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1953年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备处

　　1952年9月，我于湖北农学院病虫害系毕业后，临时被分配到咸宁专区建设科工作。因被分配到华南垦殖局的2位同学不想去，而要和我换，我愿意，于是咸宁专区建设科又将我送回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重新分配。1953年2月的一天，我持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分配我到华南垦殖局工作的介绍信函到了广州。介绍信上写的华南垦殖局地址是“广州长堤”，可是，我在从沙面到老火车站的几公里路上，就是找不到垦殖局。后来，到当时广州最大旅店爱群大厦询问时，才得知华南垦殖局已经搬到湛江市了。旅店的人告诉我，可到沙面珠江路去找华南垦殖局办事处。于是，我到了垦殖局办事处。他们告诉我，从广州到湛江有500多公里，路上要走好几天，你一个人不懂话，不如到华南垦殖局正在筹办的研究所工作。经我同意后，他们随即介绍我到珠江路46-48号（解放前的英国领事馆）研究所筹办处报到。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并决定了我此后为橡胶树植保科技事业奋斗一生。
　　当时，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是华南垦殖局第一副局长李嘉人兼任，乐天宇、彭光钦、林西任副主任，研究所内设培育部、化工部和行政部。培育部下设五个研究室：一室生态造林、二室土壤肥料、三室生理解剖、四室植物保护、五室遗传育种。植保室室主任贺子静（植物病理）、副主任尤其伟（昆虫）接见我，并分配我到该室病理组。那时第四室编制17人，但人员尚未到齐。病理组有贺老、覃泽夏、张开明，昆虫组有尤老、丘燕高、郑秋罗、平正明、曹沄。周启昆和陈迺用是7月才来的。
　　研究所当时办公的地点——沙面珠江路46-48号，是一个大院子，3座楼房。培育部在中间主楼，进大门左侧楼房是化工部，右侧楼房是行政部。楼房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研究所属保密单位，我们被告知，不能对外讲自己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每天下班离开大院前，都要将办公材料送交保密室，上班时再签收取回。那时，所里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工作人员在沙面住得很分散。张开明和平正明刚调来时，就住在培育部三楼的一间大厕所里，到1954年才搬到张发奎在沙面的康乐室（那里原是研究所的食堂兼会场，也是单身宿舍）。

二、参加两广植胶垦区科学考察

　　当时，培育部从广西、北京、南京等地调进的研究人员和分配来的大学生有几十人，其中多数人从未见过巴西橡胶树，当然也不掌握有关橡胶树的专业知识。为了使大家能了解橡胶树的生态习性和栽培技术，1953年4月由所筹委会副主任乐天宇教授，带领培育部已到所的科研人员从广州出发，到华南垦殖局下属的广西、粤西、海南农垦分局的橡胶试种点及老胶园作一次科学考察，历时半年，受到很大教育。参加这次考察的人员有齐雅堂（培育部副主任）、贺子静、尤其伟、曾友梅、邓励等老专家，中青年有覃泽夏、张耀宗、庞廷祥、丘燕高、张开明、平正明等，罗洪中是事务长，广东省公安厅派一位科长同行。
　　我们从广州出发时乘的是客货混合列车，即在货车中间加挂了两节旅客车厢。车到衡阳停了1天，换车到桂林。在桂林考察了燕塘广西大学的橡胶试种点（寒害很严重）。2天后，南下柳州考察了沙塘橡胶试种点。随后到了南宁。在广西农垦分局人员的陪同下，考察了桂南所有的橡胶苗圃、新植场。先到田东、田阳，后到百色，转回南宁后南下龙津县，考察了龙州垦殖所的全部试种点和新植场，包括与越南高平县相邻的大青山、小青山苗圃，前后历时近1个月。结束龙州考察回南宁后，再转去浦北、张黄、钦州、合浦到北海（当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北海许多苗圃的胶苗寒害严重），等再返回南宁时，收到广州来电要乐天宇等几位教授回所讨论未来的科研计划。乐天宇走前指定由邓励、张耀宗带队继续在广西考察。我们一行经贵县（今贵港市）、玉林到陆川。在陆川考察时碰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即陆川垦殖所垦殖股长陈又新在陪同我们赴各处考察时，用2辆大卡车带了几十名工人，每到一处他就大声喊叫：“北京来专家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快点提呀！”弄得我们很尴尬。原来是广西分局通知他们，北京有批专家来考察橡胶，要好好接待，但一看，来的却是我们这一伙人，陈很不服气，于是，故意出我们的“洋相”。
　　在广西考察2个月。随后乘车经陆川到湛江粤西垦殖分局，转去水东、电白，历时半个月。
　　结束粤西分局的考察回到湛江时，乐天宇等几位教授和朱贤锦、潘衍庆、陆行正、刘崇禧、周启昆、陈迺用等也来到湛江与我们汇合。他们还带来了5个大帐篷。考察队一下子增加到好几十人。我们一起乘2条大木船，浩浩荡荡过海到海口。过琼州海峡时，不少人呕吐了。
　　当时，海南农垦分局在德胜沙路的五层楼办公。与分局联系，商定考察计划后，先到西路儋县的联昌胶园（1952年成立的那大橡胶研究站）。联昌胶园在牙拉河对面。当时没有修好桥。我们先乘车到西联农场，再徒步走到联昌的河对岸，用牛车把帐篷拉到河边，大家先涉水过河再爬坡到联昌。在老胶园内搭好帐篷，安顿好生活后，开始到儋县的所有老胶园和新植场进行考察，包括联昌、白南、洛基、天任、侨植、一本、国粦等老胶园和南辰北场、大星场、巴黎场、木排场等，前后花了20多天。这段时间以联昌为基点，晚上多半回联昌住。
　　这期间有2件事还记忆犹新。一是首次碰到打台风。因为我们是住在胶园内的5个大帐篷内，半夜来风时只听到“卡嚓”、“轰隆”胶树被风折断或吹倒的响声，很可怕，担心倒树压到我们。但黑灯瞎火，外面是大风大雨，也没有地方好躲避，只好围在帐篷中间的柱子下面，挨到天亮才敢走出帐篷。这是大家第一次经历台风，真有点后怕。二是打台风时牙拉河水暴涨，人很难涉水过河。好几十人吃的米、菜是派人从那大买好，运到河对岸，我们在河两岸的大树上拉一条绳索，岸这边由几位会水的小伙子提着铁桶过河，装上米菜，一桶一桶拉着绳索推着铁桶运过来的。记得当时过河的就有陆行正。
　　海南西路考察完后，回海口转到东路、中路，先后考察了万宁县的南桥、培林、六甲等老胶园，南桥场新植地和苗圃，乐会县的石壁农场，琼安、琼富、粉车、加斩等老胶园，以及南太农场（现东太农场）的南太、合口咀、坡塘等新植地和苗圃。
　　在海南各地考察了2个月。到9月下旬结束后，考察队的大多数人旋即乘车回广州了。
　　然而此时，乐天宇教授却因患一种“怪病”，住进了海口部队医院——他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只能半躺着，所以无法乘车或乘飞机回广州，只好等乘船。于是，队上决定留下杨志、刘松泉、张开明3人在海口等船护送他回广州。乐住在医院，杨、刘、张3人则住在中山路泰昌隆旅店。不巧，那时的台风是一个接一个，不开船，3人只好耐心等。大家无聊，买付象棋玩和几本小说看。早上，到新开张的南国饭店吃早餐。然后，留在饭店里，2人下棋，1人看书，捱到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回旅店午休。下午，又到饭店吃晚饭。每天如此。等了十多天，到10月1日才解除了台风警报，通知可以开船了。我们接了乐教授，抬着他在得胜沙路码头上了小船，再由小船把我们驳运到去广州的大船上。下午开船。晚上航行至靠近湛江的硇州岛时，突遭台湾飞机空袭，轮船停机、熄灯、停航。我们也昏昏地睡着了，何时开的船也不知道。到第二天傍晚，我们才到广州，从而结束了历时半年的橡胶树考察。
　　我在这半年的考察中得益匪浅——不仅对橡胶树的生态习性有了初步了解，而且收集到橡胶老树、幼苗的风、寒、旱害及一些寄生性病害的资料。年底，四室病理组由我执笔，写出了第一份橡胶病害调查报告《橡胶病害调查研究初步总结》（存院档案馆）。橡胶虫害调查报告，由尤其伟教授执笔撰写。
　　1953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个研究所，筹建指导思想明确，是为在我国华南地区发展天然橡胶业服务而建立的一个研究所。筹建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华南垦殖局领导的。到1954年正式成立“华南特种林业科学研究所”时，第一任所长就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华南垦殖局第一副局长李嘉人同志兼任的。研究所的任务就是负责解决橡胶生产中出现的重大疑难技术问题。“我所是生产部门的研究所，必须为生产服务”这个包含研究所性质和宗旨的理念，一直指导我在此后几十年的我国天然橡胶植保科教事业中的全部活动.

