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放劳动
　　

　　1969年10月下旬，我同我爱人胡耀华一起，下放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原乐光农场）劳动。我俩被分配在第四连，他在大田班，我在苗圃班。由于我是抱着改造思想的想法去的，因此，尽管当时体弱多病，但参加班里的劳动还是十分努力，深怕工人们看不起，更怕劳动不好受批、斗。苗圃班里主要劳动是锄草、松土、淋水和芽接。对于锄草松土，因在院内经常参加，並不感到十分吃力，而且还有点技术。例如，当时我们班管的苗圃杂草很多，橡胶苗长势很弱，我锄草时便釆取锄一行留一行，待过1天后再把留下一行的杂草除掉的做法，这样做不至于使胶苗一下子暴晒在太阳光下，不会导致苗木大批死亡。老工人看到这一做法后觉得很好，也就跟着学了，结果我们班锄草后的苗木死亡率很低。对于挑水，我确实有点吃不消。我从未挑过水，肩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扁担一放在肩上就压得我直不起腰。因此，碰到挑水淋胶苗时，我只好用两手托着肩上的扁担挑。这样做，走起路来扭来扭去的，很难看，班里的老工人们看到后都发笑。后来她们告诉我挑水时怎样拿扁担，挑着水怎么走。我按着她们敎给的办法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也可以比较轻松地挑一小担水了。在苗圃班的劳动中，我最在行的还是芽接。因为我在院试验农场二队蹲点搞试验时，曾经亲自芽接过数百株苗，所以，每当班里芽接时，我不但速度快，而且芽接成活率也高(大多在95 %以上)。我当时的芽接技术，在连队里还有点小名气。
　　在连队劳动开始的一个余月里，我虽然感到累，但因同我爱人一起生活，每天劳动回家后有他分担些家务事，所以不至于太辛苦。谁知一个多月后，胡耀华因工作需要调去了团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白天要跟班劳动，晚上还要做饭洗衣，有时晚上还要开班会，学毛主席著作，这时，真的有点吃不消，有几次差点病倒了。只是因为我脑海中有个“要做出点样子来，一定不能丢知识分子脸”的想法，才硬撑了下来，只要不是大病，我就坚持天天出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适应，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不仅天天参加苗圃班劳动，还参加了团部每次组织的开垦橡胶园的大会战。每次大会战时，早上4点半钟起床，6时出工，中午饭在山上吃，吃饭后稍事休息就又接着干。挖穴修环山行是个力气活，我力气小，干这活确实吃力，尽管我使尽了全身力气，但每天还只能挖2个穴和修2个穴的平台。班长很关心和爱护我，她每次都帮我完成了任务。所以，当收工统计数目时，班长总是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完成了任务。我对她的这份爱心确实非常感激。
　　说真的，初下连队劳动时，我思想上的包袱是比较重的，深怕表现不好挨工人们的“批、斗”。经过近半年的时间，不但这些顾虑打消了，而且也取得了连队领导和工人们对我的信任，我也开始感到工人和连队干部（特别是老连长）对我的关心和体贴。同她们生活在一起，真的感到很快乐、很自在。
　　正当慢慢习惯下放劳动的生活时，由于当时全团正在开展的查账反贪工作的需要，我被抽调到了专案工作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清查我所在连队新老两位事务长的账目。
　　老事务长是块硬骨头。连队巳对他的账目派人清查过二三次，均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过老工人们仍对他怀疑很大，一直认为他有经济问题。因此，当我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确实感到很为难：一是我不是学财会的，对账目一无所知，过去也没接触过账目，不知从何下手；二是我是个下放干部，又是在这个连队劳动，一旦出了问题不好办。好在老连长鼓励我，团部后勤部也常派人下来做指导，才使我心中有了点底，知道如何做这项工作。在以后的调查工作中，老工人又向我反映了有关老事务长的许多问题，这才进一步坚定了我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清查，我终于把他们两人的账目搞清了。新事务长的账目很清楚，没发现有问题，老事务长则问题不少。我把清查出来的情况向连队领导和团工作组做了汇报，团部和连队领导都对我这段时间的工作成绩做了肯定。