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就遭受美国的封锁禁运。为解决国家不可缺少的橡胶资源问题,中央要求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惜代价,自力更生,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技术大力发展橡胶。
当时我们唯一的橡胶资源,就是解放前老华侨从国外引入种子种植的为数不多的老胶树。老胶树主要集中在海南岛的儋县、琼海。此外,粤西的徐闻和云南的橄榄坝也有零星种植。在封锁禁运,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发展橡胶,这批老胶树无疑就成了我们当时最大的财富,它们全派上了用场。栽培的先行工作——采种、育苗首先就离不开它们,从“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的口号,我们就可知道当时老胶树是何等的重要了!
在封锁禁运而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开展我国的橡胶选育种工作,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老胶树。只能在这些老胶树中,选择高产母株作亲本,通过杂交、嫁接等手段进行橡胶的选育种工作。为了选好母树,1953年前后,垦区曾组织庞大的技术队伍,深入到各个老胶园调查,跟着割胶工人跑“树位”,随胶工收胶,发现高产树即时在树身上绑草,并作好记录。然后再同胶工一道前去,用石灰水刷上记号,继续观测一段时期的产胶量,当确定选取无误后,才用红油漆编号,正式建立优良母树技术档案,并作进一步的鉴定。
海南垦殖分局对橡胶选育种非常重视,由徐广泽工程师直接抓。1954年初开始成立橡胶优良母树精密鉴定机构,儋县因为优良母树多且集中,母树鉴定就成了那大垦殖所的重要任务,所里指派两名老技术员当领导,抽调六七个技术人员具体负责各鉴定区的工作。我当时就是被抽调来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之一。我和梅庆超两人算是技术骨干,各负责一个大区,他负责联昌胶园、侨植胶园这个大区,我则负责天任胶园、白南胶园这个大区。另外的三个技术员,分别负责西庆、兰洋、那大一带分散的老胶园的母树鉴定。为了开展工作,我们从农场招了些有点文化的工人,培训成母树鉴定的技工(现两院试验农场的郑玉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技工)。当时母树鉴定的任务,一是把已经建立档案的母树管起来;二是对母树作进一步的观测,包括产胶量、干胶含量,母树的生长、物候等项目的观测;三是配合育种站,做芽条培育、人工授粉和母树采种等有关工作。
为适应橡胶选育种工作的需要,海南垦区先后建立了那大、文昌、南俸、保亭、大丰等几个育种站;粤西建立了徐闻、化州育种站。当时技术方面的骨干力量,几乎都集中在育种站。建立育种站既是为了选育适合垦区种植的高产、抗风、抗寒的品种,同时也想通过摸索,找出橡胶选育种的快、好、省的途径。
随着母树鉴定工作的深化,提出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可否用橡胶树皮解剖这一手段来进行母树鉴定?为了探讨这一课题,农垦与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合作,于1954年底在研究所成立工作室,农垦派人参加,对所有选出的优良母树进行树皮解剖研究。上级要那大所派一人参加这项工作,人事股考虑我是广州人,就选定派我去。但徐广泽工程师知道后,为保持母树鉴定工作的稳定性,不同意变动我的工作,想另换一个人去。还为此找我谈过话。后来是人事股以鉴定已做不便更改为理由,坚持原来的决定,结果我才调成了。
橡胶事业当时是保密的,所以研究所名称是华南热带林业研究所。政府把沙面原英国领事馆的院子给了研究所。众所周知,沙面是当时广州最好的地方,而前英领事馆的房子又是沙面中最气派的,可见政府对研究所之重视。我到研究所后,朋友得知我不仅工作在沙面,同时也住在沙面,都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
研究所业务机构当时分培育部和化工部。培育部下设生态造林、土壤农化、生理解剖、植物保护、遗传育种五个研究室,对外简称一、二、三、四、五室。我参加的母树树皮解剖项目由三室负责,三室主任齐雅堂教授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树皮解剖工作室承担此项工作任务。我到研究所后才知道,原先海南农垦是打算派人来研究所学习,然后回海口成立实验室自己进行的,后来才改变为同研究所合作,在研究所进行这一项目。与我从事同一工作的,有近10人之多,他们全是农垦抽调来的。其中有我的同学,也有3位年龄稍大的,过去读过农校,响应归队号召的“归队干部”。但原先从事过母树鉴定的,就只有我一人。
橡胶优良母树树皮解剖项目,内容并不复杂。我们到研究所后,先让我们熟悉植物解剖工作,然后再学习橡胶树皮解剖的方法。其中主要是统一显微观测的标准,经过反复交叉观测比较,使大家掌握的标准一致。解剖方法掌握后,大家就分头下到优良母树所在的老胶园去,采集母树的树皮样本。方法是在统一的方向、高度,用取皮器凿取树皮样本,并放入有保存液的玻璃瓶内保存。样本带回所后,大量的工作就是切片和显微观测了。这个项目从1954年底到1956年中期,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所有母树的树皮解剖观测研究工作。观测结果全部都交给海南垦殖分局,作为母树鉴定的材料。生理解剖室在进行母树树皮解剖的同时,也进行橡胶树树皮结构与产胶量关系的探讨,我当时是此项研究的参加者之一。这项研究还写成研究报告,在1956年于广州召开的华南亚热带资源开发讨论会上印发。研究说明胶树产胶量的高低,与树皮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即产胶量高的胶树,树皮结构相对好一些——乳管列数、个数相对多一些,机械组织相对少一些。但两者之间并不是非常明显的正比关系。所以,树皮解剖,显然无法单独作为鉴定母树的手段而采用。
树皮解剖项目结束后,原来从农垦抽调来的人,基本上都返回农垦,其中周德藻、陈世勤和我三人被留了下来,正式转为研究所的编制。后来,我当了朱贤锦先生的助手(朱是抗战前中法大学的学生,齐雅堂教授是他的老师,后来也是齐先生邀他到研究所来的),协助他进行割胶制度比较试验和割面涂生长素2,4-D,2,4,5-T加硼酸刺激增产的研究。此后,我就再没机会接触橡胶选育种工作了。
(关其能 广东省粤丰贸易公司原副总经理,高级农业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