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我代表中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向总书记汇报了“两院”艰苦创业的历程和为橡胶事业作出的贡献。总书记听后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一、投身天然橡胶科研事业，以及“两院”艰苦创业历程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纠集十四个盟国发动侵略朝鲜和侵占我国台湾省的战争。10月我国人民志愿军出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美帝下令封锁我国港口，禁止别国把天然橡胶卖给中国，妄图以断绝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使我国在战争中失利。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中央政务院于1951年8月31日在第100次政务院会议上，作出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集中力量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以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1952年人民解放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改编为林业工程一师、二师和独立团参加橡胶树种植事业。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元帅兼任局长，统管华南五省植胶事业，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归侨担任某些植胶技术工作。同时，高教部要求全国高等院校农林系师生参加橡胶树宜林地的勘测和规划建立国营农场的工作。当时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一批年近古稀的老专家老教授和年轻同志，对国家的这一号召是抱着满腔热情的。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当时，这批知识分子每天要带上行李干粮步行几十里，进行勘察测量工作。他们头顶青天，脚踏草地，晚上没有宿处，就钻进简易茅棚席地而卧。为了配合橡胶生产，华南垦殖局下设华南特种林研究所进行橡胶树的科学研究工作。1953年高教部发出号召，要求高等农林院校派出讲师以上人员支援华南筹建特林所。当时我是南京农学院农学系讲师，对于党的这一号召在思想上展开了斗争，是留在南京过舒适的日子，还是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的单位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许多困难的经历又浮现在眼前。我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只身离开家乡浙江平湖，到内地求学的。不久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我靠救济读完高中。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土很快大片沦陷。1941年5月日本飞机20多架疯狂轰炸丽水，仅在半个小时内就把这个县城夷为平地。飞机每天在学校上空盘旋和用机枪扫射。在这危急关头，学校提前发了高中毕业证书。我跟着逃难的人群仓惶出走，丢弃了棉衣棉被，带上简单衣物，每天步行80里。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山泉水，没有被子夜晚钻进稻草堆中度过长夜。后来到江西考上大学，依靠贷学金生活。贷学金只给白饭吃，我有两年多时间就是靠青辣椒加盐当菜，靠垦荒种菜来维持生活的。无钱买衣服，我只穿仅有的一件毛衣和一条短裤，赤脚穿木屐，度过-3℃的寒冬。在大学的四年中还逃难过两次。在当时毕业就是失业的情况下，我有一个星期找不到饭吃，是老乡救济了我才活下来。后来靠老同学父亲的帮助，才找到一个中学教员的职位，勉强过着温饱的生活。1948年我在上海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下又转到南京农学院执教。想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当党发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为国分忧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责无旁贷的，我就说服在旧社会曾经和我共患难的爱人，带领全家离开金陵古城来到广州。