对于老事务长贪污的事，有关领导找他谈了话，他承认了清查出来的事实，並退出了贪污的一些金钱和粮票。但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一天，我从团部开会回来，回到连队时天己经黑了，走进我居住的茅草房（因胡耀华在团部，只我一人住在这里，房没有锁，只用铁丝扣了扣）后，一点燃小煤油灯，突然发现我床上躺着一个1岁多的小孩，真把我吓环了，我放声大叫。好在我住房的一旁住着连队的指导员，另旁住一些女知青，他们听到我的叫声后都走了出来。这时，这位孩子的母亲，也就是老事务长的爱人才从旁边走了出来。她对着我说：“你清查他爸的账目，把我家的钱和粮票都搞没了，现在小孩病了，没钱看病，你想办法吧！”这时，我才知道是事务长的小孩。我向她说明了清查他爱人账目的一些情况，指导员批评她这做法不对，一些知青也在旁边帮我说了许多好话，她才把小孩抱走了。通过这事，我才意识到事情並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么简单，因而进一步提高了这方面的警惕性。
　　我在连队共劳动了1年另1个月，1970年11月下旬，我被调回了原单位(当时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回来的前天晚上，连队还在水库中捕了不少魚，老连长也拿出了他自酿的地瓜酒，为我开了一个盛情的欢送宴会。我离开连队的当天，全连工人都上山大会战了，老连长、指导员和新的事务长都留了下来，特地为我送行。
　　这1年多的下放生活虽然不算很长，但对我来说确实受益匪浅。我从许多老工人，特别是老连长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那种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人关心诚恳的为人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一直激励着我前进。可以说，回院后我在科研工作上能够克服许多困难，就同下放劳动后的这些收获有关，没有下放这段时间的艰苦锻炼，我在科研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困难，恐怕是难以克服的。

二、迎着困难上

　　我调回院后，被分配在训练部新技术组。开始，我主要从事畜用土霉素、5406微生物肥料，以及农用抗菌素井岗霉素和702的土法生产与效价测定工作。约1年后，由于大多数科研人员已回院，原有的各个所的建制也得到了恢复，我便从训练部分到了植保所微生物组。周荣柏同志是这个组的组长，组内共有周荣柏、我和韩翠英3人。
　　上世纪70年纪代初，由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指挥不当，橡胶树割胶强度很大，割面条溃疡非常严重，而过去用来防治这种病害十分有效的化学农药溃疡净巳停止使用，因此，当时的农垦部要求我院研究新的农药。此时，恰好全国正在掀起一个生物农药研发的高潮。1972年，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了全国农用抗生素协作会议，会后成立了“农用抗菌素”协作组（组长为浙江微生物所的周文彩先生），并且把放线菌釆集组设在我院。全国的绝大多数省份都参加了。1972年秋，该组的10余人来到了我所，开始了在海南的菌株的采集工作。经过3-4个月的努力，从海南各类型土壤数百个土样中，共分离到4000余号放线菌株。按照当时的合作协议，所有参加单位均可拿回这些菌株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工作，我院也得到了这4000余号菌株的沙土管。从此，我们便开始了这些菌株对橡胶树条溃疡病病菌防效的筛选工作。
　　筛选工作的第一步是初筛，即把菌株接种到培养液中进行摇瓶发酵，再把发酵液喷在新割的割面上，然后接种病原菌菌株，保湿3天后捡查发病率，发病率低或无发病的则入选为有效菌株。接着再把初筛得到的菌株进行复筛（与初筛方法基本相同，只不过重复多些而巳）。这样，我们共从2000多号菌株中，筛选出了30余支对胶树割面条溃疡有一定防效的菌株。正当我们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时候，据说是为了加强加工系微生物组的工作，院领导于1976年7月把周荣柏和韩翠英两人从我组调去了胡光烈敎授处。这样，植保所微生物组就剩下我一个科研人员了。当时，我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也很痛苦。但当我回想起下放中和工人们一起生活、劳动的情景时，又有了勇气，有了信心。