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著名橡胶育种专家刘松泉，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但他一生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勤奋工作的敬业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我和我的姐弟。

　　1948年，爸爸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爸爸服从国家选调，从南京来到设在广州的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备处工作，当时我才刚刚1岁。为了实地考察天然橡胶的生长情况，他又多次告别家庭，从广州来到当时十分荒芜的海南岛，从零开始，开创我国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1957年，我们4姐弟最大的10岁，最小的才2岁，爸爸又义无反顾，带领我们全家从繁华的广州迁移到荒凉的海南岛。1960年，爸爸肩负国家使命，以商务参赞的身份到锡兰（现斯里兰卡）大使馆工作2年，专职从事橡胶引种。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妈妈和我们4姐弟的生活没有保障，妈妈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全身浮肿。但是，为了国家利益，爸爸还是离别了我们。在斯里兰卡工作期间，爸爸不负重托，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引进了136个橡胶品种，经过筛选后一些高产品种在各地试种均表现高产性状，推广后提高了橡胶产量。

　　1981年，爸爸已到退休年龄，按政策，他完全可以办离休，工资分文不减。我们姐弟劝他退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颐养天年。但是，他不愿从他所热爱的橡胶育种科研岗位上退下来，而又接受了国家的科研攻关课题，带领所里的同志继续攻关。爸爸在世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共有18项成果获奖，有的居国际领先地位。橡胶树在北纬18至24度大面积种植成功，推翻了国际上关于北纬15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树的传统论断，这一伟大创举震动了世界，荣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一成果的获得，有爸爸的重要贡献。由于在长期超负荷工作中积劳成疾，爸爸在70岁那年倒在了他工作的岗位上，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橡胶事业。

　　爸爸的生活十分简朴，从来都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家人。我们家的家具都是最简单的木制家具，用了好多年，用得破破烂烂还舍不得丢，坏了爸爸就亲自做木工活，修好了再让他们“超期服役”。电视机还是在两院很多人家都买了以后，孙辈们闹着要看电视时才在两院商店买的。

　　爸爸一生廉洁奉公，他最痛恨那些“揩公家油水”的现象，常说那些人是“败家子”。 我们4姐弟都在读书时，家里生活并不宽裕。爸爸是国际橡胶育种学会的理事，出国交流的机会较多。他每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都自觉按最低标准食宿，为国家节约开支。当时国内经济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我们家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但爸爸认为出国的钱是国家的，用不完的应该交回国家，因而，从不留给自己。有一次他出国回来节约下2500元美金，全部上交组织。他先后10多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自己没有带回一件电器，也没有留下一点钱财。

　　爸爸心地善良，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我外公是老中医，爸爸聪明好学，他学习了外公的医术，并善于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因此，他的医术水平较高。1964年在农村参加“四清”时，曾有一名妇女赤身裸体爬上房顶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当地人准备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爸爸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是热症，于是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使她恢复了健康。1980年我生下女儿7天后持续高烧超过40度，爸爸果断地开了中药给我吃。在爸爸妈妈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转危为安。爸爸的医术渐渐在两院小有名气，很多人都喜欢找他开中药治病。来找爸爸看病的人中有领导，也有普通干部、工人及其家属。对病人，爸爸一律热情接待，认真诊治。由于爸爸没有处方权，开的药不能在两院医院配药。为了方便病人，他在当时有限的工资中，每个月都拿出几十元钱，亲自骑自行车到10公里外的县城那大去买中药，和妈妈一起进行加工分类，在家里设立了小药房。有人来看病时，他就将处方连同中药一起送给病人，不收取任何费用，有时连昂贵的人参也免费奉送。

　　爸爸疼爱子女而不专制。我们处理家事十分民主，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家长作风”，从不强制我们服从他们的意见，家庭气氛十分融洽。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到爸爸责骂过我们姐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们姐弟都十分懂事。在升学、就业、婚姻等大事上，爸爸对我们不是横加干涉，而是尊重我们的意见和选择。“文革”期间，我们4姐弟作为知青都无一例外地上山下乡了。那时身为两院党委委员、橡胶所所长的爸爸，也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驱逐到农场4队劳动改造，只有星期天才允许回趟家。有时我所在的农场2队要加班，我回不了家，爸爸就将妈妈平时省下来留给他的一丁点萝卜干、炸咸鱼之类的小菜，用玻璃瓶装好，绕道2队送给我再回4队。我们4姐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的自由恋爱，有的由别人介绍认识，只要我们自己认为看准了，爸爸妈妈就认可我们的意见。我们成家后，不论配偶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爸爸妈妈都一视同仁，一样当作自己的子女。他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爸爸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的手。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爱人在广州的公共汽车上不慎被扒手偷去了刚发的一个月工资，爸爸得知后，马上按丢失的数额给他汇了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我1982年调到广州后，爸爸得知我们在广州因生活费高、经济较紧张后，又出资支援我们买了一台洗衣机。

　　爸爸对我们姐弟思想品德的培养注重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热爱劳动、热心助人、勤奋好学、平等待人等优秀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小时候，爸爸鼓励我们喂鸡养兔。我们一放学就去割草、捉蚱蜢喂养鸡、兔，培养了很好的劳动习惯。一到星期天，爸爸就推着自行车，带上一支长长的竹钩子，领着我们几姐弟去橡胶林里钩橡胶树的枯枝做柴火。有时候挖到一些粗大的枯树头，爸爸就自己动手用斧头劈，经常干得汗流浃背。

　　爸爸对身边的人总是平等相待，热心相助，从不论其地位的高低贵贱。他在生产队劳动期间，经常主动帮助工人解决生活困难，和工人打成一片，因而工人们也从不把他当“走资派”看待。

　　爸爸十分勤奋好学，他大学的专业是园艺，改行搞橡胶育种后，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育种专业知识，开展了橡胶育种科研工作。爸爸本来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在国际会议上能够用英语流利地宣读学术报告；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科技动态，他在60多岁时还自学了法语。

　　爸爸心灵手巧，学会了做木工活、修理收音机、钟表、钢笔……，总之，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闲不住的爸爸总是在修旧利废。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只要爸爸动手，没有他修不好的。

　　爸爸对我们思想上也是严格要求的。记得1975年我在华南师范大学毕业时，在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中流露出设法留在广州工作，把回两院作为“最坏的打算”。爸爸马上给我回信，认为我的想法不对，认为我应该回海南为建设边疆出力。我回两院附中工作后，因为爱人在广州，很希望爸爸能找两院领导做做工作，同意我调往广州，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但因附中缺教师，爸爸并没有帮我这个忙。在爸爸的教育下，我也安心在附中工作了。直到在附中工作6年半后，我才申请调到广州工作，解决了夫妻长期分居的困难。

　　在爸爸妈妈的多年教育和影响下，我们4姐弟从小懂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尊敬长辈，好学上进；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当学生、当老师、当领导，都老实做人，踏实工作，吃苦耐劳，因而受到群众的好评。

　　爸爸虽然离开我们14年了，但我们对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刘康宁 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