　　特种林研究所设在广州沙面原英国领事馆内，研究对象是巴西橡胶树。在这之前我是从未听说过巴西橡胶树的，大学教科书中没有，林学院树木志中有这个名称，但无详细资料。1952年广州试种过橡胶树，但冬季低温下枯干，第二年再发，根本不可能搞科研。后来听说海南岛解放后有人调查过，解放前我国华侨种植的橡胶园面积共4．2万亩，有110万株橡胶树，己割胶的有64万株(包括云南，年产干胶200吨)。我们研究橡胶树首先要认识橡胶树，只有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所里决定从调查橡胶园着手，进行科研工作。1953年7月全所人员包括老教授分几路出发到老胶园调查研究。当时特林所(后改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有一条规定，凡是出差工作的人都要带上行李，并给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块油布和一把大雨伞，准备在荒郊野地无人烟的情况下露宿。当时海南岛是十分荒凉的。我参加到海南那大一路的队伍。为了准备野宿，带上了帆布帐篷，帆布床和小凳，还带上餐具。那时的交通情况是很差的，广州到雷州半岛的公路是泥路，汽车开过红土飞扬。我们坐在敞蓬车内，走了三天，到海安时个个都成了“红毛鬼”。从海安到海南岛要过海峡，一天只有一班轮渡，为了赶时间我们就坐很小的机帆船，大家挤在船舱内。未出港时第一次看到海洋感到新鲜，有说有笑，但一出港口风浪就大起来了，海浪不断拍打船的顶棚，很多人受不了颠簸晕船呕吐了。这样经过3个小时才过海，转入新港后水很浅，机器不能发动，船工用竹篙撑着前进，又折腾2个小时才到海口泊岸。大家在饭店过了一夜，第二天要搭公共汽车去儋县县城那大。那时没有沥青路，是曲曲弯弯的泥路，坐的是木炭车，里面放几排长凳，没有靠背。木炭车是烧木炭的，这是很原始的汽车，用手摇鼓风机鼓风，然后泼上水产生蒸汽才能发动机器前进，每小时速度不到30公里，从海口到那大要走两天，第一天在中途福山过夜。木炭车的力量很小，上坡很困难，经常要停下，司机助手下来用大的三角木垫轮，防止滑坡，再摇鼓风机几次，汽足了再爬坡，高一点的坡要停几次才能上到顶。第二天到那大。1953年的那大根本没有现在的楼房，除了一座外国人留下的天主教堂洋楼外，全是低矮茅草房。没有旅店，饭店也很少，吃饭时吃不到蔬菜，光光是一块二两重的大肥肉就算是菜了。我们这个队伍到那大后，要去接管当时由海南垦殖分局筹建的联昌橡胶研究站。分局派车把我们和行李物品送到联昌站对面的牙拉河边，当时河水不大，车就从河底的石块上开过，再冲上一个陡坡就到了联昌站。站部四周为粗大的刺竹林包围，老胶园中的草比人还高。站里最好的房子就是过去资本家留下的一座三层楼砖瓦结构的炮楼，每层只有5平方米，可以住人和办公，其余都是低矮的茅草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十人的队伍就无房可住，只好在老胶园里搭起帐篷，支起帆布床和小帆布凳，作为我们的工作和住宿的场所，开始对橡胶树进行选育种、生理割胶、土壤和气象等方面的研究。联昌站环境特别阴湿，白天进入老胶园就像到了傍晚，光线很暗，如果没有老胶工带路就会迷失方向，情况是很危险的。在胶园中经常看到一、二百斤重的大蟒蛇盘成一堆，一口能吞下一条小黄猄，还有喜追赶行人的几十斤重的蝻蛇。有一种毒蛇叫青竹蛇，背面绿色，腹部白色,尾巴红色，缠在草上很难分辨清楚，一不小心给咬到，又肿又痛又红，人发烧，不及时治疗亦有生命危险。到了晚上胶园中野猪横冲直撞，给撞到了就有生命危险，还有黄猄的嚎叫声，景况是十分可怕的。白天雷雨一来，屋里就会看到半尺多长的黑色大蜈蚣。农民曾经从牙拉河里捕捉到30多斤重的大鳖来出售，有时农民牵着五尺多长的巨蜥(四足蛇)叫卖。附近马佬山上还有成群猴子在树林里蹦跳。这就是未完全开发的热带景观。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我向蛇医和草药医生学习，学到了用草药治毒蛇和蜈蚣咬伤的办法，一个晚上就能痊愈。但是，在联昌站还有比毒蛇、蜈蚣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恶性疟疾。一个青壮年得病后发两次高烧就会丧命，我们在接管的两个月中就看到一位老工人死亡，另一位青年胶工得了病，发第一次高烧后，他知道死神已在招手，就游泳过牙拉河，步行十几公里到那大人民医院医治得救，结果拣回了一条命。

