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门，踏上发展祖国橡胶事业的征途

　　1953年2月，我们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化工系三班的同学，刚从广东省东莞糖厂和顺德糖厂实习完毕返回学校，就得知教育部已下达命令，因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49级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我们华南理工大学首届毕业生办完毕业手续后，就到广州市黄华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集中学习一个星期，主要学习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以及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内容。学习将要结束时，指导员和我单独谈了约半个小时，他讲述了当前极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政策，致使我国的石油、钢铁、橡胶等重要国防、军用物资极其缺乏，因此国家急需有关方面的优秀人才尽快开展这方面的研发工作。指导员继续说：据档案所列，你是学化工的，而且成绩很好，对有机合成很有兴趣，组织准备分配你去从事天然橡胶的科研工作，但是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希望你立定意志，克服困难，积极投身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征求我的意见。我立即表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刚走出校门，踏上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征途，立志献身祖国天然橡胶事业的首次庄严肃穆的誓词。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结束后，分配到华南垦殖局工作的13名大学毕业生(中山大学化学专业5名同学，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专业6名同学、建筑专业和会计专业各1名同学)，由黄龙芳同志领队，于次日上午各自携带行李，在广州天字码头乘“民俗”号轮船开往湛江。到码头送行的同学和亲友都依依不舍，挥泪惜别，祝福航程平安。当时正值乍暖还寒的季节，轮船驶入大海后，风浪很大，颠簸剧烈，许多乘客都晕船呕吐，宛若大病一场。轮船在海上航行两天一夜后，到达湛江市霞山码头，此时，华南垦殖局已派汽车在码头等待我们。我们上岸清点人数后，便被送往赤坎区麻章村一间破旧的由陈家祠堂改建成的招待所里安顿下来。在招待所等待5天后，才公布垦殖局的人员分配名单。中山大学化学专业4位同学和华南工学院化工专业6位同学被分配到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所址在广州市沙面珠江路44号原英国领事馆内。宣布分配名单的当日下午，垦殖局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全是用湛江特产鱼、虾、蟹制作的晚餐，大家感到非常高兴。餐后要求大家签名报销4角钱的招待费，我当时感到十分诧异，但又深深感到财务制度的公正廉洁，这件小事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次日早上我们带上各自的行李，乘上一辆没有蓬布也没有椅子座位的大货车开往广州。经过一天的行驶，天将黑时分到达阳江镇，入旅馆投宿一夜。第二天天亮又爬上这辆货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继续往广州进发。到达广州沙面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此时研究所总务科的孟繁文同志早已等候多时。他迎接我们入住一间大客厅。我们稍为整顿床位后，就被带去饭堂开“大灶”餐。饭堂里分“小灶”、“中灶”和“大灶”，分别供高、中、初级人员膳食，有点像解放前的供给制模式，其实“大灶”的伙食也是不错的。休息两天后，研究所副所长彭光钦博士接见我们新来的10位同志，并向我们简单介绍研究所的情况。这个研究所名叫“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为了淡化对外界的影响而使用此名，是去年筹建的新单位，所内设有橡胶栽培和橡胶化工两个主要业务部门。