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3年8月从广东海口农校毕业,统一分配到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橡胶系育种组工作。报到后先由研究所集中参加劳动锻炼——当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除当中小学教师的外全部参加,有40多人。我们先后在所部及实验场联昌队、3队、5队参加植树、橡胶园林段管理等劳动,时间共3个月。12月份才到育种组报到。
当时育种组有10多名科研人员,还有几名技工。组长由橡胶系副主任刘松泉同志兼任,副组长为郑学勤同志。研究内容有橡胶树产胶力遗传规律、人工杂交育种、无性系适应性以及绿色芽片芽接、品系鉴定、苗期产量预测技术等。我被安排到“橡胶树优良母树产胶力遗传规律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由系副主任、组长刘松泉主持(原主持人为刘乃见教授),具休负责课题计划实施的是吴云通同志。
橡胶树选育种科学研究作业安排,与胶树生长季节有很大关系。一般地说,夏秋季,包括晚春和早冬,是橡胶树生长、产胶季节,也是科研人员忙于田间实验的季节,芽接、割胶、人工授粉、形态观察等大田实验都在这期间进行;冬季胶树停止生长转入休眠期后至春季抽芽生长前这段时间,科研人员的主要工作转入室内,大量的资料统计分析、研究报告和论文写作、新一年科学实验计划的制订,以及研究成果交流等,都在这时进行。我到育种组报到时正值冬季,全组科研人员都在进行课题研究总结。我一到课题组,就在吴云通同志指导下进行实验资料统计计算,主要是分析实生母树及其无性后代间的产量关系,具体计算项目包括产量、相对产量、累积系数等,然后进行相关分析。资料统计计算工作量很大,除本课组人员外,其他课题组人员也来支援。资料统计计算的工具有纸笔、算盘、手摇计算机。当时所说的手摇计算机实际上是手摇计算器,但与现在的计算器相比,不仅体积大,而且效率低,有时还会出错,更无法与现代计算机及应用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相比。笔算是当时资料统计分析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
资料统计分析结束后由吴运通同志执笔起草研究报告。记得当时的研究结论是:橡胶树无性系干胶产量与其实生母树高部位(分枝割胶部位)产量呈显著正相关,与低部位(常规割胶部位)产量相关不显著。因此,橡胶优良实生母树选择的途径,应是在常规割胶产量较高的胶树中,通过分枝割胶,选择其高部位产量亦高的树作为母树,然后取芽繁殖后代无性系。这样高产无性系的选出率较高。
课题总结完成后,育种组和橡胶系都组织了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交流,紧接着就是新一年科学实验计划的制订和修订。这样繁忙充实的几个月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通过几个月的工作,我初步领略了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这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我为自己能加入橡胶树选育种研究队伍而庆幸。
3月下旬以后,随着橡胶树抽芽、叶蓬稳定,芽接、割胶、人工授粉等工作陆续开展,大家又纷纷离开办公室,分赴各实验点,开展田间实验研究工作。其中比我们早到组里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多有英语学习任务,必须根据英语课上课时间安排好英语学习和下实验点的时间,或是早出晚归,或是在第二天早上有课的当晚连夜从实验点赶回,上完课后又到实验点上去。我由于没有英语学习任务,有一段住联昌队的时间较长。其主要工作是与驻队技工一起,完成分枝割胶实验任务;总结老归侨叶观裕同志看树割胶经验,并由叶观裕同志依据自己的看树割胶经验,在联昌老胶园中通过察看和分枝割胶,选出高部位高产的实生母树,取芽条繁殖无性后代,以便进一步进行产量鉴定,选出高产无性系。记得当年年底,我还就叶观裕看树割胶经验总结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得到课题主持人刘松泉同志的肯定。
根据课题组的安排,我在联昌时,除完成上述实验任务外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学会割胶。当时育种组有一条业务素质要求,橡胶选育种科研人员必须“四会”——会芽接、会割胶、会授粉、会品系鉴定;此外还要会爬树,因为不会爬树,就无法完成高大乔木橡胶树的人工授粉、分枝割胶、高部位形态观察与取样等实验任务。以上基本功人人都要学会。育种组许多规模较大的实验任务,都是相互支援或是全组出动的,时间性很强的人工授粉、大规模芽接等尤其如此,“四会”加爬树在此时显得十分重要。
说到大量芽接,有一件事使我长久不能忘怀,即1964年夏联昌大河苗圃的芽接工作。大河苗圃位于联昌队牙拉河西侧的斜坡上,原有80多亩实生苗木,因为苗龄过大,不适宜用作种植材料。当时橡胶垦区正在推广种植国外优良无性系,而已引进的大量国外无性系急需繁殖芽条分发各地进行适应性试验。于是育种组决定将大河苗圃建成第二个芽条繁殖基地(第一个基地为院部附近的9队),将老苗木锯干,让其长出新的芽条,然后通过绿色芽片芽接法,接上拟进行适应性试验的国外无性系,以便快速繁殖芽条分发垦区各实验点。芽接时正值高温季节,由于太阳曝晒,天气十分闷热。育种组从组长到一般科研人员及技工一齐出动,天天早出晚归,午餐吃在地头,身上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一天多少回谁也说不清。芽接工作延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似有半个月到1个月。记得有一天下午,院长何康到大河苗圃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道进行芽接。虽然天气很热,但大家有说有笑,都很开心。当时我曾说到芽接看起来简单,但干起来必须聚精会神,十指并用,并且满头大汗,一点都马虎不得。何康院长一边进行芽接操作,一边表示赞同。我们感到院长与我们感受相同,完全没有距离。
联昌队距离院本部较远,约有10公里,是育种组重要实验基地。组里的科研人员经常到联昌,有时住几天,有时住半个月或更长时间,实验任务告一段落或育种组或橡胶系有事召回时又返回院部。当时交通工具很少,育种组仅有几部单车,主要用于运送芽条、花粉等,所以科研人员来往院部与联昌主要靠步行,从系副主任兼组长刘松泉到一般科研人员都是如此。从联昌返回院部时,我们多是白天工作,吃过晚饭后才趁黑赶路,与组长刘松泉一道返回时时间还会更晚些。这是因为刘松泉副主任略通中医,每次到队里工作时都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义务看病,并且服务热情,来者不拒,所以返院时常常要待他为工人看完病后才赶路。说到赶路,刘松泉副主任是我们当中走得最快的一个,所以每次返院时都是他在前面走,我们年青人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很快就到了院本部,好像10公里的路程也缩短了许多。
1965年我先后被安排到国营西庆农场和西流农场参加橡胶样板田建设,以后又到澄迈县和琼山县参加四清运动,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参加橡胶选育种研究的时间很短,也说不上有什么成果。但从心里说,我热爱科学研究工作,热爱天然橡胶选育种研究,热爱育种组这个勇于探索的团队、团结拼搏的集体。假如有机会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橡胶选育种研究,选择我们的橡胶系育种组。
(王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原图书与科技信息中心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