三、在橡胶树白粉病早期研究的日子里

　　橡胶树白粉病是东南亚植胶国家的重要病害。我们1953年在海南考察时，看到该病在一些胶园中广泛发生。为预防白粉病在我国垦区蔓延、为害，决定设立课题进行系统研究。课题负责人是周启昆，执行人是张开明。1955年春季，华南农垦局的龙永棠工程师参与部分工作。
　　由于白粉病菌是绝对寄生菌，不可能人工培养，我们在远离橡胶树的广州无法开展研究。为了赶在海南老胶树越冬抽叶前投入研究，周、张二人在1954年1月从广州赶往1953年春季曾发生重病的石壁农场。我们随身携带一部手提显微镜和一部分玻璃仪器乘船到海口，转车到加积镇（今琼海市政府所在地）。因为加积到石壁镇不通车，只好乘小木船沿万泉河上行，大半天才到石壁。石壁农场就在小镇上。场里没有空宿舍，我们只好借住在一间仓库的阁楼上，仅供晚上睡觉。白天，在该场集中办公的一间大草房的一个角落，借一张桌子工作。
　　石壁场有3个割胶站：一站岭头边，二站南牛，三站里望。每个割胶站四周还有很多大小不等的民营胶园。我们住在镇上，每天来回岭头边采样和观察。先在三站及附近老胶园调查胶树冬春期间白粉病发生情况。直到3月初胶树开始抽新叶时，许多老叶尚未脱落。到3月18日，跑了很多个树位检查了几千片越冬老叶，看到的都是累累枯斑，但在两株断倒树抽出的嫩梢上看到了新鲜病斑。到3月30日，在一株优良母树上检查124片嫩叶，有病叶占24﹒2 %，其周围胶树发病仍很轻微。在1953年的2个重病树位，到4月19日胶树全部抽新叶时，调查49株树，染病的19株，4055片新叶中病叶481片，只占10 %，说明当年是个轻病年。
　　为研究白粉病菌形态和孢子发芽生理，到三站胶园去采新鲜病叶。为避免途中受热影响孢子发芽力，将病叶放在装有湿毛巾和芭蕉叶的锌铁皮箱内带回场部。测验孢子发芽与湿度的关系是因陋就简，用一组干燥器，盛清水密封，使器内湿度达饱和代表RH 100 %，另外的干燥器分别加入一定量的不同浓度化学纯硫酸来控制不同湿度。试验结果是，孢子在水滴中和一直到RH 10 % 都能发芽，而且低湿度还有利于发芽。测验孢子发芽与温度关系，是利用室外、室内温差，井水和冬季厨房加温等处理，得出从19℃到33 ℃都能发芽，但33 ℃是孢子发芽的上限。测验光线对孢子发芽的影响，结果是，发芽不需要光照，黑暗有利，而直射日光能杀死孢子。测验离体病叶上的孢子寿命，最长5-7天；但经过2天，孢子萌芽率急骤下降。
　　为研究病菌侵染与叶龄的关系，采用人工接种不同叶龄的嫩叶，同时用徒手切片法测量不同叶色、叶质的叶片的角质层厚度与发病关系。结果是：深古铜色角质层厚度0，100 % 发病；古铜稍带淡绿叶厚1．5-2．5 ?m，发病率73 %-90 %；淡绿叶厚2．5-3．5?m，发病率6 %；浓绿叶角质层厚度大于4 ?m，发病率0 %。
　　在石壁场白粉病试验告一段落后，张开明又赶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华南工作队由陈延熙教授带领的植物病理分队海南中路、西路和徐闻所农场的调查。
　　为研究白粉病的起源和病菌寄主范围，周启昆和张开明于1954年11月再次去广西龙州的大青山和龙门等地，追查1953年调查时曾看到的白粉病起源（《橡胶病害调查初步总结，1953年4-9月》），但这次调查了19个橡胶定植区都未见发生白粉病。1955年春季，委托广西试验站韦珊调查，还是未见发生白粉病。那么，广西大青山、龙门1953年发生的橡胶白粉病的病原菌究竟从何处来呢？是否有其它野生寄主？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于1954年12月至1955年5月继续到石壁场3个割胶站林地进行如下研究。
　　（一）用橡胶白粉菌接种能采到的其它6种大戟科植物——飞杨草、白背叶桐、木薯、黑面神、油甘子、乌桕等的嫩叶上，以橡胶苗嫩叶为对照。结果是，对照橡胶苗嫩叶100 % 发病，而其它6种植物都接种不上。后用飞杨草白粉菌放在橡胶嫩叶上，48小时后发芽率58．6 %，但接种橡胶苗嫩叶6次试验均不成功；而同时接种飞杨草每次都是100 % 染病。在胶园附近的白背叶桐白粉病很严重，其古铜嫩叶染病皱缩、脱落，其病菌孢子形态、大小与橡胶白粉菌孢子很接近，用它接种橡胶嫩叶都不成功。乌桕白粉病在广西大青山很普遍，但其孢子为草鞋形，为另一个属的白粉菌，其它3种植物都未发生白粉病。另外，在胶园附近生长的痴头婆，白粉病很普遍，其孢子形态与橡胶白粉菌很接近，但接种橡胶嫩叶不成功；而且由于痴头婆为锦葵科植物，其白粉菌作为橡胶白粉病菌源的可能性值得怀疑。
　　（二）为证实白粉菌能否以菌丝形态在橡胶枝梢的休眠芽中潜伏过冬，开展了套袋试验。即在越冬期选择重病树的芽条，剪去老叶，用玻璃纸或牛皮纸袋套住，等春季顶芽开放时，拆开袋子检查新芽是否染病。共98枝芽条套袋，结果未见有芽条发病。这说明橡胶枝条的休眠芽不会带菌过冬。
　　（三）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观察，橡胶树尚未开始落叶，此时正常树上的不定芽抽出的叶片个别有白粉病。如无强寒潮，估计这些病叶可能带菌过冬。断倒树上的嫩、老叶片发病率很高，病叶可能是白粉菌越冬期的主要栖息场所。在1月底强寒潮后调查，正常树的叶片都落光了，但断倒树不断抽出的叶片却不落，预计这些病叶成为春季病害流行的主要来源。
　　1953-1955年3年海南胶园的白粉病不算严重。即使1953年发病比较显著，在石壁场三站调查7万株树，发病率也仅10 %。1954年发病更轻，抽查94个树位，只有3个树位发病比较明显，其余树位或轻病或无病。1955年海南植胶区基本无病。病害流行学研究得出：白粉病发生因年而异，而且因地区和树位不同而异；不过，发病时期却较一致，多在一年中的4月上旬普遍发生，4月中下旬达到高峰期。分析加积3年（1953—1955年）春季气象资料发现：雨量差异与白粉病发生关系显著，雨量不足与轻病有关；温度似乎不是主导因子；其它因素差异与白粉病发生关系不大。
　　1954年春，还在石壁场进行过喷撒硫磺粉试验。用苏联马拉式单缸喷粉机改装的机子，苏联锤制硫磺粉。室内试验证实，硫磺粉对白粉菌有显著毒性。田间喷粉得到驻三站的橡胶育种队授粉工人的帮忙，他们抬机喷粉和上树悬挂玻片，测验喷粉方法与粉粒覆盖程度的关系。结果看出，喷粉间隔7行树时，中等行进速度，喷粉机转速2 000 r/min，喷撒28分钟，喷粉量73．5市斤，玻片上硫磺粉的覆盖度达76．3 %，比较理想；但由于当年轻病，未能取得防治效果的数据。在三站林段还进行过清除病原的试验，即人工摘除带有未落叶子的枝条和林下的自生苗，由于当年轻病而未看出防治效果。
　　1954年春、冬和1955年春两个春节，我们都是在石壁场老胶园里度过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2年的不少研究因为轻病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有些遗憾，但在病原菌生物学特性、病菌侵染及侵染循环等方面取得不少资料，为以后的白粉病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当时海南岛老胶园数量少而分散，新种的胶树处于幼树阶段，白粉病发生轻微，加上农垦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橡胶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咖啡、胡椒、香茅、剑麻等热带作物，所以从1956年开始，我们停止了白粉病课题研究。周启昆负责香茅叶枯病研究。张开明、周郁文开始对胡椒、咖啡、椰子、剑麻等热作病害进行调查。直到1959年，海南新植橡胶幼树郁闭成林，第一次爆发橡胶白粉病流行，植保所才又重新开始了橡胶白粉病的研究.

