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激情的青春年华

　　　1952年早春，我还是正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的前身）念书的学生，经历了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抗美援朝运动。首先，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和言论，树立仇美、鄙美、蔑美的立场和观点；接着，捐献飞机大炮和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回忆当时，最令人兴奋的消息，莫过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硬是把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并迫使其在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可以说，这是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国际上公认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让我们把时光倒转，追溯到57年前：新中国建立才1年，国民党留下来的破烂摊子还没来得及收拾干净，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就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国门；而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主要还是靠“小米加步枪”，就算有一点新式的装备，也不过是从国民党败军中缴获的坦克、大炮，而面对的却是用新式武器武装到了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侵略军；但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指挥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不仅敢于正面迎战，而且还打胜了。这在当时我的尚属青年人的心灵中，重重地烙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才能扬眉吐气啊！

二、祖国在召唤

　　经过运动的洗礼之后，我们似乎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似乎新中国的建设非有我们这一代青年不可，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实在够狂妄的了。我们一心亟盼着祖国的召唤，打起背包走天下。那时，开大会也多，几乎每次开大会都要唱当时的《苏联共青团员之歌》，现在依稀还记得其中这样一个片段的歌词：“……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旗帜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1952年2月20日（星期三）的下午，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303课室，召开了不公开的参加华南垦殖调查动员大会。到会的有生物系、土壤系、森林系、林业专科的大部分同学和老师。会上，学生会的鲍世问传达了中央教育部要求农业院校师生参加华南垦殖调查的通知。听了动员，热情高涨的我们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当然，我也是唯恐落后的人。实际上，这个“垦殖调查”究竟是什么任务呢，谁也没有搞清楚——会上动员没有解释说明。为什么呢？可能是保密的原因，或是根本不了解。反正我们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是不会错的。

　　说到要到祖国南方去调查，我就自然地回忆起在中学上地理课时，老师专门讲了我国南方边缘地区有一种瘴疠恶气蔓延，似乎像是瘟疫。——这是一个玄题，我对此既有点恐惧，也真有点好奇。我到了海南岛才解开了这个“谜”，明白了原来所谓“瘴疠之气”，也就不过是一种由疟蚊传播的恶性疟疾。

三、南下

　　1952年2月26日，我们一行60人，由土壤系主任黄瑞采教授（我院已故院长黄宗道的老师）带队，在南京下关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车厢内，我们一路高歌，一路欢笑。车经上海时，因须换另一辆列车，便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我家就在上海，于是顺便回家一趟向母亲告别。要知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家远行啊！

　　次日正午，我们乘坐的列车由上海站开出，我们在车上与参加这次调查的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师生会合；而经杭州时，浙江大学的师生也登上列车。这样，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汇合在一起的青年学子，热情奔放，欢欣雀跃，奏响了革命青年奔赴祖国南方进行垦殖调查的第一乐章。

　　车经江西宜春站时，巧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巡回报告团登车。站上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志愿军在全国人民中誉为“最可爱的人”，备受尊敬，有幸遇上，我们当然也报以热烈欢迎，并请他们在车上作了精彩的报告，特别鼓舞人心。车到萍乡时，志愿军代表团即拥入车站上迎接的人群中。巡回报告团给人们带来的是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

　　1952年2月29日，列车经过整整2天的运行，终于到达当时的广州东山站。由上海到广州仅1 800公里，却需要48小时，平均每小时车速还不到40公里。现在火车已提速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这在当年，似乎是梦想，而时隔50余年后，竟梦想成真。下车后，列队步行到位于东山区的广东革命干部学校。为了安全与保密，住宿地的大门，都由学生轮流值岗，不允许随便进出。但耐不住约束的我们，尽管有种种约束，还是偷偷地跨出校门，以极大的好奇，去看一看当时闻名遐迩的中山纪念堂——这是当时全国唯一没有立柱，且能容纳5 000人的大会堂（现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按无立柱模式建设，可容纳10 000人）。实际上，那时中山纪念堂并没有对游客开放，我们也只能在其外面观摩一番该建筑物的外表——总算是过上了一把癮了。回到住地后，当然免不了挨一顿批评。直到1955年，我在广州工作时，才能有机会首次踏进中山纪念堂，并聆听了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从而得到极大的享受和满足，才总算是圆了一个多年的梦。

　　在广州期间，主要是听植被调查、土壤调查、防护林带设计，以及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气候状况等方面的报告。报告人中，有当时中山大学的著名分类学家蒋英教授。