　　我们这个队伍的生活供应完全依靠那大。在台风季节牙拉河水上涨，联昌站对外交通断绝时，就吃不到大米，只能用南瓜、番薯、木薯充饥，采摘野苋菜、革命菜当蔬菜。记得有一次水涨几天不退，存粮吃完了，为了运粮，我们队伍中的年青人(包括当时我这32岁的青年)就到牙拉河边，在两岸两株大树上绑起一条钢丝绳，每人腰上绑上铁桶，手攀钢丝绳，下半身浸在河水里，一步步攀到对岸，然后步行10多公里到那大，领到粮食雇车运到牙拉河边，懂得游泳的人就一手扶着装有半桶大米的铁桶，一手划水把粮食送过河，这样来回很多次才运完粮食，解决了全队人的吃饭问题。在台风季节为了节约粮食，改一日三餐为两餐加番薯。大家生活很艰苦，但想到要把祖国橡胶事业搞上去，粉碎帝国主义封锁，为祖国作贡献时，大家不再考虑个人安危，团结一致，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

　　橡胶树的常规选育种工作只能在海南岛进行。我自1953年开始，每年都在联昌站工作有8个月的时间，只有4个月在广州。1954年起，每年在联昌站高大的老胶树上进行人工授粉。这种高空作业很艰苦。树高都在29米以上，搭个授粉架有三层楼那么高。到了授粉季节，每天上午7-9点钟上树采雄花，放进有湿棉花垫底的小竹筒中，盖上盖子。到10点钟就带上水壶、干粮，把小竹筒套在脖子上，带把小镊子爬上竹架上寻找含苞待放的雌花进行授粉。雌花不是同时成熟的，因此，要在竹架上走来走去寻找合适的雌花，两足跨在竹架上，双手进行授粉工作。一般都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工作到下午2时结束，连续工作三四个小时。中午饭无法下来吃，在树上啃几条木薯，喝口冷开水就算是吃午饭。五月雷雨季节，有时一声雷响，人还没有下到地面，倾盆大雨就下来了，经常全身湿透像个落汤鸡。

　　1953年联昌站里只有一个大草房，既是实验室又是集体宿舍。在泥地上打两个木桩，钉上两条横木，把大刺竹剖开打平，制成一块竹席，两头架在横木上固定住，就成了工作台。床铺亦是这样结构，只是地上打下六条桩，架三条横木，然后铺上“竹席”。凳子亦是如此，是固定在地上不能移动的。当时我们这个基层研究单位生活设施就这么简单，生活条件就是这样艰苦。

　　1954年中央卫生部派专家队伍到联昌站，协助防治疟疾。经过一年努力，在联昌周围四公里范围内，消灭了疟疾。当年在研究所的帮助下运来杉木，盖起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和少数宿舍。1955年找到日本人留下的旧铁轨，在牙拉河支流上架好两座桥，开通了去那大的公路，联昌站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略有改善。

　　1957年研究所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带头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工作，加强基层试验站的研究力量。我当时已是副研究员，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我从1953年起年年来联昌站工作，吃苦惯了，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要把全家从繁华的广州市搬到穷山沟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而且还关系到儿女的前途、上学、教育等事关下一代问题。但是当我想到我是在1948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在上海入党的，而且看到过解放大上海战役中，解放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用大炮重机枪轰扫，怕打破大煤气罐引起全市大火，而是甘愿牺牲站到苏州河南岸向河北国民党官兵喊话劝降，而一个、两个地被对方打死，想到他们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精神，我感到惭愧，我的牺牲实在大小了。于是我就劝说爱人，我说我的工作在海南岛，每年出差8个月，在家最多有4个月团聚时间，倒不如搬去联昌站，团聚的日子反而可以长些，而且和我同去的两个课题组的同志都是熟人，他们还可照顾我们家庭的。她想通了，就和我一起全家搬到了联昌试验站，我被任命为第四届联昌试验站站长。我一到任就测绘了联昌站三千亩地界图，接收西庆农场两个生产队成立三队，归站领导，并开通了公路，当年站里建了一批宿舍和一座平房的外国专家招待所。