四、1956年首次热带作物病害调查时碰到的几件事

　　由于当时新植橡胶尚处于幼龄期，白粉病、根病等问题并不突出，加上当年农垦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我们植保室暂停了白粉病、根病课题，设立香茅叶枯病（周启昆负责）、咖啡锈病课题（俞浩负责），张开明和周郁文则负责其他热带作物病害调研工作。我和周郁文在海南岛进行病害调查过程中，有3件事值得记述。
　　（一）意外收获
　　我和周郁文在福山农场（今红光农场）调查剑麻、番麻病害期间，因场招待所的毯子很脏，我们把它洗干净后搭在剑麻株上晒干。等我们收毯子时惊奇地发现：这些剑麻植株的叶子都“水肿”了。过几天这些“水肿”的部分褪白、变干。这是我们无意中作了一个“小试验”，证明在高温高湿下剑麻叶片会“充水”而引起生理性的“白斑病”。在福山农场调研期间，《光明日报》记者来采访，还给我们拍了照片，发表在1956年7月31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上。新闻标题为《在海南岛上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常到海南岛地区做调查研究工作。热带作物研究所的张开明和周郁文在海南岛上检查剑麻的病虫害。”
　　（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有一天，我和周郁文到文昌清澜东郊公社建华山大队调查椰子病害。建华山大队在一个半岛上，我们乘船过海，找到大队部联系好工作后，想找水洗澡。一路找到岛中央的一所小学，那里有个水井。我们正张望想找提水桶，突然间，被一群青年围住，他们气势汹汹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要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们回答，证件放在大队部的提包中，如不信可随我们去大队部。这时，周郁文说了一句：“要查证件好好说嘛，何必这么兇？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要查我们的话，则——”这下惹恼了这伙人，说他们是解放军，有权检查我们；还有的说：“把他们带回去关起来。”周说，既然是解放军，我们要见你们的首长。这时有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这里的首长。”他们大呼小叫一定要把我们带走；也有人唱白脸，说不要吵了，就让他们回大队部拿证件吧！我们乘机拨开人群，回到大队部。不一会，来了2名穿军装的解放军。其中一个穿准尉领章军装的即说：“我就是这里的首长。”另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守住大门。准尉把我们带来的背囊翻了一遍，看了证件也找不出问题，因而下不了台，只好说：“你们的态度要放好点。”还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我们解放海南岛，你们能来吗？”说罢，就灰溜溜地走了。这把我们气得要命——我们是在岛的中心，又没有到他们的禁区；他们也是在小学操场上打球玩，也没穿军装，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与他们讲道理，反被他们胡闹了一顿。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个准尉排长竟把我们“训”了一顿，我们只好生闷气。
　　（三）一次惊险的经历
　　我和周郁文得知，陵水县的南平农场在小吊罗山上试种的金鸡纳树发生严重病害，所以到南平农场准备上山考察。
　　那天，该场生产科邓科长和2位技术员（一位叫王承绪；另一位姓周，名字记不起来了）准备陪同我们上山。显微镜和行囊请2位工人挑。邓科长和那2位挑行囊的工人先走，说好在山脚小学等我们。场里的周技术员与周郁文接着也先走了，说好转到山脚小学的叉路口等我们。当时已经天黑了，张开明与另一技术员王承绪要找一支手电筒后才走。
　　我们赶到分支路口时不见他们，以为他们已转入到山脚小学的路上了。等我们往前赶到一条小河边准备涉水过河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浅水处。虽然看到山脚小学的灯光，找来找去就是过不了河，只好大声呼喊和用电筒向天空晃动，希望邓科长他们听见或者看见手电筒光能来接我们，但闹了半天还是没人来接。幸好最后找到了能涉水的过河处。正当王承绪在前、张开明在后涉水上到对岸时，突然从草丛中跳出2个年轻人，一边用枪指着我们，一边用海南话大声喊叫：“干什么的？”我们一边举起双手，一边解释我们是南平农场的。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海南话。他们比划了半天，我们才知道，是要查我们的证件。但证件放在行囊中，被2名工人先挑走了。我们只好用手指那有灯光的山脚小学，他们用枪押着我们走到小学。
　　邓科长和2位工人早就到山脚小学了。邓科长向2位民兵证明我们是南平场的，才算解除了误会。邓说，今晚有情况，可能有特务，有人向天上打信号，所以乡里已放了很多岗。其实，向天空打电筒的是我们，2个民兵也把我们当特务了。那时，如果他们2人中只要有一个心慌扣动搬机，那我们就完了。
　　当晚二周也没来到，大家耽心他们出事，一夜都没有睡着。直到第二天早上，由2个民兵把他们押来，说起前晚他们在分叉路口没停一直往前走，在一桥上坐下来等我们，后被另一个乡的民兵当成特务押到一个旧祠堂管起来，他们也不敢睡，坐了一夜。二周也不懂海南话，也拿不出证件，早上被押过来。这真是一场“惊险的经历”。
　　因此，第二天大家只好休息，另外请了2位黎胞帮挑行李、带路（实际上没有路，是沿着河沟往山上爬）。因为一路上山蚂蝗多，赶路就得快走，到有水处才站在水中稍为休息一下。由于上山没有路，从山脚爬上山，是很费劲的，一个壮小伙子也只能背30斤东西。
　　南平场在小吊罗山上住着一个班的工人，他们生活是很艰苦的。小吊罗山海拔1100米，我们上山虽是夏天，中午热得要命，但到晚上，得穿棉大衣。工人们在山上种植的金鸡纳树，根病很严重。我们通过考察初步认为，可能是疫霉菌引起的根腐病，建议他们放弃该试种点。

