出了新的橡胶品种。例如,从1963-1983年历经20年,以国外优良品系为亲本杂交,选育出橡胶高产品系热研88-13。该成果1979年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奖。从1964-1984年,他们还选育出了试种级品种热研7-33-97,热研2-14-39,热研7-20-59,热研44-9等,为我国橡胶育种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引种推广成绩蜚然
苏联专家指导橡胶选育种工作的失败,使我国下决心大量种植国外优良品系。为了扩大橡胶种质来源,1961-1962年,刘松泉受国家的委托,赴我国驻锡兰大使馆商务处工作,以商务名义设法从世界各主要植胶国家收集优良无性系,前后共引进了120多个国外优良品系,为我国橡胶育种工作增添了大量新的种质资源,加速了我国橡胶生产良种化的进程。回国后,刘松泉积极带领科研人员,共同翻译国外选育种资料,编译出版了《主要国外橡胶无性系简介》,《国外橡胶有性系资料汇编》,《国外橡胶无性系亲本组合》等手册,为生产上广泛了解选择国外优良无性系提供了参考资料。
为了把引进的良种尽快地推广到生产中去,刘松泉带领育种组的科研人员,一手抓种苗的快速繁殖,一手抓品种的适应性试验,在全国垦区建立了20个适应性试验区,进行品种适应性比较研究,向科研与生产单位提供了大量国外优良无性系在国内不同垦区的适应性资料,使生产上对国外品种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避免或减少了选用品种的盲目性,从而为我国实现橡胶栽培良种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探索新的繁殖方法中,刘松泉和工人们一起改变国外仅用小芽条上三个鳞片芽的繁殖技术,探索出利用所有叶芽的绿色芽片繁殖技术,使繁殖速度提高了200倍。他还改小苗芽接为大砧木芽接,大大提高了成活率。这些技术的研究成功,加速了国外无性系在在我国推广的速度,刘松泉课题组完成的科研成果“橡胶树绿色侧枝芽利用技术及其产胶遗传性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科委、农委科技成果推广奖。
1963-1964年,刘松泉曾两次参加云南农垦总局召开的科技交流会,他在会上极力推荐国外优良无性系,并送去芽条,亲自传播绿色芽片快速繁殖技术,扭转了云南省每年要派15架次飞机从海南引进国外高产品种的局面。全云南省除5万亩已经不能芽接改造的实生树外,其余的普通实生苗全部改接国外高产品种。刘松泉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系经过多年的适应性试验,有的很快在部分垦区推广使用,有的成了部分地区的当家品种,从而使我国橡胶产量大面积提高。刘松泉课题组完成的科研成果“国外橡胶主要优良无性系在我国广东、云南垦区的适应性”,1965年获国家科委奖。
四、保持幼态锲而不舍
50年代,生产上应用的许多优良品系,其产量往往比它的试验初期低百分之三四十乃至一半。刘松泉对这一现象极为关注,并致力探求其原因。60年代,他在对联昌试验站36株40龄以上高产优良母树进行分段割胶试验中,发现了越向上产量越低的特点。由此证实了无性系产量的高低与其母树割胶部位产量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取芽条的树冠部位的产量,并证明树冠部位属于老态发育阶段,树干低部位属于幼态发育阶段,从而找到了初生代无性系产量与母树很不一致的原因,初步揭示出产胶量遗传在无性系繁殖中的传递规律。
刘松泉认为,要使后代保持割胶部位的产量,必须得到幼态发育阶段的材料。如果能使生产上种植保持幼态的苗木,产量水平就将大大提高。据此,他提出了充分利用幼态无性系的科学设想,建立了“巴西橡胶树阶段发育的研究和幼态无性系的利用”的科研课题。长期以来,我国橡胶育种界对这一学术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刘松泉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锲而不舍地坚持研究了33年(1957-1990),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974年从6年生高产树基部取幼态休眠芽接在大砧木上获得成功,1986年又从已知高产的12年生和14年生实生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并得出了幼态无性系比其老态无性系高产52%,生长量大4.8%的结论。刘松泉于1984年在法国召开的国际会议(IRRDB年会)上首次宣读了该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与关注。1990年在昆明召开的同类国际会议上,该成果同样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这项成果在成龄优良母树的幼态部位取芽技术和长期保持幼态特征的方法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该成果于1990年通过了农业部的鉴定。1991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五、严谨治学深人实际