我把它当做是给我一次独立工作的机会，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种考验。因此，不管当时的处境如何不好，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我都要迎着困难上，不但要把未做完的工作做好，而且要做出成绩来。于是，我把身边一个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孩交给了我爱人看管，自己整天工作在实验室和大田中，不分白天黑夜地埋头苦干，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时，一个人忙不过来时，还叫我爱人来帮帮忙。就这样，经过近1年时间，我终于从复筛出来的30余支菌株中，筛选出编号为4261、6372等8支菌株。这些菌株，不但对条溃疡病菌有效，而且对胡椒瘟、剑麻斑马纹病等病菌也都有良好的防效。特别是4261菌株，不但效果好而且十分稳定，于是我重点加强了对4261的研究。正好这时，所里给我分派了一位名叫李子仁的大学生。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利用所内的一些旧有设备，自制了一套减压浓缩装置。利用这一装置，我们自制了4261菌株的一些减压浓缩液，並利用这些浓缩液在院部周边地区进行了割面接种的田间试验。试验取得了一些比较满意的结果。正当我们利用这一菌株做进一步试验时，当时任我所病理研究室主任的张开明教授指示我们说：“你们这样一点一点的做太幸苦了，还是找个农药厂家多生产点吧！”因为有了室主任的支持，于是我便同在杭州开会时与我有一面之交的武汉农药厂的厂长联系，说了我们的想法与要求，厂长不但满口答应，还向我说：“厂里的生产设备和人员任我使用，不要我一分钱”。
　　于是，我于1977年10月，独自一人带了4261菌种去武汉农药厂生产。为了节约费用，我吃住都在我汉口的二姐家，每天早上7时去工厂，下午6时左右才能回到居处，来回都要乘共公汽车，而且要转2道车。厂领导很支持我的工作，特地让出一个车间给我做试验。生产4261减压浓缩液的工艺比较复杂，需要经过斜面菌株→摇瓶发酵→打入小罐发酵→打入中罐发酵→板框过滤→减压浓缩等6道工序，完成一次生产，大约要20天左右时间。由于发酵罐内的温度、湿度、通气量、菌丝和孢子的生长情况对产品的效价影响很大，因此在整个发酵过程中，都要隨时观察记载和控制好这些因素。只要其中的一项出了问题，都会使发酵液的效价降低。上述工艺流程中，特别重要的是放罐，时间一旦掌握不好，就会大大降低发酵液的效价。其后的板框过滤和减压浓缩2道工序也至关重要，因为板框过滤是暴露在空气中的，如果操作速度不快，不立即进行减压浓缩，就有可能被杂菌污染，使发酵液发酸变质，导至前功尽弃；而减压浓缩时，由于温度升得很快、很高，如不及时把温度控制在一个适中的范围内，会使发酵液降解，使药液失去效价。由于这个厂是生产青虫菌的，从未进行过抗生素方面的生产，工人们也无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从斜面菌株培养直到生产出产品，我不但要每一道工序亲自操作，而且还要敎会工人如何做。在厂内生产的这2个余月里，为了把好技术这一关，我天天都得待在生产车间里，随时解决发生的问题，有时甚至还通夜没休息。记得有一次，我们放罐后准备板框过滤和减压浓缩时正值下班时间，由于板框过滤和减压浓缩是不能拖延的，必须立即进行，因此，我经得车间工人同意后，便从晚上一直工作到第2天清早，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由于这个厂的减压浓缩装置无冷却设备，因此，在减压浓缩过程中只好让工人不断从深井中打水来降温，直到减压浓缩完成为止。我们连续提水2个多小时，才使得这次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较高的质量。对于工人们的这种辛勤劳动，按理说我是应该有所答谢的，但当时所内没这方面的规定，我身边也没钱，没办法，只好从我二姐家中拿了几包烟，分散给车间的领导和工人们，就算是我对他们通宵达旦工作的报答了。就这样，我在这个厂里搞了2个余月的试验性生产，生产出了100余公斤4261减压浓缩液，厂里不但不要我一分钱，临走时还送了我一些礼品。我真的十分感谢工厂领导和工人们对我工作的这种真心支持，也深深被他们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打动。由于有了这些浓缩液，回院后，我就开始在海南的一些农场布置田间试验。