从1952年起己陆续从国内各大学中抽调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以及石油化工、桐油加工、林产化工和纺织机械等专业人才来参加筹建工作。你们都是学化工和化学的，正好安排到化工科研方面。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研究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橡胶加工工艺、设备制造安装和性能检验方法，以满足将于1957年起橡胶树大面积开割时胶乳加工的需要，运用我们研究出的橡胶加工新工艺、新设备将橡胶树开割获取的新鲜天然胶乳加工成为优质的天然橡胶产品，以解决我国橡胶资源奇缺的问题。之后，彭副所长还宣读了分配到各科室的人员名单。我和周宏庆、常鎏忠、赵镇培分配到第九室(工艺室)，其他人员则分配到胶乳室、化学室和物理机械室。
　　工艺室主任是留学美国的石油化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朱葆琳先生。朱主任以其渊博的知识，尽心尽职地收集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文献资料并编写成讲义《烟胶片制造》，向我们讲述天然橡胶加工方面的课程。同时研制出一套胶乳加工设备，如混合沉淀池、凝固池、压片机、浸片池和洞道式熏烟干燥房等等，为开展中间试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工艺室三次派人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收集用0．7％浓度氨保存的胶乳，运回广州沙面研究所进行试制胶片试验。试验中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高氨保存的胶乳，加酸凝固时会立即凝结成棉絮状而不是豆腐块状平滑的凝块，与鲜胶乳加酸后形成平整光滑的凝块完全不同，因而压片和胶片干燥两段工序都无法进行。为了更接近实际，1954年底研究室决定把整套胶片加工设备，搬到海南岛联昌胶园进行中间试验，以获得可用于实际生产的科学数据。朱主任派我和常鎏忠同志前往联昌勘察厂址，进行我国第一座机械化生产的烟胶片试验工厂和膏化法浓缩胶乳试验厂设计，并制订好设计说明书以及财务预算，之后上报华南垦殖局审批。1954年12月，我和常鎏忠同志带着全部设计资料去湛江华南垦殖局基建处报批，经审查后由基建处周嘉达处长签名批准。审批会后周处长对我们说：试验工厂建在海南联昌胶园，你们回广州后要寄两份设计说明书和图纸给海南分局基建科，让他们也了解情况，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海南分局帮助。我们说：一定按处长的指示办理。

在海南岛的深山荒野中建设我国第一座机械化橡胶加工试验工厂

　　1956年初，研究所决定组成联昌中试工厂建厂小组，组长为邓平阳，组员有常鎏忠、王寿长、刘铁山3名技术人员和符理阶、林华畅、黄惠民3名工人。建厂小组成立后，立即开始拆卸研究所内的制胶设备如压片机、洞道式烟房，定制所需设备如膏化法浓缩胶乳的膏化罐和积聚罐等等，购买大批水电器材和轻便铁轨等材料，并包装发运到海口市。从广州雇请建筑工人到联昌进行基建施工。我们建厂小组7人于3月初各自携带随身行李、行军床和一块桐油雨布，出发到联昌执行艰巨的建厂任务。我们到达联昌试验站即向当时的侯国富站长、黄香副站长汇报建厂任务。站方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我们也迅速地投入到建厂的各项工作中。
　　联昌胶园坐落于海南岛儋县那大镇西北20多公里的偏僻荒野中，没有公路，只有一些小路，甚至有些地段连牛车小道也没有，交通极不方便。从那大出发，必须绕道天任胶园(西联农场)，经过侨植胶园，涉水过牙河拉联昌段，再爬上陡坡才能到达目的地，行程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如遇大雨，山洪暴发，水位高涨，河浪滔滔时，交通断绝，别说运输货物，就是一个强壮的男子汉也只能攀着跨河钢丝绳从此岸渡河到彼岸。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大批建厂物资运到联昌站，可想而知是极其困难的。但联昌站的领导全力以赴，雇请民工修桥筑路，从国防公路牙拉河大桥西端桥头开始，修筑一条能行驶汽车的便道，利用侵华日军留下来的废旧铁轨架起两座铁木小桥，从此汽车就可以从那大开往联昌了。不久从广州运来的百多吨工厂设备、科学仪器和建筑材料，陆续运抵联昌站，并在大雨季节到来之前把全部物资运抵工地。当汽车载着直径3米多、高度4米的表面涂着红丹防锈漆、体积庞大的胶乳贮存罐抵达联昌站时，许多工人都来围观，非常惊奇。这些大罐在工地上立即被卸下并安装在已经建好的基座上，否则如此庞大的罐体在厂房建好后再安装就非常困难了。建厂初期最令我们苦恼之事是发电和抽水问题。