五、橡胶树根病调研中几件亲历的往事

　　1．1953年，参加广西、粤西、海南3个垦殖分局的植胶林地考察，年底由张开明执笔写出《橡胶病害调查初步总结》，其中记述了根部病害。海南苗期有黑根病，发病诱因是台风，如木排苗圃30万株幼苗因台风引发黑根病。8月14日台风后在海南东路各苗圃，有20 % 左右的幼苗染黑根病。大陆垦区主要是寒害引起的幼苗软根腐病。如在广西钦州，那丽苗圃因寒害引起28万株幼苗根部软腐而死亡；粤西阳江一个苗圃因幼苗根软腐病，死2万多株；化县一个苗圃死3万多株；徐闻一些苗圃紫根病很普遍。
　　1954年，张开明曾在徐闻愚公楼曹益苗圃蹲点观察。在海南西路的联昌、侨植、天任、白南、蔡惠，东路乐会所的琼安、琼富，万宁所的南侨、六甲、培林等老胶园都发现有根病树，有的单株发病，有的连片发生，种类有红根病、褐根病、黑纹根病和紫根病。根据病株多数集中发生的情况，估计是通过根系相互接触传播的。考察中，发现一些胶园用挖隔离沟防治根病，有的有一定效果，但有的是失败的。如培林胶园中，范围纵横24米×16．8米的隔离沟，沟宽60厘米，沟深80厘米，我们考察时看到，在隔离沟外又有新的根病树；在联昌7号、8号、33号树位根病区的隔离沟外，也有新的根病树。据此，建议在进行挖隔离沟前，一定要查清楚根病树的分布范围，力争将全部根病树都圈入沟内，这是防治成败的关键。
　　2．1954年春，张开明在结束石壁场的白粉病试验后，立即赶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华南工作队植病分队的调查，带队的是中科院真菌室的陈延熙教授，参加的有14个单位，27人。其中农垦系统，有陆大京（华南垦殖局，海南西路）、郑冠标（华南垦殖局，海南东路、徐闻所），华南热作所陈迺用、俞浩（全程）、张开明（海南中路、西路、徐闻所），海南分局李芳、何国粦（海南东、西路）。全部考察历时2个多月，共调查12个县42个老胶园的101000株老胶树，20个新植场约100万株幼树和89个苗圃。5月底结束，6月上旬回到湛江。在霞山海滨苏联专家招待所，与中科院华南工作队的其它分队的专家（土肥所的李庆逵教授，植物所的吴征镒教授）一起向华南垦殖局领导汇报，分别进行工作总结。张开明参加部分地区考察和湛江总结。
　　这次考察查出红、褐、紫、黑纹、臭根病，分别描述了各种根病的地上部分症状、根部病征，收集病菌子实体，记载5种根病的分布及其造成的损失。其中，红、褐根病分布最广。老胶园的红根病为害最严重，在101000株树中，发病率10 %-13 %；褐根病树死亡快，单株发生，发病率0﹒06 %。挖根检查，发现红、褐、紫根病通过根系接触传播，病菌由侧根尖端向根颈蔓延，再由根颈部向其它方向蔓延。红根病主要借此方式在园内蔓延，形成病区。新植区（1-3龄）主要是褐根病，个别红根病。苗圃紫根病普遍。
　　最后，由陈延熙教授将根病调查情况写成《中科院华南工作队植病分队195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3．1964年，所院派许成文、刘松泉、张开明3人去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筹办橡胶丰产样板田工作。许、刘、张3人从湛江到贵阳，后到昆明云南农垦总局，向江洪洲局长请示，住在翠湖宾馆。当时农垦部热作局陆平东局长也住在翠湖。谈及云南橡胶生产问题，陆局长讲，云南橡胶根病问题严重，所院要派人来云南协助防治。由于那时我们的任务是下西双版纳筹办样板田，答应回院汇报派人来。我们到西双版纳住在云南热作所，由戴渊副所长陪同，与景洪总场商量在七分场（飞龙农场）办试点。我们住在场部，每天下到一队为办样板作准备，前后一个月。
　　回院后，向何康院长汇报，反映陆局长要所院派人到云南协助开展橡胶根病防治的意见。何院长要张开明负责组织此项工作。
　　征得海南农垦局同意，从东泰农场和西庆农场抽调陈晓、关毓初2位老植保员与张开明一起去云南。1965年2月，张、陈、关3人经湛江乘火车到贵州的安顺（当时火车只通到安顺），等了2天汽车，到云南的沾益换乘小轨火车到昆明。与云南农垦局联系后，乘昆明至河口的小轨火车，400公里走了2个半天（夜宿开远）到河口。
　　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是红河公社的两位技术干部，一位是院支援云南去的彭定楚，另一位是原林业部特林司下放去的弁道庸，一起去见了公社的孟社长。经介绍，得知当时河口几个农场的橡胶根病都很严重，省农垦局为加强橡胶植保工作，将云南农学院热作系1964年毕业的一个班的学生全部转来搞植保。当时，由省热作所何启华带这些学生来到河口，正好我们也到了河口。于是，我们就一起商量，决定先办班再办点，逐步推动河口的根病防治。
　　在根病训练班上，由张开明介绍橡胶根病的种类、侵染来源、症状特征、传播蔓延和防治方法，陈晓和关毓初现场传授查病树和病树处理技术。
　　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到蚂蟥堡农场二队办试点。先普查摸底，对象是1957-1958年定植的林地。2人一组，逐行检查，一人挖检，一人登记和在树上作标记。共查了九座山，339个林段，615亩。在14548株中，根病树590株，占4.06 %，死亡率1.18 %。最重病的7号山共有病树254株，最大病区40亩。普查发现，山号和林段间发病差异明显：山号间发病率0.58 %-7.7 %，林段间发病率0 %-10.1 %。分析差异原因，与原生植被、开垦方式、土壤质地和种植后抚育管理有关。治疗处理2人1组，包括开土、追查病根、切除病根、刮菌膜（索）、涂封伤口、消毒，暴晒几天后回土。共治疗病树551株，挖除重病无法挽救的37株。处理中，开土追查病根和刮菌膜这两道工序花费80 %的工时。为提高工效又进行不刮菌膜、涂施4种有机汞剂的防效试验。
　　通过培训班和试点工作，毕业生和农场的同志反映都很好，表示已掌握了根病调查和处理技术。在试点结束后又分别到蚂蟥堡其它生产队，及洞坪、南溪、坝洒、曼莪、槟榔寨等农场开展根病普查，共调查464271株，查出根病树7748株，发病率1.67 %。
　　这次历时3个月的根病试点工作不仅推动了河口各场的橡胶根病防治工作，而且为云南培训了一批植保骨干。在那批毕业生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专家，如盛世法、赵光材现在是西南林学院教授，邵志忠、杨雄飞、徐明安是省热作所的研究员。2006年5月，云南省农垦总局主持一次成果鉴定，请张开明当鉴定会主任，盛世法任副主任。多年不见，盛世法对与会同志讲起当年在河口调查防治橡胶根病的往事——在蚂蟥堡二队办点的艰苦生活，每顿饭是“九菜一汤”（韭菜盐水汤）。并说：“张开明老师在胶园里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衩，赤着脚，与大家一起挖土查病根、治疗，全身晒得黑黑的，那种敬业精神给大家作了好榜样。”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的敬业精神激励着我们献身热带林业的植保科研教育事业。”
　　4．结束云南河口的根病工作，回到海南后，经与海南农垦局商量，由张开明与东太农场老植保员宁芳裕等一起，带领1964年加来农校毕业后分配在各农场的孔宪章、柯景贵等一批技术人员，开展根病调查。路线是，从阳江农场走到新进，而后，再走到乌石、加钗，后转到中建、新中等农场，推动了海南各农场的根病普查和防治。
　　5．为继续推动根病防治，1966年上半年，张开明又在海南东兴农场架岭作业区举办橡胶根病普查与防治训练班，直到6月初，通知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才结束。