　　1958年4月何康所长带领全所老小，下迁到海南岛。一个小小的试验站一下子增加了160多人，就显得很难容纳，但联昌站是唯一基地，大家只能克服困难挤着住下。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拉一块帘布就得住上两家，有些人没有地方住，就住进茅草盖的小厨房。当年老天好象特意要考验一下这批知识分子，不久便刮起一场10级以上的大台风，山洪暴发，大水冲进宿舍，家里木箱、凳子都漂浮起来。站里开辟的三口鱼塘受洪水冲击，堤坝全部崩塌，鱼儿在胶园中跳跃。台风过后，清理胶园和住宅，晒干衣物后不几天又接到上级来的任务，要求联昌站在500亩老胶园中采集20万斤橡胶种子，供农垦部门育苗。当时橡胶树的种子是十分珍贵的，人们曾把一粒种子比作一两黄金。党支部十分重视，动员各家大小，都到胶园采种。年青的爬树采果，年老的砍平高草，小孩就在地上拣新鲜种子，还有几天是点起汽灯夜战的。经过十天奋战，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缴种子的任务。

　　1958年夏华南农学院开办海南分院，该校只派来三名教师，其他教员全部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出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党委提出“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方针，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人员包研究、包教学、包生产、包推广，科研、教学、生产三结合。科研人员既搞科研又当老师，与刚来的学生一起割茅草，编茅片、搭屋架、糊泥墙，几个月内就盖起一所茅草房大学(后来名为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学生一面上课，一面参与科研。工人教学生芽接、授粉、割胶技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1959年是连续三年经济生活困难的第一年，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定量为19斤，而且一半以木薯干折合大米，有时还得吃发霉的木薯干。竹子开花了，有人就打竹米充饥，有人爬树采摘眼镜豆浸水去毒后食用，有人拾非洲大蜗牛用草木灰去掉粘液后煮食。没有蔬菜，所里规定每人每天摘三斤野菜送食堂，放到一口大锅内放水煮熟加把盐当蔬菜。那时根本没有油吃。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何康所长提出要活跃文娱生活，星期六晚上宝岛新村经常举行交谊舞会和音乐会。

　　1960年2月9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所视察，吃了所里用木薯粉精加工制成的糕点，参观了红专展览室，还和全体干部、中小学及幼儿园师生在研究大楼前广场合影留念，为研究所、学院亲笔写下了“儋州立业  宝岛生根”八个大字的题词，它鼓励着师生员工艰苦奋斗，坚持搞好橡胶和热作的科研教学工作。就在这一年，研究所在科研人员共同努力下，编印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橡胶栽培学》，填补了国内空白。

二、关于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的回忆

　　我们国家天然橡胶事业的创建是十分艰难的。按西方学者的看法橡胶树只能生长在南纬10度到北纬15度的地区，超过这个范围就是植胶禁区。我国老一辈爱国华侨几次从东南亚国家带回橡胶种子和胶苗在云南和海南省种植，亦遭到多次失败，最后才创建了胶园。这些开拓者中，云南干崖（今盈江）土司刀安仁1904年从新加坡引种橡胶苗到云南盈江种植成功；华侨何麟书1906年在海南岛乐会县建成琼安胶园；华侨区慕颐、何子春1907年从马来西亚引种胶苗建立侨兴胶园。通过这些老胶园把橡胶种子传播出去，到解放前海南岛建立了2343个小胶园。1952年起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挥和陈云副总理的运筹规划下，在华南大力发展橡胶，打破了禁区，并取得了我国在北纬18-24度大面积植胶的成功。橡胶事业当时事关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巩固国防的大局。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植胶事业。我是我国第一代橡胶树科研工作者之一。