作为一个科学家,刘松泉治学十分严谨。他认为科技资料是科学工作者的珍贵财富。他特别重视收集、翻译国外橡胶选育种的科技资料,及时了解国外动态,选其精华为我所用。每当各种英文版国外期刊、资料一到,不管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他都抓紧时间阅读翻译,经他翻译收集的资料达几百万字。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整齐地放着几十本笔记本,记录着他查阅的大量国外文献资料和深入到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的大量详细资料,这些笔记本是刘松泉一辈子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写照。在他病危期间,刘松泉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只是交代将他几十年查阅文献及外出调查记录的174个笔记本的文献资料交给所长处理。
深入实际是刘松泉的一贯工作作风。50年代,他的足迹遍及海南的老胶园,从事优良母树的选择与环境类型区的划分。60年代,他走遍华南四垦区,参加国外优良品种适应性调查,积极推广国外优良无性系。
80年代,他参与负责“六五”及“七五”攻关课题的工作。为完成国家科研攻关任务,选育出产量高、抗性强的新品种而废寝忘食,埋头苦干。1990年5-8月间,他虽已69岁高龄,仍然和中青年科技人员一道,头顶烈日,爬山越岭,深入到林段现场搞橡胶品种的调查汇评,为我国新一代更新胶园推广新良种而辛勤工作着。
六、 勤俭朴素良师益友
刘松泉的生活十分俭朴,一辈子粗茶淡饭,不嗜烟酒。家中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他自己在平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凑合起来的。就连装各种荣誉证书,珍贵相片的袋子,也是一个装过化肥的塑料袋。1984年世界银行专家林保罗先生要到刘松泉家中拜访,他不得已才买了一套木沙发,一直用到去世。家中的冰箱,电视机都是孩子们给买的。这并不是刘松泉没有钱,而是他一贯的生活作风与人生态度。60年代以来,刘松泉先后出访法国、马来西亚、巴西、泰国、斯里兰卡、锡兰等多个国家,可他从不住豪华宾馆,从不上高级饭店,而宁愿到我国驻外大使馆的招待所食宿。1980年他到马来西亚参加亚太贸易发展会议,主人把他与其他外国专家一起安排在一家豪华大酒店,一天食宿费250美元。刘松泉婉言谢绝,仍然住到我国大使馆去,为国家节省2500美元,回国后如数上缴。他先后出国多次,却没有为自己带回一件洋货。即使在晚年病重期间,刘松泉仍然想着为国家节省开支。领导为了让他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把他送进了海南省人民康复中心。但他只住了一星期就不肯再住下去了,因为那里的住院费一天要100元,优惠价至少也要60元,加上药费及陪同人员费等,开支很大。当他知道这种情况后,说什么也不愿意再住下去,坚决要求回到“两院”职工医院治疗。
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知名度较高的科学家,刘松泉却甘愿为中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出作人梯。他对中青年科技人员一是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干,去闯,去摔打。二是严格要求。在60年代初期,他就对育种科技工作者言传身教,提出“四会”要求:会芽接,会人工授粉,会识别品种,会搞田间试验设计和材料的统计分析。80年代中期,刘松泉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多次向所领导提出建议,要重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外语培训,要求他们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坚实的实际操作能力。三是热情关心帮助。有的科研人员病了,刘松泉主动上门诊病给药,甚至熬好药汤送到面前;他的助手有时因试验需要,中午不能回家,他就陪伴在旁,买来速食面,烧好开水。同事们在专业上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帮助,甚至专门去查找文献。
1992年5月20日,刘松泉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l岁。刘讼泉生前曾任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理事,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作物学会常务理事,华南热带作物科学院橡胶研究所所长等职。根据“两院”科研成果汇编统计,刘松泉一生共取得科研成果18项,其中有10项成果获国家、农业部、省、地、院级奖励。他主持和参加编写、翻译出版的科技著作、手册共有6本,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科学报告共20多篇。刘松泉的一生是为我国橡胶育种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橡胶育种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橡胶科技事业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