六、迁所和下迁初期的那段艰苦的日子

　　最早要求研究所下迁海南是1954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志，亲自到研究所的大食堂（张发奎在沙面的康乐室）向全体职工作动员，决定将研究所下迁到海南。我当时亲自听了动员报告。陶书记报告后，接着，时任副所长的林西同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原主任，后由研究所调广州市任副市长）当场表态，坚决听从陶书记的指示。会后，他立即带领邱志清、罗洪中等人到海口选所址，买建材。他们当时住在第四招待所。选的所址有有2处：一处在五公祠后面那片地，另一处在秀英附近的麻疯院，同时进行了测量，并已购进了一批钢筋、水泥等建材，只差动工兴建了。突然间，他们接到广州上级领导来信，说研究所不下迁了，要他们把有关事宜处理完后撤回广州。后来听说是：苏联专家提出，科研工作离不开现代化城市的水电、交通、信息等条件；所内几位教授也反对下迁；最后林业部决定，在广州石牌选址建所。
　　1954-1956年，研究所体制几经变更。1954年，曾先归属林业部，而后改为归属农业部；到1956年6月，又划归新成立的农垦部领导。所名也随之更替：华南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1957年10月，农垦部王震部长去日本考察路过广州，到研究所召集会议，作了研究所一定要搬迁的指示。何康同志刚从北京下来当我们的所长，表示坚决执行下迁的指示。那时，苏联专家古里、叶尔马珂夫都先后回国了，经“反右”运动，反对下迁的几位老教授多数被打成了“右派”。因此，下迁没有阻力了。
　　所里作了下迁的安排，即派刘松泉等人到联昌，田之宾等到万宁兴隆试验站，庞廷祥等到粤西试验站，并下放一批干部到儋县农村大队锻炼。经过这些准备，下迁时机也成熟了。
　　1958年3月16日，由何康所长带领一批人乘车从陆路到海南。张开明是随何所长走陆路的，我们坐木船过海，由海口转到联昌。3月15日，另一路由武树藩副所长带领，乘船到海口转联昌。当时联昌试验站仅有几间瓦房，已安排刘松泉、刘乃见、梁茂寰等人住了；张开明等单身汉只能暂住实验室，即白天把铺盖卷起放在橱子顶上，晚上摊开睡觉。
　　1959年我的老伴黄光辉调来时，我们夫妇与加工系的何家灼夫妇合住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间。中间用竹片隔开，何住里间，张住外间，除留出何出入过道外，只够架一张铺。要煮点东西，得在门口地上架2块砖权作炉灶烧火。
　　初到联昌时生活还不错，因为下迁时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和儋县县委都了表态，要按广州、海口或儋县县城的供应标准。但好景不长，进入1959年，全国经济生活出现紧张形势，我们在联昌也陷入了困境。小卖部一下子什么糖果饼干都不见了，有几天甚至出现了断炊的境况。有一天吃了早餐，中午就没有米下锅了。于是，刘松泉动员大家拿镰刀畚箕去胶园采割革命菜（一种野菜），每人采5斤交饭堂。革命菜收集起来洗净、切碎，然后倒在一口煮猪食的大铁锅里加清水和一把盐煮熟。刘松泉掌勺分锅里革命菜，一人分一碗。又有一天，无奈也是没米下锅了。由黄宗道带队到附近农民收了木薯的地里，去捡农民不要的小块木薯和用刀砍下没掰完的木薯根头，回来洗净煮熟一人分一碗。当时，还煮木薯嫩叶吃，有人还吃橡胶种子（要泡水去氰酸）。幸好，何康所长外出回来后，即发动大家种木薯、番薯和瓜菜，几个月后有了收获，填飽肚子没问题了。但1959年，每人每月19斤大米，出差的人把粮票带走了，在所内的人就只好吃木薯、番薯；这一年没有吃到猪肉，连油都没有一滴。因此，不少人饿得患水肿病了。当时，儋县生活异常艰苦，但大家的情绪仍很高，不但没有一个人当逃兵，而且各项科研、教学工作都能正常进行——这就是我们宝岛新村人的“两院精神”，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七、在研究橡胶麻点病的日子里

　　1958年3月16日，随何康所长带领的第一批下迁人员到了海南联昌试验站。当时，全国各行各业掀起“大跃进”运动，正赶上海南的橡胶种植大发展，我们在联昌也投入大量采种和育苗的活动。而在1957年播种的河边苗圃中发生了严重的麻点病，造成幼苗大量落叶、降低高粗增长和芽接成活率，成为影响橡胶发展的一大问题。当时，橡胶系的刘松泉副主任要我立题研究（下迁后，研究所机构改革，将原按学科设立的研究室改为以作物为对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组织机构；植保室被取消，其人员分到各系——我一个人分到橡胶系，陆大京、周郁文到农牧系，丘燕高等到热作系）。开始，我在河边苗圃设观察点，黎景秀是我的技工。不久，橡胶系在现在的试验场八队新开辟100亩橡胶苗圃，成立了苗圃队，王秉忠任队长。我归苗圃队管，刘松泉便一定要我住在苗圃队。那时，八队刚播种，没有麻点病，而联昌苗圃却有麻点病要观察、试验。于是，我只好苗圃、联昌两头跑；每次要去联昌还得向王秉忠请假。为此，心里很不高兴，埋怨刘松泉这样安排我的工作不当。
　　1959年，幸好所里把分散的植保专业人员集中组建了植物保护研究系，我回到系里，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了。于是，我开始到海南各地农场进行麻点病调查。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如在保亭县农场调查时，从一个场到另一个场，为争取时间得靠走路。如在金江农场调查完后要到其它农场，如坐车要先到离金江场部4公里的大本山脚等通什到保亭县城的汽车。一天只有1班车，等不到得回金江场部。为避免如此往返的麻烦，干脆走路。从金江到县城20多公里，我一个人背个小包、一壶水，看着路碑计时1小时6公里，4个小时也走到了，然后从县城走到南茂农场。要到新星农场、保亭热作所也是走到县城，再去新星、保亭热作所等。
　　1960年，在南茂农场进行麻点病研究时，我住在招待所。一天交1斤粮票，只喝2口盅稀饭，饿得不行，外面什么都没有得卖，只好买一斤食盐，饿得实在难受，就冲杯盐开水喝。那时，刚来了一批军工。有一户带家属、小孩，也住在招待所，军工本人每月虽有40斤大米，但家属小孩却没有粮食分配。他们用大脸盆煮一脸盆番薯藤，很香。我真想要一点来吃，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忍着。一天，南茂生产科的潘伟民陪我到灶拱队调查，碰到队里大会战。该队饭堂煮了一大锅木瓜盐水汤。潘想去要点木瓜盐水汤喝，饭堂说你们没有参加大会战，不给。该队植保员谢坤过意不去，便把他种下去不久的木薯全拔起来，将姆指粗的木薯掰下，洗净，连皮带肉切碎加盐煮了一锅，那一顿我们是吃得饱饱的。在那年头，生活是很艰苦的，每天还得到田里调查、喷药、做各项试验。我回院参加体检时，护士先量体重，报98斤，医生不相信，你这么大个子怎么只有98斤？没错，他再量还是98斤。
　　我在南茂蹲点时，系里的吴惠兰（那时贺鹰抟、臧向莹领导的微生物组在植保系研究抗菌素防治橡胶麻点病）送来试验的放线菌发酵液。不巧，碰上打台风下大雨，场部附近加茂河上的桥被河水冲断了，临时架几根木头，摇摇晃晃。吴惠兰不敢过，浑身又被雨水淋得像落汤鸡。我听到她在河对面叫喊，便过去把自己身上的干衣服脱下，披在她身上，接过她提的发酵液，牵着她慢慢地过了桥。至今事隔40多年，吴惠兰还常提起这件事。
　　1961年，我与吴木和一起在南田农场，进行白粉病喷粉剂量的比较试验，同时还要照顾南茂场的麻点病试验，这就得两头跑。那时要乘车从南茂到南田，就得从南茂走到保亭县城，等第二天到通什的车，第三天机会好才能到三亚，第四天从三亚到藤桥（南田农场）。走这么一圈要花4天，划不来。我干脆一个人从南茂场沿日本人当年开的从藤桥到保亭的一条已废弃的道路，手拿一根棍子、一个小包、一壶水，边拨开芒草，边走边爬，途经三道农场的新民队赶上吃午饭，午饭后继续走到藤桥的南田农场，一共才花5个多小时。安排好南田的试验，而后又按原路走回南茂。这样，节省了大量花在路上的时间。
　　1962年转到西华农场一个生产队作麻点病防治试验，当时的技工是黎传松。我们踩着单车，拉着喷雾器和农药跑20多公里。那时，队里的生活也很艰苦，一天2碗稀饭，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晚饭后我们提着水桶到田边的水井洗澡，看到很多小青蛙。黎传松说，抓小青蛙吃吧。他手脚麻利，用手抓、脚踩，我就在后面跟着捡，很快抓了一小桶。回到队里，我们向厨房要了一把盐，煮了一锅，吃个饱。事隔40多年了，黎传松还常提起那段艰苦的日子。