　　橡胶事业的发展，因为缺乏经验，曾经三起三落，付出巨大代价后才使得橡胶树在华南地区稳步发展。我作为科研工作者，对这种陌生的作物的研究是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前进的。1953年我们是在苏联专家指挥下工作。他们自己也没搞过这方面的研究，因此他们的指挥也一度造成极大的失误，使我们走了弯路，误了时间。较早以前我国已有少数爱国华侨冒着生命危险从国外引进一些优良品种，但是当时那些洋专家强调不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品种，要自力更生，自己培育品种。他要我们到2343个小胶园中的383个小胶园去选高产树，用树冠枝芽进行芽接繁殖无性系。1954年，我们组织了一支选育种队伍，分片进人小胶园挑选优良母树。当时交通工具很差，汽车只能通过大的市镇，到小胶园还得背上几十斤重的行李，每天步行二三十里路。路上没有招待所，没有饭店，人烟稀少，我们只能吃带来的番薯、木薯，喝凉开水，吃咸鱼片，这就是用餐。晚上找个破庙、祠堂，将地面扫一下，在地上铺上大油布，打开行李，挂起蚊帐，席地而卧。进小胶园首先得带上砍刀把比人还高的杂草砍掉，才能看到小路，人进入胶园衣服全部被露水打湿，谁也顾不得这些，靠太阳和人的体温把衣服烤干。我们找到割胶工，在他们的协助下，找出高产树，进行登记和描述。从1954年至1957年共选出了2000多株优良母树，繁殖了无性系，按洋专家的指示，在五个国营农场建立了5.8万亩试验区。在工作过程中，根据培养芽条的工人报告，高产树锯顶时流胶很少，管苗圃的工人说高产树无性系芽接苗用小刀刺，流胶不长，这就引起我们思考，对专家说的产量提高一倍产生了怀疑。1957苏联专家回国了，我们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开这个谜。我们用联昌站的30多株高产树，从树干低部向上每隔2米开一条线割胶，发现越到上面胶水越少。根据这个现象，我们参照多年生植物的阶段发育理论，认为树干割胶低部位是发育阶段的幼态部分，而树冠高部位则属老态阶段，两者是不同发育阶段；幼态的高产是不能由老态无性系表达的。经过验证，证实无性系的产量和树冠割胶部位的产量呈极显著的相关关系。果然，后来在农场的5﹒8万亩试验区割胶，平均产量不是增产一倍而只是普通实生树的97％，2000个无性系产量相当于国外高产无性系水平的只有两个，高产品种的选出率只有O﹒1％。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另选250株高产树，注重树冠部位产量鉴定，将有一定产量的树选出来繁殖无性系，结果平均产量比普通实生树高28．6％，达到国外高产品种水平的有28个，高产品种选出率提高到11．2％。根据试验结果，我们提出“报、看、打、割、评”选择优良母树的五字选种法。事实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后来我们查阅国外文献，发现专家要我们进行的优良母树选种法，早在20年代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完全失败。东南亚国家是科研部门从试区中选出O．1％的高产无性系，进行杂交和无性系繁殖，经过几个世代的努力，干胶产量才由普通实生树单株年产1公斤，提高到高产品种的3-4公斤，最高产的达到6-8公斤的水平的。那时洋专家的一句话，我们吃了3年苦，而且浪费了8年时间，一事无成。事实告诉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不能盲目崇拜权威，要有独立思考能力，在前人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搞创新研究，才会有成就。

　　吃一堑，长一智。当时的农垦部吸取历史教训，扭转育种方向，提出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经国内适应性试验，反应好的就地推广种植，并指出要在国内外优良无性系的基础上交替进行有性杂交和无性繁殖，培育我国高产品种。1962年全国橡胶育种工作会议作出的这一决定，已产生了良好结果。全国使用优良国外无性系和国内抗风、抗寒性强的无性系后，产量从普通实生树株年产1公斤提高到3﹒2公斤。北部有寒害地区国外品种GT1，IAN873成了当家品种，南部风害地区国外抗风高产品种PRl07当了家，轻灾地区国外高产品种RRIM600当了家。而以国外高产品种为亲本的杂交后代无性系，已有4个产量超过国外名牌高产无性系RRIM600 20％以上。现在我们已基本引进了各国的高产品种，拥有很多和国外相似的杂交亲本组合。我国橡胶选育种工作起步比国外迟了30年，但经科研工作者的努力，现在的差距缩短到10年以内，而且橡胶花药体细胞植株诱导，培育三倍体方法，苗期产量预测，幼态无性系培育等课题研究，已走在世界的前列。