四、听叶帅的报告

　　1952年3月4日下午，全体师生列队前往省委礼堂听报告。会场戒备森严，为了预防坏人混入，要求队列中的每一个人的前后都必须是自己认识的人。当初我们并不知道作报告的首长是何人——没有介绍，可能是保密；事后才知道，作报告的是中共华南局书记，兼华南垦殖局局长的叶剑英同志。对于叶剑英同志的丰功伟绩及元帅军衔，我都是在后来岁月的宣传报道中才逐渐了解的。那时只见他从后台走出来时，穿着非常朴素——一身褪色的军装，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台上也没有任何摆设。他大步走上前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的头呢？”于是，任总领队的黄采瑞教授上台就坐。在我的印象中，叶帅简要地讲了2点：一是讲发展橡胶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禁运，我们要把橡胶提到战略物资的地位。如果把钢铁比作人的骨架，石油是人的血，那橡胶则是人的手和脚；发展橡胶不仅是我国的建设任务，也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爱护橡胶种子，把橡胶种子比作黄金、眼睛，要倍加保护。二是要我们注意挂好蚊帐，不要给蚊子咬了染上疟疾；还要勤洗澡，并解释说，在南方，洗澡叫做冲凉。叶帅报告内容简洁，又十分亲切。我们回到住地，还组织了讨论。

五、到华南垦殖的指挥中心——湛江

　　1952年3月5日，大队部宣布向湛江出发。下午3时，我们打好背包，冒着蒙蒙细雨，徒步前往沙面珠江边，搭上小舢板，再登上泊在江心中的长江轮。上船后，遇到的船员都是宁波沿海的浙江人，语言与上海话相同。我见到了老乡分外亲切。和他们交谈中得知，我们所乘的这批船共8艘，原属国民党所管辖的招商局，并不是海运的尖底船，而是刚从加拿大定购来的轻型平底船，专门作为长江内河客运使用的船只。但他们这些船员到香港接船后，恰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全体人员举行起义，因而驾船返回内地大陆而不去台湾了。但起义的船只能返回到广州，而不能开往上海；因为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强盗就封锁了台湾海峡，而当时我们尚无海军与美帝抗衡。如今，这批停留在广州作为华南沿海的客运船——只宜在内河航行的平底船——却要超越其原功用载着我们到大海中去航行，所以一遇到风浪时就晃动得更厉害；这对易于晕船的我来说，就更受其苦了。

　　3月5日下午我们上船后，船何时起航，不得而知，可能是晚上我进入梦乡的时刻吧。因为当时在公海上，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会来骚扰，夜间航行是比较安全的。船又开得很慢，基本上是沿着广东海岸西行。我们经过2天余的海上航行，于3月8日上午9时，总算抵达湛江，登上岸来了。在船上晕得死去活来，胃似乎都要翻出来的年青人，上岸后很快又恢复了活力，有说有笑地漫步在林荫道上。湛江，是我国南方一座滨海小城市，曾经被法国侵占作为租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登岸的地方是湛江西营区（现名霞山区），主要街道沿海边而筑，路边一排法国式的别墅、围墙、花园、洋楼组合得十分协调，是当时法国殖民主义者大小官员的住所和办公地点。与西营区隔海湾相望的对岸则叫东营区，是当年法国殖民驻军的营房。显而易见，东营区和西营区，是该市的政治中心。在海边林荫道一侧，当时还保留了一尊强占这个城市有功的法国将军塑像，包括垫基在内高达三四米，人们要仰望才能看到他的脑袋。法国殖民者侵略的血泪烙印，还保留得十分清晰。好在这尊塑像不久就推倒了。

　　在湛江，我第一次见到把椰子树作为行道树，别具一格的热带景观，其间还点缀着叶片大大的榄仁树，煞是好看。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中，拟把湛江建为南方大港。孙先生的遗愿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得以实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湛江海港、与之相配套的黎湛铁路，以及湛江市的扩大建设陆续完成。