八、与橡胶树条溃疡病的3次交锋

　　第一次交锋，从1962年12月到1967年，在海南岛
　　1962年秋冬季节，海南岛17个农场爆发橡胶树条溃疡病，30多万株胶树的割面树皮严重溃烂，各级领导都很震动。为此，华南热作所决定立题研究，由张开明和郑冠标负责。课题组成员开始是张开明、郑冠标、洪祥千、肖陈保4人。1963-1965年，参加研究的还有李芳、文衍堂、刘秀娟、余卓桐、黄庆春等。
　　开始时，还不能确定它是何病原引起的——是割面霉腐病呢，还是条溃疡病呢，或是其它病呢？大家有争论。因为不同病原菌防治药剂不同，所以一边到各发病农场调查，描述病害症状，一边大量采集染病树皮进行分离培养和接种试验。结果，统一了认识，确定是由疫霉菌引起的条溃疡病。1963年，分别在东兴、西庆2个场1962-1963年定植的实生树林段，定点进行系统观察和人工接种研究病菌侵染和扩展的条件。当年就明确了：⑴从4月至12月都可能发病，4-8月是不扩展的侵染阶段，9-10月是侵染扩展阶段，11-12月是扩展流行阶段，胶树停割后到翌年3月为流行趋势下降阶段；⑵降雨是病菌侵染的主要条件，湿度是病斑扩展的关键因子；⑶秋冬季节雨后，树身不干割胶或雨冲胶容易染病，特别是低温阴雨天刀次多得重病，低割线得重病。这些研究结果，为以后制订防治措施提供了依据。
　　1963年，通过室内和田间试验，从45种收集到的药剂中，筛选出溃疡净、赛力散等7种有较好防效的药剂。同年，在东兴、西庆的田间试验结果，确定1：300溃疡净和1 % 赛力散水剂有明显防效。这一年，我们与海南农垦局一起前后开了大小会议7次，随时通报试验情况、问题和结果，并向生产上提出防治建议。
　　1964年，在东兴、西庆进行溃疡净、赛力散不同载体、不同施药间隔期的小区试验，结果证明，以椰子油为载体最好，即使12天施药一次，仍有防效。1965-1967年，为节省防治的用工和药剂，还进行轻病株单株施药，或单株低割线、或按树位病情施药的试验。结果表明，轻病树单株施药加上低割线施药的效果最好。根据1963年的研究结果提出的综合防治措施，包括合理安排全年各月的刀次和产量计划，9月底前抓好有利天气割胶，避免前松后紧，减少病害流行期割胶与防病的矛盾，贯彻秋冬季“一浅四不割”的防病割胶措施和流行期及时施药等。从1964年起，我们就向全省农场推荐这套措施。凡认真执行上述防病措施的农场，从1964年开始，迄今未再出现大范围烂树的情况。这证明，实施该措施对海南各农场减少烂树的损失，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次交锋，从1971年3月至1975年，在海南岛
　　1970年冬，海南大多数农场条溃疡大爆发，造成350万株胶树割面树皮严重溃烂，引起农林部领导重视，于1971年和1972年，2次派调查组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调查这次事故。这对兵团领导震动很大，指示要兵团热校（研究所）研究处理。1971年2月热校通知兵团一师四团（东升农场），要当时下放在该团14连的张开明回校接受任务。张回校后，一面组织力量调查重病原因，一面开展病树处理工作。并于1971年6月兵团热校出版的《科技简报》第7期上发表《1970年冬我校橡胶树条溃疡病流行原因分析及病树处理情况简报》，又于1971年11月出版的《科技简报》第11期上发表《关于橡胶树条溃疡病流行因素分析及病树处理试验情况》。这2篇文章报告了当时我校试验场处理6000株重病树的方法和12种伤口涂封剂对促进树皮愈合的效果。后于1972年1月在《橡胶热作科技资料》上发表《橡胶树条溃疡病树处理方法》一文，该文论述的处理方法，包括划分病斑类型、处理注意事项、切口涂封剂选择等，向兵团各师团作具体介绍，推动了病树处理活动。
　　1971年下半年，协助兵团生产部在东岭农场召开第一次橡胶植保会议。1972年，在西培农场办点，协助兵团生产部召开条溃疡病树“三防一促”现场会。1973年，在龙江农场蹲点，开展新农药试验。1974年，协助兵团生产部在卫星农场召开病树处理总结会，并受兵团生产部委托，编印、下发《橡胶树条溃疡病基本知识》小册子。1972年在西培、1973年在龙江举办防治示范点，推广综合防病措施。1974年，在海南组织6个防病工作组，以6个农场为基点，带动各场开展防治活动。先集中工作组在兵团热作学校统一作法，而后再分片办班，我们到各场检查指导。1974年，据6个防治基点统计，在12万亩310万株开割树上，由于执行了综合防治措施，当年的发病率仅0.33 %-6.8 %，需要刮治的病树只占0.45 %，超产干胶298吨，增加收入178.8万元。从此以后，海南各农场未再出现条溃疡病大量烂树事故。
　　第三次交锋，1982年至1984年，在云南西双版纳
　　1981年，农垦部生产局指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派人去云南西双版纳，了解近年条溃疡重病原因和协助开展防治。8月下旬，植保所派张开明和黄庆春去云南，会同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和省热作所的张佐周、肖永清等到州局下属的9个农场18个分场进行橡胶生产和病害问题的实地考察，分析了近年（1978-1980年）条溃疡病重病原因，并提出防治建议。
　　回院后，于1982年1月14日写了《云南西双版纳垦区橡胶病害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农垦部，报告根据考察情况，提出“不解决病害问题，西双版纳橡胶很难达到高产稳产”的观点，同时提出5条建议，并计划1982年到西双版纳重病农场开展“以防治条溃疡病为主的胶园综合治理技术开发研究”。部生产局很重视我们的建议，并为我们申请到一大笔课题研究经费（36万元，植保所和云南热作所各分得18万元）。
　　1982年3月张开明、黄庆春和橡胶所张蔚椿、梁启镜4人同去西双版纳选点（橡胶所考察后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大，以后就没有参加了）。从8月开始，张、黄和陈舜长、黎乙东与云南热作所的肖永清一起，选择西双版纳近年发病最严重的勐腊农场三分场开展研究。1978年以来，西双版纳各场发生由条溃疡病病原菌——疫霉菌引起季风性落叶病。该病菌引起树冠部分嫩叶、老叶、胶果、嫩枝条发病，产生大量病菌孢子囊，随雨水、露水下流到树干割面，引起条溃疡病流行，原有的防治措施如转割高割线就没有效了。“不割没有胶，一割又烂树”给云南农垦各级领导，带来极大的困扰。我们根据这些新情况，重新设计新的防病措施：（1）在割线上方安装油毡防雨帽，阻隔树冠下流的病菌和防止雨冲胶；（2）施用有效农药缓释剂；（3）施用乙烯利乳剂，提高割面树皮抗病性；（4）施药控制病斑扩展。通过办试验点和办培训班，逐步向其它农场推广。研究院的同志住在近年最重病的勐腊三分场，每周要到12公里外的县城买米、买菜，坚持进行各项试验。
　　通过1982年至1984年连续3年的防治试验工作，不仅使三分场的条溃疡病病株率从75 %降至5.6 %，其中重病株率从32.36 % 降至0.277 %，基本上控制了季风性落叶病区的条溃疡病，保障了重病区能安全割胶生产，而且逐年增加了干胶产量，平均亩产从1981年的37.9 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77.2 公斤。1985年云南省农垦总局主持了《橡胶树条溃疡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课题鉴定，并下发了贯彻《橡胶树条溃疡病综合防治技术》的通知（云垦生字85210号），要求各场认真贯彻实施。从1985年到2000年，总局下属各农场都采用了这套防治措施，特别是安装防雨帽，不仅未再出现条溃疡烂树现象，而且干胶产量年年增加。西双版纳农垦分局1981年平均亩产61.3公斤，2000年达到121 公斤，干胶产量翻了一番。