　　1960年农垦部派我去锡兰（今斯里兰卡），长驻大使馆任商务秘书兼管国外优良品种引种。两年时间里，我通过种种方式引进了国外优良无性系120个，分到我国各试验点。当时国内指定由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统一领导布置华南四省21个国外无性系适应性试验点，规定引回优良品种芽条，增殖一年就要分送各点种植。由于老的繁殖方法速度慢，跟不上形势需要，1962年我回国后就找国外文献，发现马来西亚有一种用绿色芽片快速繁殖的方法，我立即翻译后印出小册子送到各育种单位，同时和工人一起亲自进行芽接实践。文献中说一个小侧枝上只能用3个鳞片芽，所有叶芽因剥不出芽片，不能用。在实践中情况确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工人还是聪明的，有人把芽条倒过来剥芽，就可把叶芽剥出来使用，一条侧枝从原来用3个芽增加到15个芽，加上我们发明的其它措施，使一根芽条经过一年繁殖可以增加200倍，而常规老法芽接一年能只增加20倍。我们用外国的科技成果，加上我们在实践中的创造，远远超过了外国。从这里看到我们不能把引进的国外技术照搬照用，而是应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样才能使我国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1960年我按照多年生木本植物阶段发育理沦，认为把高产树基部锯断，取萌枝芽片繁殖成的无性系可与母树同等高产。经研究所批准，我在联昌站锯掉10株高产树，等了半年多不见动静，个别树抽芽后，不久便死亡，我的试验受到极大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牌，几经批斗。我痛定思痛，反复考虑，是原理错，还是我的工作未做好？经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验，发现这些40多年生老树的原生皮早已在割胶时割去，芽是长在原生皮上的，皮已割去当然无芽可发。至于萌出芽又死亡的问题，经解剖表明，这种休眠几十年的芽已为形成层组织向外推移，和形成层联系很少，当然得不到养分和水分供应，逐渐死亡。通过实践使我懂得把大树基部的休眠芽取出后必须芽接到大砧木上，依靠砧木的养分和水分供应才能成活长大。查阅国外文献，记载着只有从三年生幼态芽接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的事例，这种芽可遗传母树的产量和其他性状。但年龄再大的树，因为树皮太厚就不可能取芽芽接了。1974年我和工人们一起商讨如何才能从六年生树基部取出休眠芽。经反复研究，设计出一种打芽器，成功地从8株六年生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同时从同一株树4米高的树干上取芽芽接，开始形成8株树的低高部位芽芽接树，我们分别称之为幼、老态芽接树。由于当时学术思想上斗争激烈，也可能由于慎重，当时上级领导不同意这个课题研究。没有经费试验树就没有人管理，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正式列为研究课题。但是由于4年荒芜，只留下了3对树有完整的产量记录。割胶8年的事实证明，幼态芽接树比老态芽接树产量高52％，生长快24﹒8％。这一结果和国外橡胶育种过程中出现的同一品种在初级系比(幼态阶段)的产量比高级系比(老态阶段)的平均产量高50％以上的结论完全吻合。说明所有推广品种都已是老态无性系，实际上已经丢弃了50％以上的产量。有的品种幼态阶段的产量比老态阶段高二三倍，甚至几十倍，推广幼态无性系将使世界橡胶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现在我们己基本摸清如何保持和繁殖幼态无性系的方法，可以长期繁殖，保持幼态无性系与原母树相似的产量。1984年我们将从六年生树基部取芽芽接成功的消息在法国蒙比利埃IRRDB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宣布，引起国际上注意,纷纷要求传授取芽的方法。1986年我们进一步努力，从有已知4-5年产量特高产的12年生幼态无性系和其14年生亲本实生树基部取芽成功，而且已大量繁殖作生产性试验，种下了500多亩。1990年我代表课题组，在云南昆明IRRDB召开的国际橡胶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此研究结果，并被收入论文集。这个课题经部级专家们鉴定，认为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成果。

(刘松泉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橡胶研究所所长)

(节选自《振兴中华——科技工作者的重任》——见热农院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青春的华章——热农院校老同志回忆录》，文章标题是编者新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