　　离西营10余公里的赤坎区，是当时湛江的商业中心，华南垦殖事业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里。但是，其市内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起伏不平，街边也没有种行道树，市区是如此的小，以致无法容纳这回突然来搞调查的500余名大学师生——我校的男生安排在福建街的合群客栈。那客栈是矮矮的平房，泥砖铺地、阴暗潮湿、霉味刺鼻；无奈僧多粥少，只得两个大男人共睡1个铺。我与同学张承运（现在福建漳州农垦局工作）两人合一床，虽不舒服，也就这么过了——这也算是一种锻炼吧！要是与现在我们出差时住过的四五星级宾馆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在此期间，首先，华南垦殖局的领导再一次向我们作了深入动员；然后，先遣队的师生向我们介绍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现状；接着，带队的老师们又带领我们到野外观察土壤剖面，进行样方植被调查，练习测量仪器使用。尽管这些内容都已经在学校里各有关课程中实习过，但大概是老师怕我们忘记，而不得不临阵再磨一番刀枪吧！

　　此外，一些小组活动，如讨论爱国公约、检讨生活、表态和表决心等，也是频繁进行的。时间很快就到了3月下旬，已是接近出发的时间了。临行前夕，各学校还举行了联欢晚会。没有多少文艺细胞的我，也上台表演——当了一个 “跑龙套”的角色。

六、坐烧木炭的“猪笼车”下海安

　　1952年3月28日，马上要踏上征途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此时此刻，大家心里也就不太平静了。那天清晨5时余，天还未破晓，大家都纷纷起床打背包，整理行装。8时列队登车。确切地说，我们坐的是货车，只不过是在其车厢左右两侧各放上一条长板凳。上车后，司机就把我们反锁在车厢内。车厢只有两个小窗口，如果中途出什么事故，除非你有孙悟空的本领，否则，就在劫难逃了。整个拱顶的车厢，状似猪笼，因而名谓“猪笼车”。而且，燃料用的是小方块的木炭，车上除一名司机外，必备一名助手。助手的任务除了保证供足蒸汽外，还往往要在上坡时下车来进行这样的操作：车因供汽不足爬不上去，助手要迅速将“三角挡”置于车后轮的下面，以防汽车倒退滑行，然后即摇动鼓风机把炉火烧得更旺，甚至还要往炉内喷水。这样，汽车才能缓缓地行驶上坡。这种情形用“老牛拉破车”来形容，也不过分。午间，我们在海康稍事休息后，继续南行。抵达海安港口时，已是晚上7时余了。仅100余公里路，竟花了12小时！这就是当时的车速纪录。

　　海安港，仅是一个小小的码头，不具备任何食宿条件。无奈只好“餐风宿露”——当晚大家没吃饭，就在公路旁一字形排开，以蓝天为被、大地为床，过一夜。幸好老天作美——夜空中星光灿烂，岸边海风轻轻吹拂，原野上蛐蛐儿啾啾唧唧鸣叫，我听着，听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特甜。

七、搭机帆船，横渡琼州海峡

　　1952年3月29日清晨，残星点点，天刚蒙蒙亮，耳边传来人们的轻声笑语——告诉我该起床了。于是，我赶紧起来，打好背包，整装待发。今天将要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了。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天气好，老远就可以看见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五层楼。这座解放前的建筑，其海口最高楼之称谓，竟然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而今天的海口，一座座二三十层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比比皆是——真可谓“今非昔比”了！ 

　　那时，来了很多机帆船，当然都是很小的，没有活动空间。我们上船后，只得躺下，准备接受海浪的考验。早晨起航，海面总算很平静，出行1小时余，远眺海口，便隐隐约约望见到了那“五层楼”。直至中午时分，小船才在海关附近的码头靠岸。上岸后，我带着好奇的眼光，一睹以“海之口”命名的这个小城市容貌：街道并不宽敞，两侧的商家都建有骑楼，颇与广州类似。虽然此时还不到4月份，却已有热浪扑面之感。我走在街道中，阳光直射，热得臭汗淋漓，于是赶紧躲进骑楼，不仅可防日晒，还可避雨。这骑楼不愧为热带多雨地区的建筑特色。我们的宿营地，是在当时的海口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为现在的省政府所在地）。晚饭后，我赶紧到一条大河里洗澡，那大河当时误传为南渡江。从现在海口市地图上看，应是“美舍河”。河水不深，又十分清澈，洗澡时凉风送爽，非常舒服，确是难得的享受。

八、听海南革命红旗不倒的旗手馮白駒将军的报告

　　1952年3月30日上午早餐后，各校均按方形列队，席地而坐。在过道上，站着几位持枪的战士，会场气氛还是挺紧张的。8时余，只见馮白駒将军健步进入会场，没有多余的客套，上台就切入正题——可惜，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海南口音，难以听懂，仅略知一二而已，但大家仍很耐心地听完了报告。馮将军时任海南行署主任，兼华南垦殖局副局长。