九、为橡胶树炭疽病防治研究打基础

　　炭疽病，是继白粉病后在我国植胶区发生的第二种重要叶部病害。1967年以前只在苗圃发生。1970在粤西红五月农场和织簧农场流行，新叶连续脱落、枝枯，干胶减产，引起大家的重视。
　　1972年，张开明和刘秀娟立题，并到红五月场蹲点开展研究。课题内容包括病害的初侵染菌源、发病过程、流行方式、流行因素、药剂筛选和苗圃与林段的防治试验。我们从发病胶园采集树上的青胶果、僵果、寒害嫩梢、木栓化枝条和树上的叶片与落地叶片，经保湿培养和镜检比较上述材料的出菌率，人工接种测定不同部位得到的炭疽菌的致病力。结果证明：寒害嫩梢、木栓化枝条和胶果上的炭疽菌都是春季的初侵染菌源；其中，寒害嫩梢上的炭疽菌致病力最强，是最主要的侵染菌源。发病过程的研究结果认为，该病有越冬、始发、流行和缓慢下降4个阶段，可分为爆发和渐发2种流行方式。炭疽病的发生和流行受气候条件影响，流行曲线有多个峰值；除受橡胶品系、物候和立地环境影响外，最主要的气象因素是降雨。正如红五月场的铁场长说的“一场大雨，一场灾”。在嫩叶期，只要连续2天降雨就发病，雨日多、雨量大，必定流行。
　　为寻找有效的防治药剂，在室内筛选了40多种能收集到的农药，除有机汞（如赛力散）外，最好的有退菌特、代森锌等。苗圃防治试验结果也是退菌特防效最高。林段防治只使用当时能大量得到的赛力散和代森锌粉剂，1 %浓度都有较好防效。最后，张开明写出了1972年研究报告。
　　张开明1973年忙于条溃疡病树处理工作，炭疽病课题就由刘秀娟接手继续研究。不过，通过1972年的研究，确实为炭疽病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74年，海南一些农场的开割胶树炭疽病大流行，造成大量减产，引起领导重视。1975年，根据气象预报和我们对炭疽病、白粉病流行规律的认识，预计当年海南两病会大流行。因而，张开明在征得兵团生产部同意后，将海南农场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3片，组织植保干部分到3路的农场组织两病防治工作。张开明分管西路农场的两病防治的指挥，从胶树越冬期就到农场去动员，发病期到农场检查。该年两病的防治工作抓得很好，结果不仅控制了两病流行，而且仅西路农场统计就增产干胶4 000吨，受到时任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的何康同志的表扬。

十、筹办和创建橡胶热带作物农药协作网，开发橡胶热作新农药

　　长期以来，在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病害防治中存在着“缺医少药”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到生产的发展。1975年，张开明将这种情况，向时任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的何康同志反映，何康同志对此很重视，并为张写了封信去北京找化工部刘副部长反映。张持信到化工部，黄显臣同志接待，并带张去六步坑化工部设计院找到单总工程师，要求解决橡胶热作生产中缺少农药的问题。他同意由设计院发文组织农药协作网，并建议张去天津南开大学元素所和上海斜土路上海农药所联系，要张回海南后尽快筹备协作网事宜。
　　张从天津、上海回院后立即开展成立农药协作网的组织工作及第一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热作农药协作网的第一次会议是1975年在海南儋县两院举行的。化工设计院单总亲自出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的化工所，沈阳化工院，南开元素所，上海农药所等农药研制单位，以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的农垦单位和两院人员。会议开了4天。会上，首先由张开明介绍“国外橡胶树主要病害的化学防治及进展”和“我国橡胶和几种热带经济作物主要病害的现状与问题”（刊登在《广东化工报导》1976年1期第46-52和39-45页上）。经与会代表讨论商议，成立了“热作农药试制协作组”和“热作农药筛选协作组”，前者由广东省化工研究所牵头，后者由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植保所牵头。此后，1976年在广州市，1977年在昆明市，1978年在南宁市分别召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协作会。
　　经过几年的努力，农药试制协作单位成功地开发出百菌清（广州市化工所、云南省化工所和长沙市化工所）、多菌灵（沈阳化工院，上海农药所的苯并咪唑44号）、十三吗啉和十二吗啉（广东省化工所，因南方没有十三个碳元素的原材料，十三吗啉后转给辽宁省化工院生产）、敌菌丹（广西化工所）等橡胶热作农药。南开元素所等还提供了一批新合成的化合物，如7012，7310等。农药筛选协作组对防治橡胶炭疽病测验38种药剂中，国产百菌清（1 %）和多菌灵（1 %）有很好的防效，油剂比水剂好，比粉剂更好；对防治白粉病测验18种药剂中，十三吗啉在幼苗上有较明显防效，但有时有药害，大田喷施托布津粉剂防效不稳定；对防治红根病测验了多种药剂，十三吗啉、十二吗啉、7310和7012有较好防效，十二吗啉防效稍次于十三吗啉，后来在生产上推广使用辽宁化工院生产的十三吗啉；防治条溃疡病和剑麻斑马纹病的药剂测验中，敌菌丹1%水剂有100%防效，只可惜敌菌丹气味恶臭（张开明从南宁广西化工所拿了一袋敌菌丹放在实验室，整个房间都有臭味），工人也不喜欢，结果未能推广。
　　热作农药协作网，开发了百菌清、多菌灵、十三吗啉、草甘膦等新农药，并推动了这些农药的国产化。这批国产农药在防治橡胶病害的生产上推广使用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一、为中国橡胶热作植物检疫作的几件有意义的事