我们七人中只有我和常鎏忠同志是在大学里学化学工程的，虽曾学过《电工学》和《机械工程》课程，但不精通，更没有实习过，对开动柴油发电机一窍不通，其他几位同志更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我和常鎏忠合作，硬着头皮担负起安装发电机、配电盘和拉接电线等工作。当我们拆开发电机的包装木箱时，发现这台25千瓦的发电机的说明书是匈牙利文，文字看不懂，只能看懂线路图，知道发电机与配电盘的联结方法，于是我们只有看着线路图试着安装。整个安装过程，就是这样干中学，学中干。安装好发电机，接好配电盘后，我们经商量决定试机。我信心十足地拿起柴油机的发动摇杆，亲手摇动柴油机，发电机发动起来了，然后调节好油门，待空转正常后，由常鎏忠调整配电盘达到正常的电压，终于可以对外供电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常鎏忠同志负责电线的架设工程，常常在烈日下与工人同志们一起挖坑竖电线杆，架设电线，将电线从发电房一直架设到水井旁、试验工厂和试验站办公室。整个架线过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发电房建好后，两座试验工厂、联昌站办公室和栽培部门试验室终于可以用上电了，曾经荒凉落后的联昌从此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年代。在安装发电设备的同时，把河水引上山顶的60米扬程两级抽水站的建设工程计划，也开始实施了。1956年7月厂房盖好了。在建筑施工队即将起程返回广州时，我和施工人员作了最后的检查，也算是验收。我觉得厂房到处都是门，哪是前门，哪是正门、侧门都弄不清楚，还有这工厂没有厂名也没有挂牌，所以我建议在正门上方制作一个大约一米见方的红色五角星，既可以表示我们的心愿，又可以确定厂房的大门。施工人员立即回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在门上方划好线条，请工人施工。次日，大门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五星，这是我们对党和国家建设兴旺发展充满信心所表示的心意。
　　9月底，厂内外的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我们决定在国庆节前夕，用这座自行设计、自己建设的我国第一间天然橡胶加工试验厂进行生产试验，以我们的科研成果向祖国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试验工厂的首次生产试验，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橡胶树停割时才暂告一段落。我们烟胶片建厂小组全体成员在整整一年内，没休过一天假，没看过一场电影，只有在台风到来无法正常工作时，才能偷闲躺在床上睡个懒觉。大家凭着年青人的朝气，旺盛的工作热情和勇敢大胆的开拓精神，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建厂任务。在这一年艰苦创业的日子里，由于我们不习惯当时每日三餐食用糯米粥、饭，加上工作特别劳累，每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刘铁山同志还染上了恶性疟疾和严重的胃病，但大家都无怨无悔，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直到12月底试验工作完成后才收拾简单的行李，踏上返回广州与家人团聚的归途。当时同志们不畏艰难、顽强拚搏的创业精神，如今回想仍感到非常可嘉，非常敬佩!
　　1957年2月底，广州正处春回大地、春意盎然的季节，但海南岛已是艳阳高照、烈日炎炎的初夏时节，即将进入橡胶树开割时期。3月15日是联昌胶园确定的橡胶树开割的日子，我们工艺室制胶组全体人员必须提前到达联昌试验工厂。大家又得准备好一整年需用的物品，背上行装重新踏上前往联昌的征途。新一年的制胶试验开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年初开割的胶乳与去年底收割的胶乳在质量上差异很大，年初的胶乳干胶含量比年底的胶乳高出四分之一，而且容易发生早凝现象。这些新发现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改变工艺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同时也要求我们在农产品加工研究方面必须进行周年性物候期的试验。上半年试验工作非常顺利。但到了8月底，研究所从广州发来电报，要求制胶组4名科研人员全部返回广州参加整风运动，开展“大鸣大放”活动。