　　这以后不久，四川省抗菌素研究所（以下简称川抗所）的几位同志，自带了当时正在全国大力推广的农用抗生素2316来海南做试验，到我所时正值我出差在外，我组的李子仁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並给了他们一些4261的减压浓缩液做试验。不久他们来信说，4261的效果不错，比2316好，要求同我们合作。经所领导同意后，1978年，我所与川抗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我所负责大田试验和生产正丁醇浓缩液，他们负责菌种和抗生素鉴定並生产冷冻干燥品。协议签订后，由于我组没经费开展这方面工作，于是只好向院里汇报。黄宗道院长很支持，特地从他的院长基金中批了一万余元给我，这样我又第2次去工厂进行生产。
　　这次生产的工厂是江苏宜兴农药厂，条件比武汉农药厂好。1979年4月，我和辅助人员林少霞（李子仁已调走）两人一起去了该厂（不久，川抗所也派两人来）。到厂后，我拜见了厂长。厂长问我有多少钱，我说：“没什么钱，只能象征性地付点”。他稍事考虑后说：“行！为了支持你们的科研工作，我同意你们生产，但你们回去后要送给我厂一面锦旗。”我答应了厂长的要求。由于有了在武汉农药厂的生产经验，加之又多了3个人，因此工作上比较顺利。在宜兴农药厂2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只用了几百元钱，共生产出5公斤多的4261正丁醇抽提液。更可喜的是，有一次我们将减压浓缩液放到冷库中冷藏时，竟从中得到了20余克4261结晶品，这为我们后来做菌种鉴定，4261理化性质测定，以及有效成分化学结构的确定等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物质基础。对宜兴农药厂的无私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回院后我立即制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了该厂。
　　这以后，也就是1980年，我又去川抗所了解了他们所进行的4261冷冻干燥品的生产情况。
　　由于有了数量这么大、剂型这么全的4261农药，我们自1980年起便在原有田间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海南的试验点，除我院试验场外，又增加了当时病害较重的西庆、龙江和新中三个农场。为了进一验证4261的效果，张开明室主任又指示我说，单是海南不行，还要在病害最重的云南省试验后才能说明问题。于是，我又决定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勐腊农场做试验。
　　1981年5月，我把一个正在读小学、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小孩交待给了我的爱人看管，同辅助人员林少霞一起，自带了几十斤农药，全力以赴地去云南勐腊农场做大田试验。这个农场很偏远，地处西双版納的东南部，离缅甸很近。到农场后，场里因为生产任务紧，无法替我们配工人，因此，从选取试验胶树到每次塗药，都是我们两人自己做。选试验树时，我们每天上午7时左右去林段，下午5时左右才回到居处。就这样，我俩在该场整整化了半个月时间，才把试验布置好。这以后，我俩又按时去塗药和做田间观察记载。这个场吃住条件本来就差，但当时为了替所里节省点旅差费，我们两个人要了两张小木板床，同居在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房里，每天吃两顿饭，而且都得自己做。生活虽然单调、艰苦，但我俩谁也没叫苦，只一心一意地把试验做好。就这样，我俩在该场整整蹲了7个月，直到胶树割面塗封完后才离场，12月13日回到院里。第2年，我因工作关系没有去，只林少霞一个人去，又在那儿蹲了5个余月。经过连续2年的田间试验，我们终于取得大批田间实验数据，证实了4261在防治橡胶树割面条溃疡方面的良好效果。
　　4261研究，是一项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从菌株分离、药效鉴定、抗生素理化性质测定、有效成分的提取与鉴定、化学分子式与结构式的确定等，一直进行到大田防病的小区及小规模生产性试验。依据这些方面的研究结果，1984-1986年期间，我们先后在《热带作物学报》上发表了3篇论文。3篇论文中，有2篇川抗所排在第一，1篇我所排在第一。这里要说明一下，这样排列，並不是川抗所所为，而是我的错。说真的，我当时名利观念确实比较淡薄，更没有什么“成果奖”的观念，只想到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好，有一完整的结果，向领导和同志们有个交待就行了。