　　1．1976-1980年，组织华南四省区热带作物病虫害普查。普查前，在两院组织培训班培训队伍，分发《橡胶热作病虫害参考资料》（1976年出版小册子），先后到海南（1976年），湛江、汕头（1977年），福建（1978年），云南（1979年），广西（1980年）进行普查。1976年，张开明带队在海南调查，当普查到广坝农场（今东方农场）时，收到预报海南地震的消息。我们白天在田间调查，夜晚睡在晒场的简易防震棚中，仍坚持将普查做完。海南各队普查完后，将材料汇总到张开明那里，由张在住房楼下的防震棚中写出《华南四省区热带作物病虫害名录》。1984年接受部农垦局生产处委托，参与编写《热带作物检疫对象图说》（农业出版社出版）。1991-1993年，组织华南五省区热带作物病虫害普查。张开明、钱庭玉等到云南西双版纳和德宏普查。各省普查结束并收到各省寄来的总结材料后，由张开明、罗永明负责，将此次总结材料与1976-1980年第一次全部普查资料一起汇总，编写成《华南五省区热带作物病虫害名录》。它为热带作物种苗调运时的植物检疫、生产中的病虫防治和重要病虫的科研提供了科学依据。
　　2．广泛收集和分析国外橡胶热带作物危险性病害资料，结合国内橡胶热作的病情，积极向检疫部门提供外检对象名单。1983年，出席广西南宁植检会议，提供“我国橡胶热带作物生产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的资料；1985年，出席西安植检会议，参与审定将在1986年公布的外检对象名单；1990年，与张钧一起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补充、修订外检危险性病虫名单的审定会议。在1992年由农业部颁布的84种《危险性病虫草害名单》中，有21种占1/4的对象是由我们提供的。
　　积极参加国内的植物检疫有关活动。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的植物检疫协会常务理事，是《植物检疫》杂志第一、二、三届编委，组织了在海南东和农场召开的热带作物检疫苗圃学术讨论会。1984年曾与张钧一起提出进行检疫新技术研究，建议在远离橡胶植区的广州设实验室，此建议被广东农垦总局采纳，建立了广州燕塘热带作物检疫苗圃，从橡胶所调洪光国去负责。1989年，张开明由农业部任命为全国植检对象审定委员会第一届（1989-1992年）委员。1991年，国家动植物检疫总局邀请张赴京参加制订国家“八五”植物检疫科研规划会议。2004年，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邀请张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新一轮危险性病害名录审定会议。
　　3．橡胶南美叶疫病，是造成巴西橡胶树不能在其原产地——巴西等南美洲国家大面积商业栽培的限制因子。粮农组织亚洲太平洋地区植保委员会一直将南美叶疫病列为重要的检疫病害，对来自南美国家的旅客和植物种植材料有严格的检疫规定。该病也是我国对外检疫的一种危险性病害。国际橡胶研究发展委员会（IRRDB）为协助东方植胶国家预防该病的传入设立基金，每年资助一个国家派一人到巴西疫区去了解、认识和研究南美叶疫病。1984-1985年，我受国家委托，利用IRRDB提供的经费，亲赴巴西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研究。1984年4月，我经美国纽约飞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入境，换机飞巴依亚州的依他布拉县目的地。住IRRDB为各国来学习人员租下的公寓（自付房租水电费），工作在离县城10多公里的巴西农牧研究公司下设的“可可研究中心”（是该公司下设的包括橡胶、咖啡等12个作物对象的研究中心之一）。TRRDB在“可可中心”租了2间试验室，中心有一批大荫棚，在一个荫棚内，种有盆栽胶苗。每周5天坐公交车上班。“可可中心”在离它几十公里的“乌拉”（Ula）有一橡胶试验站，该站保存有东方和西方400个无性系的种质资源圃。我每周去一次试验站取样带回室内进行各项研究。该中心的实验室分2层，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地下实验室得靠灯光和抽风。我的实验室在地下，上班时间都在地下。该中心有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图书馆的藏书和各种杂志很丰富。
　　通过疫区的实地考察，看到一些胶园的胶树就像海南橡胶园越冬期那样——树冠稀疏，留下很少叶片，枯枝多，树皮薄，产量低，从而认识到南美叶疫病的危害性。通过现场研究，弄清了南美叶疫病菌的孢子附着在各种物体上残存寿命7天到10多天。我研究出了几种检疫处理的消毒方法。首次发现：巴依亚州依他布拉地区胶园的南美叶疫病菌有8个生理小种；不同小种对几种防治用的杀菌剂的敏感性有差异。此项发现，为制订新的抗病育种计划和科学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依据。还发现：利用东方也有的橡胶炭疽病菌和疫霉菌，接种橡胶嫩叶得到的渗出液，能甄别出各品系对南美叶疫病病菌的抗性。如进一步研究，使这项研究臻于完善，就能为在东方培育的抗南美叶疫病品系，免去必须送到巴西疫区去鉴定的麻烦。通过巴西现场研究，共写出6篇论文（其中第一作者3篇，第二作者2篇，第三作者1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受到我国驻巴西使馆文化处长的表扬，印度、巴西、阿尔及利亚和粮农组织亚太地区植保委员会等分别来索取我的有关研究报告。东南亚天然橡胶生产国联合会（ANRPC）根据张开明的上述研究结果，修改和补充了南美叶疫病的检疫措施。
　　回国后，张开明写出《巴西的天然橡胶生产和南美叶疫病实地考察报告》（在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以及《巴西对天然橡胶南美叶疫病防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农业部《农垦情报》第9期刊载）。

十二、退休后的工作

　　1991年，我年满60岁，已到退休年龄了，但继续在岗位上工作。
　　1992年，我从植保所所长兼植保系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但仍在进行课题研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当时叫做“延缓退休”。
　　到1997年12月，我才正式退休。作为中国橡胶热作植保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干了几十年，要我退下来，实在很难受！我总认为，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干了一辈子多少还有点经验；而且总感觉还有些事没做完，应该继续干下去，直到不能动时为止。——这叫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
　　1998年2月，我在离开宝岛新村到海口前，曾同余让水院长谈过我的想法，并建议，对退下来的老同志，只要身体可以，个人又愿意，就应该给他们安排一些任务，比如不定期地到五省区的农场作些调研，为一些农场作些技术咨询服务的工作。这样，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这些老同志与生产单位的工作联系，也进一步密切院校与各场的关系，院校为生产服务就能越做越好。我认为，组织老同志出去，到生产单位走一走，至多是增加一点差旅费而已，而他们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那是很大的。可惜，这项建议未被采纳。这多少也是浪费人才。
　　我从1998年2月搬来海口住，算是正式退休了。原来，想利用退休后的时间继续为所里做些文献资料工作，可是，远离院校图书馆，看不到新的专业书刊，缺少情报源而未能如愿。从1998-2004年，我每次回院本部出席高评委会或其它会议时，都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外文杂志库去查资料和到信息所找有关同志了解热作新动态、新信息；2006年，在云南热作所停留期间，也抓紧时间到该所外文杂志库查资料。总之，我的心还是牵挂着橡胶热作生产和植保的。因此，我“退而不休”，继续为橡胶热作植保事业发挥余热。
　　刚退休时，接受农业出版社约稿，编写出版了一本《香蕉病虫害防治》的小书。此外，积极参加省老科协的活动，接受老科协交办的一些调研任务。如与农业厅周视正、海大郭玉彦及我院校许树培等一起，对海南省热带水果进行调研，跑了海南14个县市，写出《发展海南省大宗热带水果的建议》；参加无公害蔬菜调研和论证会等。
　　我还担任一些社会职务。如被聘为省老科协委员、常委和省资深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在琼山市撤市前曾被聘为农业顾问，先后到十几个乡镇对胡椒、香蕉、荔枝、龙眼、瓜菜等的病害进行科普宣传和咨询服务。
　　另外，还参加院校组织的一些下乡科普咨询活动，如2004年到四川攀枝花市，以及2003、2004年参加海南南丰等乡镇科普活动。
　　2004年，出席云南植胶百年会议时，被请去西双版纳勐养农场考察新的、过去没有见过的橡胶叶片病害。根据云南总局同志反映，近年云南垦区新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新病害。2005年3月，我与梁荫东、王秉中、吴运通等一起到西双版纳考察了几个农场，并于事后写了《西双版纳橡胶树几种新发生的病害的考察报告》。
　　2004年6月，张开明被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评为海南省老干部先进个人。
　　近两年，我还作了以下几件事：
　　2005年，去西双版纳考察橡胶热作病害2次。
　　2005年，我撰写了《中国天然橡胶植保科技五十年的回顾与展望》，现在继续收集资料，对此文进行修改、补充。
　　2006年5月，云南农垦总局邀请我去主持云南热作所的一个课题的鉴定会，会后又到河口几个农场考察2个新发生的疑似检疫性病害，而后去西双版纳继续考察橡胶热作病害情况。

（张开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原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