在这次运动中，常鎏忠和王寿长两同志不幸被划为“右派分子”，被下放劳动，离开了制胶组，这对我们制胶组的试验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从而使试验工作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由于联昌中试工厂取得的周年试验数据，是明、后年为国营农场设计大型烟胶片厂不可缺少的重要科学依据，所以我请求组织考虑安排我们返回联昌继续进行相关试验，并补允已缺少的两名科技人员。组织很快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并抽调一名新手吴仕谅同志填补两个空缺名额。我们很快就一起返回联昌试验站继续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的试验，直到年底烟胶片中间试验全部结束。
　　烟胶片生产中间试验结果表明：鲜胶乳使用胶乳保存剂，可有效延长保鲜期，这非常适合以后大胶园的胶乳集中加工；使用“六合一”压片机，比人工压片提高工效100倍以上；使用洞道式烟房烟熏干燥胶片，比楼层式烟房节省燃料一大半，总用工效率比土法提高4 倍以上，产品为一级烟胶片。当时广东农垦总局《热带作物杂志》编辑部为科普宣传，约我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烟胶片的制造》，并发表于《热带作物杂志》(1957年，第18-22页)上作广泛宣传。历时3年多进行的中间试验所总结出的学术报告《烟胶片制造研究》，发表于1960年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期刊《热带作物科学研究》的创刊号上。

我国首座生产型烟胶片工厂的设计、建造和投产

　　1958年，农垦部下达任务，在海南岛儋县西庆农场建立一座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由热作研究所负责工艺、设备设计，广东省农垦总局和海南分局负责基建项目设计。随后总局派出梁鸿辕、朱维善，分局派出梁天佑，我代表研究所一起到西庆农场共同勘察、选择厂址，详细收集水文资料，最后与农场场长一起确定将该农场巴黎小河西岸边一块早已预留出的空地作为厂址，这块空地面积可满足数年后工厂规模扩大到日产20吨烟胶片厂的需要。
　　整个工厂设计工作于1958年上半年完成，由农垦部组织并主持会审，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和北京橡胶研究院的专家参加会审。会审前我们已将设计资料发送到有关单位。在开会的前两天，农垦部热作处的骆建民同志通知我：“明天刘型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你，想详细了解该项目的设计情况，请做好准备。我明天按时和你一起去见刘副部长。”次日我们按时到达部长办公室，刘副部长非常客气地接见了我们。他先请我们抽烟、喝茶，然后对我说：“你们研究单位和农场合作得很好，建厂说明书我看过了，写得不错，你在学校里学什么专业?”我说：“在大学时是学化工专业的。”他就说：“学化工专业，搞农产品加工是很合适的。过两天召开的审查会，邀请了化工部橡胶司的林文彪总工程师等几位专家参加，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橡胶特性和加工条件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答辩，懂的就讲，不懂的就请教这些老专家、老总们，要虚心学习。回去再准备一下，过两天就开会了。”我回答：“请部长放心，我们将按部长的指示去办。”开会时林总和几位副总都来了，见面时大家热情地打招呼，互相问好。其实我们在联昌进行中试时制出的胶片样品，都是寄往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理化性能测试的，我们之间早有交情，大家都很熟悉，平时有问题我们都会亲自向林总请教，并得到很好的解决。审查会开始时刘型副部长首先致辞，然后我们作了简短的说明。林总接着发言：“农垦天然胶事业发展很快，现在开始筹建生产型工厂，值得庆贺，我们橡胶工业部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在1958年就去过海南联昌胶片试验工厂参观，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和热作研究所一向来合作得很好，周国楹总工程师在1952年就开始到热作所协助工作，热作所的袁子成、孟庆岩、周宏庆几位工程师一直在北京橡胶研究院参加浓缩胶乳试制探空气球、输血胶管等研究工作。至于烟胶片的研究与我们北京橡胶研究院的合作则更加密切，联昌试验工厂试制的样品送到北京橡胶研究院进行检验和测试，理化性能都不错。今天西庆农场烟胶片厂的工艺和设备的设计，其实是联昌试验工厂积木式的扩大版本，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快点投产，增加优质国产胶的产量，尽量满足橡胶工业的需要。”