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因此，当川抗所的同志把菌种鉴定和4261抗生素有效成分的筛选与鉴定两篇论文写好，把我单位的名字排在前头並要求我最后定稿时，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我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我，因此我主动倒过来，把他们排在第一我们排在第二后，交学报编辑部发表。没想到这为后来的成果鉴定和评奖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虽然，通讯鉴定时评审专家对这项成果十分肯定，评价不错，但申报成果奖时却遇到了麻烦：由我院申报吗？从发表的论文看，川抗所似乎是主要单位，我们只是协作单位。由川抗所申报吗？这不合情理。因为菌株不是他们筛选出来的，前期的大量工作都是我们做的，他们只是后来做了些工作，他们也不愿这样干。就这样，这一成果被搁置了下来，只在1985年的两院成果奖评定中，得了一个院的2等奖。我虽然为这项研究未能获得更高一级的奖项感到惋惜，但对自己的这项工作还是十分满意和自豪的，尤其对4261抗菌素的良好防效深信不疑。

　　
三、两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上世起80年代，我所科研经费异常困难，除了橡胶树的几大病害外，其它课题很难得到经费资助，农用抗生素4261的研究工作也就终止了。此后，我不得不转而搞食用菌栽培，一边生产，一边研究，並设法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7年，我的“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考察”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不仅是我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也是我院第一次申请到的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之一，我决心把它完成好。
　　本课题属资源考察，以野外工作为主。当时，我们组仅3位同志，只我一人是科研人员，而且是女的，其他两位虽是男的，但一位是只做了几年实验室工作的辅助人员，另一位则是大学毕业才几个月的小青年，因此，完成这项工作确实困难不小。但我没有被这方面的困难所吓倒，而是积极做好赴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各种准备工作。
　　1987年5月份，我开始组织人马，进行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区的第一次考察。我亲自当组长。其它人员除了我组的徐优良和张斌外，还有所内的陈景、李锐和胡海生3位同志，另从热作学院植保系聘请了程立生老师，从橡胶所聘请了谭海燕同志（女）协助我们记载标本和拍照。
　　上尖峰岭后，我们住在林业局天池的一个招待所里。招待所虽然有个食堂，但饭菜很贵。当时我们的出差补助很低，每天不到1元钱，野外工作也无特殊补贴。为了省点钱，只好自己做饭。附近无地方可以买米和菜，只好隔1-2天开车下到山下的镇里买些回来。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但大家全都没有计较，只一心扑在工作上。
　　釆集标本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很大。首先是要深入到保护区内的各地，以便发现和采集各种大型真菌标本。一旦发现，就要当场多方面拍攝这些真菌的生长状况和生境条件的照片（当时科研条件很差，只有2部可拍这种照片的相机，因此，只能2人拍摄，拍照的人确实很幸苦），同时要做好各种记录（每个种要做30余条记录）。回到居处后的任务更重。不但要对采回的标本作进一步记录和分部位拍照，还要为电镜照像采取菌体组织样本（所取组织需放置一小瓶中，浸泡，並将管中的空气抽净）；另外，还要将一些小型的真菌标本制成浸液标本，中型和大型的则要制做成干标本。制做干标本时，要压平，晒干，如果是灵芝，还要烤干防霉。我们每天都是早上8时左右出发，直到下午5时才下山。每天来回要走几十里山路，累得大家回来时都要拄着拐掍才能走到住所。我们一般都是晚上7时左右吃晚饭。吃完晚饭后，大部分同志顾不得洗澡，又接着作记载、拍照片和整理、制作标本，一直忙到晚上11时左右才休息。我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时后，有时甚至半夜2点后才能休息。