九、调查工作即将开始前的组织准备

　　即将投入实地工作，人员的组织安排先行。我编入在海南第八勘察队三组。组长虞岳世，副组长张若惠，组员除我外，尚有陈信簪、包惠康、吴继周等。此外，每组均配有海南农校学生一名，承担翻译和联络工作任务。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十分好奇地学习当地语言，诸如吃饭、睡觉、喝水等常用的生活用语，以及一、二、三、四、五、六、七……等数字。大家还饶有兴趣地学唱当地民歌，印象颇深的是唱“五指山高，五条河流，你知那条流入海……”。

十、奔赴第一线

　　从动员至今，已经过了40余天了，尚未进入实战现场，大家真有点不耐烦了。1952年3月31日，总算等到了出发的号令，我们即将奔赴琼山县岭脚圩。若顾名思义，那这个圩镇应是在大山之麓；然而，我们在那里见到的却是大片平缓的坡地，对我们测量工作来讲，有极好的视野。

　　测量工作的实施，首先用经纬仪测好2条互相垂直的基线。基线走向根据防风的风向设定。然后在基线上，分别按主林带长1 000米、副林宽200米处分别开出垂直的角线，在角线上插上竹竿，即按三点成一线的原理延伸，边插边量，主副林带线互相交汇成300亩大的网格。这种测量方法名叫“方格控制测量”，方法简单易行，且不需要太多仪器，是采纳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实施的。野外工作开始以后，每天就带1名民工，要抱一捆竹子、木桩、测绳，早出晚归，一天两餐，中午只吃随身带的一点番薯。野外工作，日晒雨淋当然是“家常便饭”。下雨时，连个躲雨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衣服淋湿了，仍穿在身上晾干。所幸的是，那时正值旱季，下雨的时间不太多。

　　野外作业出汗多，况且我又是个怕热的人，带一壶水经常是不够喝的。最好的机遇是碰到有椰子卖的村庄，用当时的人民币5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分钱）向农民购买2个椰子，里面的椰子水就能足足灌满水壶，渴了就喝椰子水，清凉解渴，这也是当时最大的享受。

　　每天清晨，我们迎着朝霞出发，一直干到黄昏，才背着晚霞收工而归。晚餐、洗澡后，又继续加班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先整理资料、绘图，然后组长布置明天的任务。这样，连续几天下来，我们这批在学校没晒太阳的“白面书生”，个个皮肤都烤黑了，腿劲也练足了，对于夜以继日工作也习惯了，并不觉得苦和累，似乎总是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我们的青春。

十一、不能把竹竿插成一直线之“谜”

　　前面已提到，控制测量面积的方法是用竹竿，按规定的方向插出直线来，然后再用测绳量出其长度，——方法极其原始而简便。但是，采用这个方法，我在实际操作中，却老是出现偏差，歪歪扭扭；虽然多方设法校正，也总是插不成直线。要是说我吊儿郎当，工作不负责任，那就太冤枉了。幸好我们的组长虞岳世也及早发现了我的问题，于是，他改派我专门扛经纬仪开角线，这样就避免了我在测量工作中的误差。

　　但是，我为什么总是会竹竿插不成直线呢？我想啊，想啊，反复地想，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没料到答案竟是在我退休后的一次体检中找到的——当时，偶然发现我两只眼睛会出现重影的异常。于是，负责体检的医生就把我转到眼科医生那儿作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的结果是：我的左眼存在先天性的视力差异——这就是造成我在插竿时不能插成一直线的原因。几乎过了大半辈子了，才解开了这个“谜”。

十二、“飞行厕所”

　　下到农村，也没见到农民家里有厕所，要大便时，只得跑到远远的山坡上比较隐蔽的地方，四周张望没人过路时，便将那里权作临时厕所了。因为每天测量工作都会更换一个地方，我将这种大便方式，命名为“飞行厕所”，大家也很认可。更麻烦的是，有的地方去大便时，还必须带上一根棍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一些农村养猪没有用猪栏圈养，而采用放牧式。这猪在野外到处觅食，看到有人大便，它就把人的粪便当作食料了。这样，猪一定会在你大便时紧随你屁股后兜圈子；如果有两头或更多的猪，那争吃粪便的形势就更紧张了。这时，你如果没有带棍子就没有更好的好法子来驱赶它们，也就无法大便。