　　胶厂的设计审查工作完成后，建厂工作立即开始，1959年胶树开割时就投入试生产了。从西庆烟胶片厂投产之日起，我们研究所烟胶片组全体人员都亲临现场，特别注意开割时胶乳的特异性能，注意胶乳的早期保存工作，保证用胶乳运输罐车运回胶厂的胶乳不发生变质，使工厂运行顺利，很快转入正常生产。国营农场新建的制胶厂顺利投产后，为提高产品质量，热作研究所加工系于1959年3月，在联昌试验站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制胶技术训练班，培训农场胶厂的厂长和技术员，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20多人。开课后学员积极学习，亲自动手开动烟胶片厂和浓缩胶厂的设备，并针对生产中出现的情况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认真地给予明确的解答。开课到第24天时，海南大饥荒爆发了，买不到粮食，联昌站的人员和学习班20多个学员，以一天三顿稀饭度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学习班只办了28天就停办了，学员们以极其复杂的心情与我们告别，各自回到原单位。
　　西庆烟胶片厂投产成功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对新成立的热带作物学院加工系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场所，同时也是培训其他即将建立胶片厂的农场管理人员的好地方。国家领导人也常来视察，甚至外国元首也来参观。记得1959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周宏庆同志正在胶片厂包装车间指导工人们进行胶片外观分级和配制涂包溶液时，突然看见几辆小轿车停在工厂门口，何康所长和西庆农场场长陪同一批人员来车间参观。何所长在讲解胶乳处理工艺流程时，我立即迎上去。何所长向我简单地介绍说：“今天越南胡志明主席等贵宾和海南区党委书记来视察和指导，你向客人作详细介绍吧!”。我立即向胡主席问好，之后介绍胶乳凝固、凝块压片、洞道式烟房干燥的工艺过程。介绍到洞道式烟房时，胡主席特别感兴趣，多次提出问题，我一一解释，但翻译未能充分讲明原意。何所长即对我说，你就直接用英语讲解好了。于是我就用英语向客人讲解，客人感觉非常满意。参观到包装车间时，客人们兴趣很浓，提出许多问题，我一一加以解释。对于涂包溶液使用滑石粉配方，外宾们还要我用英文写出来给大家看。参观完毕，胡主席与我们握手致谢，并祝我们成功。客人离开后，周宏庆对我说：“为什么他们对洞道式烟房和包装车间这么感兴趣?”我说，可能越南的胶园还没有这洞道式烟房，胶片打包机不如我们的先进，所以问得特别详细。
　　我国化学工业部对天然橡胶事业快速发展十分关心，对新建热带作物研究所、热带作物学院以及西庆农场制胶厂投产都感到高兴。1959年化工部在广州召开化工物资会议，决定组织20多位有关橡胶专家由部长助理李苏领队到海南参观考察。农垦部指示由海南农垦分局和热作所接待，热作所派我去海口市做接待工作。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吴修一主任吩咐我和何兆仙同志在海口买些饼干和葱、姜等调味品，但当时正处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大饥荒已经在海南岛漫延开来，海口市内没有鱼肉、青菜供应，何兆仙立即赶往文昌，也没有买到一点能吃的食品。5月初的一天，李苏部长助理率团从广州乘飞机抵达海口机场，海南农垦分局早已派好两辆车在机场迎接。考察团步出机场即乘车向西路进发，前往联昌试验站。途中到达福山红光农场时，已经是中午时刻，车子在红光农场停下休息，农场招待了一顿相当丰盛的午餐，之后又乘车继续往热作所方向前进。汽车行驶到那大牙拉河桥头就转入向联昌胶园的小路行驶，这条小路是在建设联昌胶片中试工厂时修建的。车子在这条崎岖的路上缓慢地行驶，直到下午4点多才抵达联昌站。客人入住以前曾招待苏联专家的宿舍，稍许休息后就到饭堂用餐。这次晚餐有鱼有肉，还有几瓶葡萄酒，虽不算丰盛也是过得去的。晚饭后有位工程师问我：厨房内堆着许多野草和大锅内煮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这野草叫“革命菜”，锅内煮的是木薯片和番薯片，是职工的晚餐。用野菜、木薯作粮食的情况不久就在客人中传开了，都知道现时海南岛职工粮食每月只有19斤，还是杂粮代替大米，没有食油，更没有鱼肉，全岛正处于大饥荒时期。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和不安。