　　在尖峰岭考察的几天中，最让我感动和难以忘怀的：一是尖峰岭这地方的山蚂蝗很多。上山时我们虽然做了些预防工作，但每天上山后，身上总免不了要咬上几条，少的1-2条，多的则达10余条。有一次，谭海燕身上就有42处被山蚂蝗咬伤。所以，我们每天回到居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捡查身上有没有山蚂蝗，确信没有山蚂蝗后才开始休息和吃饭。二是招待所里没热水洗澡。尖峰岭的水很冷，无法用来洗澡，因此，工作的7天中，除了少数同志敢用冷水冲凉外，大多数人都没洗过一次澡，特别是女同志。面临这么艰苦的生活环境，每天的工作任务又如此繁重，可就是谁也不叫苦，谁也没有一句牢骚和怨言。相反，大家都为自己每天的工作和新的收获感到高兴，特别是当采到一件稀有标本时，更是喜得手舞足蹈，开怀大笑。这是为了什么？是图“利”吗？不是。当时每人每天除了几角钱的出差补助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连野外工作的补贴都没有。是图“名”吗？更不是。参加考察的8人中，除了我和张斌、徐优良3人是课题组人员外，其它5人均与课题无关。这些人的辛勤工作，完全是友情、责任感和事业心的驱动。
　　尖峰岭的考察工作历时7天。在回院前的一天晚上，为了答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为了庆祝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我特地请胡海生同志开车下山买回几斤猪肉、魚和蔬菜，还买回了几瓶啤酒，为大家开了一个小小的庆功会。晚餐菜肴虽然不很丰富，但大家吃得很开心，玩得也很尽兴，一直欢乐到半夜1-2点钟才休息。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队员满载着釆集到的200余号样本，胜利地回到了两院。
　　1989年10月，我又组织了第2次考察。由于有了第1次的经验，这次考察顺利多了，同样也采集到了200余号标本。
　　经过3年的努力，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共采集到了大型真菌标本432号（其中灵芝类70余号），制做浸泡标本380瓶，记录大型真菌生境卡近600余张，拍攝这些真菌孢子的电镜图像近500张。为了做好这些菌种的鉴定工作，1990年，我专门请了山东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真菌分类专家马启明高级工程师来到我组，就采集、制作的这些标本和图像做了1个余月的分类鉴定，后来又请中国科学院真菌研究所专门从事真菌分类的专家卯晓兰教授，做了进一步的审校。经过两位专家的鉴定，共从432号标本中鉴定出429号。这429号标本，分属107个种，64个属，21个科，7个目和4个纲，其中有3个科属中国新记录。我们的上述成果，在成果鉴定会上，得到了参加鉴定会的中科院真菌研究所的所有专家的一致好评和肯定，获得了海南省科技进步3等奖。
　　在食用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我国热带地区饲草纤维素含量高，畜禽取食后消化率低的问题，我又开始了纤维素酶的研究工作，並在1997年第2次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通过这项工作，我选出一株纤维素酶分解活性很高的菌株，还利用多个菌种交替发酵的方法大大提高了纤维素的降解率。感到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因我的退休而没有延续下来。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历程，虽然让我感到高兴的事不少，但也存在不少遗憾。第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很好地说服各级领导，想方设法把这4000余号放线菌株和在尖峰岭釆集到的400余号大型真菌标本保存下来，如能保存，这确是一笔不少的财富，对今天的科研工作必将带来无穷好处。第二个遗憾就是没有使4261和后来筛选出来的能产生高效纤维素分解酶的菌株形成商品，没有让多菌种交替发酵的方法应用于生产，没有从我手中产生出较大的经济效益来。尽管如此，我在这里还是要衷心感谢黄宗道老院长，没有他的真诚支持，4261的研究工作是得不到上述成绩的。

(孙英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