十三、“蚂蟥拿来当裤腰带”

　　有关海南的诸多戏言中，有一条是“蚂蟥拿来当裤腰带”。虽然这是夸大其词，但我来海南第一次见到大蚂蟥，确实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记得1952年4月6日，我们照例在早餐后就匆匆地出发了。当天，我要测量的一条线须跨越一片水田。从小就在上海长大的我，还从来没下过水田，更没有见过水蚂蟥；幸好大队部有周密的考虑，为每个队员准备了一双白胚布缝制的长统袜，我穿着它，来到水田边。拉测绳的民工走在前，我则随其后下到水田里。水深刚过膝盖。田里尚未插秧，水面平静如镜，当然是见不到有蚂蟥。那知我在水中走不到20米的距离，就看见四面八方许多一曲一曲地向我游来的特大号蚂蟥，其身上的颜色是绿中带黄、黄中带绿，又镶有红边。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可怕动物，实在有点恐慌，虽然穿有长统袜，但仍担心蚂蟥会从袜缝里钻进去。于是慌慌张张地测完水田长度后，即赶紧爬上水田，庆幸自己总算没有被蚂蟥咬到。

十四、赶集——古老的商品流通模式

　　1952年4月15日，岭脚圩一带的测量任务完成后，我们打起背包，赶到土桥圩，迎战一项新的面积测定和林网设计任务。

　　土桥圩恰在公路边，那天是月中，巧逢当地农民赶集——一种古老的商品流通模式，农民每隔一定时期到集市买卖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这在商业发达的城市是见不到的，使我们少见多怪的青年学子打开了眼界，感到十分新奇。

　　集市时间并不长，二三个小时就散了。记得当时我还买了用糯米粉制作的团子——当地老百姓叫“哎”（谐音），这种食品是用花生和红糖做馅，包在糯米粉内，外面再包裹竹叶，蒸熟。此外，在集市，还可买到新鲜的菠萝——一种酸酸甜甜，味道十分可口的热带水果。那集市情景，虽时隔几十年了，仍记忆犹新。

十五、难钻的刺竹洞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锻炼，我的业务也熟悉了，测量的进度也就大大加快了。1952年4月22日，我们小组的工作由土桥圩转移到旧州圩。这里的地形还是比较平坦的，植被也都以矮草为主。但是，在村庄的附近则往往有丛生的刺竹。在测线上，如果碰上一片刺竹，那就成了“拦路虎”，又不允许绕道而行，硬是要砍出一条路来。为了省工，尽量砍得小一些、矮一些，刚刚能让人钻过去，定出直线，量出距离，就可以了。但是，在钻刺竹时，上下左右全是刺，必须低头弯腰，匍匐行进，汗流浃背，等到钻出来时，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种热带地区丛生的刺竹，几乎所有农村都有，它坚硬、带刺、成丛紧密，可用于防盗、防兽。当地农民对刺竹的利用是颇讲究的。

十六、第一次听说还有一种“山蚂蝗”

　　5月下旬，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测量场所，地点在定安县墨格乡。早就有人告诉我们，在海南岛大山里，还有一种从来没听说过的“山蚂蝗”；讲得十分神奇可怕，说它会跳会飞，还可能钻到人的肛门里去。我抱着好奇又惧怕的心理，来到这个有山蚂蝗的墨格乡。

　　对山蚂蝗的传说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墨格乡的亲身经历，使我明白了：山蚂蝗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它比水蚂蟥小得多，即使吸饱了血，身体胀得鼓鼓的，也是比较小的；它既不会跳，更不会飞；但它经常会附着在路边树梢上，把上半身探出树梢外，不停地摆动，犹如雷达般地寻找猎物，一经粘到人体上，就能钻到人的衣服内，饱餐一顿，这一切过程，人们往往无法察觉——这就是它的特异功能。此外，山蚂蝗在吸吮人体血液时，会在伤口分泌“抗血液凝固剂”，使血液在伤口上不能很快凝固，而不断地流出来沾湿并渗透出衣服。只有此时，人们才会发现被山蚂蝗咬了。此后，伤口愈合也较慢，大约要一周时间；因痛痒难忍，往往会将伤口抓破而感染病菌。

　　当地农民防治山蚂蝗的方法，就是把裤筒卷起来；当发现它沾上人体衣服或皮肤时，用竹片刮一下，或用手帕拍打，拍打不下时，就要吐一点口水在手上再拍打。

　　这里，顺便提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原先我只知道，在热带阴湿的大山沟里，山蚂蝗特别多；但现在却看到报道——在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和红军长征所经过的雪山上，都有山蚂蝗。海南和云南丽江雪山，两地环境条件相差如此之远，一个是高温潮湿的热带，而另一个却是髙海拔寒冷的雪线附近，难道同一种山蚂蝗能适应如此大幅度的环境条件差异？实在令人费解。可能是不同的种吧？！谁能解释呢？

十七、宰大蟒蛇纪实

　　1952年6月2日，在野外工作途中，经过一个农村时，见村民都在围观什么。我在好奇心驱使下，非去看个究竟不可，于是走到近处瞧，才知道是有人在宰大蟒蛇。只见一条七八米长、近20厘米粗的大蛇被挂在大树上，头朝上，尾巴几乎接触到地面。蛇是活的，尚在挣扎着。一个年青小伙子，爬在树上，用刀在蛇的颈部环切，然后把环切处的皮翻过来，两手抓住蛇皮，依靠身体的重量，顺着蛇身慢慢往下滑，滑下来的过程，也就把蛇皮剥掉了。然后是割尾取血，破膛取胆。蛇血和胆伴白酒生喝，据说是妙药。时过境迁，这样大的蟒蛇，是十分稀有的，现在当然应该作为保护对象了。

　　蛇的样子是比较可怕的。在海南的草树丛中，常见的蛇有青竹蛇、火赤链、金包铁、银包铁等。在野外作业时，只能用“打草惊蛇”的方法驱赶它们。幸好蛇不会主动攻击人，所以，在整个野外测量过程，还没有碰到什么险情。只听说过，我们同班的徐荣生（现在内蒙工作），有一次，从野外工作回来，竟然发现衣服口袋里钻进了一条小蛇，吓得扯下衣服就跑。

十八、赶回海口承担绘图工作

　　1952年6月上旬，野外的勘察测量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把野外绘制的草图，复制于透明的硫酸纸上，成为正式的规划图，然后移交给垦殖部门。这也是这次勘测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

　　6月9日，我接到通知奉调赴海口承担绘图任务。次日晨，我惜别了小组中共同战斗了70天的伙伴们，由一位当地民工带着上路。一路走的似乎都是牛车道，其间还越过2条小河。因正值旱季，河水较浅，但都是用小船摆渡，下午就到达琼海县的加积镇。

　　10日，由加积乘汽车往海口，经由东线的公路，这也是当时海南岛最好的一条公路，路面虽然不是硬质的，但由于铺了砖红壤中特有的“铁结核”，路面就十分坚实，再加上养路工的辛勤劳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优。

　　下午到达海口后，我找到位于解放路的行署财经委员会，当时各校的绘图大本营就设在那里。我将与先前到达的本校同学许添森（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共同来完成勘测设计图的绘制任务。

　　财委会的办公楼是新建的，尚未完全竣工，无水无电，门窗也未完全安装好。绘图时，要把图纸严严实实地压紧，以防从窗口刮进来的风把图纸吹飘起来。晚上还得点油灯，加班赶进度，当然免不了蚊虫的“袭击”。当地有“三只蚊子一碟菜”的戏言，虽是夸张，却也可从中想象其厉害了。

十九、烂腿脚之苦

　　来海口后，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工作时间，就扒在桌上绘图。但是，干了一段日子后，我腿脚上的各种伤口，却突然爆发溃烂，从脚趾到膝盖，多处流浓、流血水，只好一拐一拐地走到医务室敷药。护士很耐心地洗净伤口，上药，贴上纱布，之后我再拐回工作室继续工作。经将近一周的治疗，基本痊愈。护士告诉我，生这种疮之后就有了免疫功能，以后再也不会复发了。当时我是半信半疑，不过此后确实没有再复发过。

　　我很庆幸的是，这次腿脚生疮溃烂是在海口，这里毕竟还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要是在农村可就束手无策了。

二十、再见，海口

　　完成绘图任务后，我就返回湛江了。1952年6月23日早上，我登上了开往海安的船离岸，那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船已驶出很远，回首尚可清晰地望见海口那唯一的高楼——五层搂的海口大厦。此时，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再见吧，海口！再见吧，海南岛！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岁月将在这里度过。

　　过海后，就搭乘汽车前往湛江。中途汽车还出了一点小事故。因为垫有石头的路面是很狭窄的，而两侧则填的全是松土，尤其是在雨后，司机稍有不慎，车轮滑到松土面上就会陷进去。此时，司机就很难控制方向盘，事故也就发生了。车厢内光线黯淡，当车身歪向一侧时，只听见工具箱内工具的碰撞声，吓得女同学哇哇大叫。幸好司机把车刹住了，于是大家都下车来，帮着填土、推车，再重新上车，继续前进。晚上，到达湛江赤坎，住宿在民主大道新兴联旅舍。见到先前到达的同学，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畅叙别后的见闻，笑声此起彼伏。

二十一、在湛江——难忘的炒粉和黒芝麻糊

　　到湛江后，将在华南垦殖局领导下进行总结和表彰先进，但由于各校返回的日程很不一致，所以我们到湛江后头几天都很清闲。

　　住在客栈里，并没有统一的伙食供应，每天的2餐，都要自己到街上寻觅。赤坎有一条小街，内有众多的小食铺。在我的记忆中，正餐通常吃一盘炒粉，再涂抹上一点当地产的辣椒酱，味道可口，经济实惠。此外，我还十分喜欢吃又香又甜的黒芝麻糊，吃了一碗，又想再来一碗。说实在话，吃两碗下去，肚子也还不是很饱，年青人嘛，消化力特强。无奈囊中羞涩，只好作罢。

二十二、报名作志愿者

　　1952年6月28-29日两天进行小组总结。大家都谈得很高兴。下午有空闲时间，还到海边的游泳池泡泡海水。当时去游泳的，基本上都是男的，女同学还没有那么大胆。只有一个例外，我校土壤系女同学陆景陵（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就她敢单枪匹马地跟我们一起玩。

　　总结临结束时，华南垦殖局领导号召我们志愿报名，参加新中国天然橡胶发展工作。当时，我还是个青年团员，对于党的号召、祖国的需要，当然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作志愿者了。

　　7月1日，公布了第一批志愿留下的人员名单，看到自己榜上有名，当然十分兴奋。领导还和我作了个别面谈，也可算是面试吧！经批准后，领导要求我们在8月底前报到，以迎接首次的橡胶树采种和育苗大会战，新中国发展天然橡胶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二十三、归程

　　1952年7月3日，所有的勘察队员都踏上了归程。由于人数过多，不得不分陆海两路。海上搭乘的“长江轮”最多容纳量不能超过300人。老师、女同学、部分体弱多病的男同学，理应得到照顾。我大概列为年青力壮一类，当然只能乘汽车了。由赤坎出发，经吴川、阳江后，到达江门。一路风尘和汽车行驶在坎坷路面上的颠簸，确实要练就人一身筋骨。到江门后，晚上就搭乘用拖轮带的木船。这木船在内河航行，非常平稳，次日一早就到达广州了。在广州，我们住进最热闹的西壕口一带的旅店，条件大为改善，而且没有从学校出来时那么多的约束，可任我们自由自在地“飞翔”。

　　7月8日，登车北返南京。10日晨5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天尚未破晓，但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了。

二十四、尾声——红土地为媒，订下了终生之盟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时，还要谈及的是，我自己的终身大事与终生事业，而这两者都是与海南岛红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老伴董建华与我是同校的同学，但在不同的系和专业。在校时，我与董建华根本不相识，即使一起来到海南勘察测量时，也没有在同一小组；但却“阴差阳错”地订下了终身，也不知道“月下老人”在哪里，可能是海南岛的红土地吧！我俩1955年结婚，已风风雨雨地度过了52个春秋，超越了金婚阶段了！

　　无独有偶。除了终身大事外，还有我们夫妻俩的终生事业，也经过一番曲折迂回，最后汇合到红土地上来了。1952年10月，我在参加橡胶播种育苗大会战之后，就分配到广东高州垦殖所；1955年2月，调到广州石牌的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前身）；1958年，随研究所迁到海南岛的儋州。老伴董建华于1953年分配到北京林学院任教；1956年得到照顾夫妻关系，调到广州华南农学院；1958年，她是华南农学院第一批派来海南儋州承担筹建该院海南分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最初用名）任务的7名教师中的一员。从此，我们俩就再没有分离过，一直在这块红土地上，为祖国热带作物教育和科学事业并肩耕耘。

　　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缘分！

（王秉忠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