次日早晨，李苏部长助理就与我们商量说：“你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这样热情招待我们，实在万分感谢但也觉得难过，为了不继续打扰你们，我们准备改变这次参观路程。今天早上到宝岛新村参观热作所和热带作物学院，中午就返回海口市，不去西庆农场参观了。”我和海南农垦局的同志都说：“等会儿到所院时和所院领导商量后再决定好吗?”在联昌站用完早餐后，考察团就去联昌中试工厂参观烟胶片和浓缩胶乳的生产工艺流程。在参观过程中我详细作了介绍。随后林总对大家说：“这间工厂虽然很小，但它是我国天然橡胶机械化加工试验基地。去年我们在北京参加农垦西庆农场日产2．5吨胶片厂设计审查会，审查的图纸就是这间试验工厂的扩大和翻版。广大农垦职工，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试验，其刻苦认真的创业精神是值得我们化工部的同志学习的。”李苏部长助理还盛赞了一番我们的成绩。参观完后紧接着乘车到宝岛新村，所院党委副书记林令秋和加工系主任吴修一同志等热情接待，在会议室介绍研究所和新成立的热作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参观了这所“草房大学”、橡胶园和植物园。客人们对两天来的所见所闻非常感兴趣，返回会议室后大家都谈了各自的感受，人人都被这里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这天午餐是在研究所的饭堂里用餐的。午餐虽不算丰盛，但它是所院领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准备好的，是用尽东道主之情来筹办的。午餐后客人们再没有去西庆农场参观新建的日产2．5吨烟胶片工厂，直接乘车返回海口市了。客人走后，就因为招待这批客人每餐都好饭好菜，还有鱼有肉的问题引起了不少的议论。有人主张应该实事求是以“革命菜”、木薯片和番薯片来招待客人，让他们亲自尝尝在海南岛创业是何等艰苦，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对他们是会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也有人认为，这批客人并非不速之客，不是一般游客，更不是饥肠辘辘上门求食的人，而是应农垦高层领导之邀而来的贵宾，是关心我们橡胶事业发展的贵宾，我们尽东道主之情好好招待并不为过，这是人之常情。当然这些议论都是后话，我也不知道这次争论最后有何结论，但我深深体会到这次热情的接待为以后我国天然橡胶初产品和制品两个部门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橡胶事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随着海南西庆农场烟胶片生产正常运转，全国各植胶垦区相继建起了同类型的烟胶片工厂60多座。有些胶片厂与农垦机械厂合作，改进了多种设备，如以离心除砂器代替过滤筛，长凝块代替短凝块，“五合一”、“四合一”压片机代替原来的“六合一”压片机，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亟待解决的烟胶片生产两大疑难问题

　　烟胶片生产在国内顺利投产并相继在各农场推广，这项研究成果本应值得庆贺，但我们胶片组的同志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心中时刻想着一个问题，即每生产1吨烟胶片就要消耗400-500公斤木柴，需要不断砍伐野生林木，这样下去必然会大肆破坏生态环境，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必须寻找某些替代能源，如以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作为热源干燥胶片，即把烟胶生产改变为风干(烘干)胶片生产等。另一个重大疑难问题就是国内橡胶用户广泛流传着“国产胶不如进口胶，国产胶不能制作轮胎”。究竟国产胶是不是不如进口胶，为什么国产胶不能做轮胎或高档橡胶制品，这个问题关系到国产胶发展前途的问题，必须有明确的结论向上级汇报以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
　　1961年，烟胶片组制订了研制风干胶片的计划：以煤炭、油页岩或重油代替木柴作为干燥热源生产风干胶片。在设计烘干房时邀请北京橡胶研究院龙文远热工工程师来宝岛新村进行指导。该烘干房利用热工学原理将干燥房两端温度梯度增大，使各干燥段的上、中、下三层温度均匀。这座干燥房就建在宝岛新村制胶厂旁边。在设计和基建过程中，加工系主任田之宾同志直接参与，并亲自指导安装20多米高的铁烟囱，这是党政领导干部直接参与技术工作的罕见例子，因而受到同志们的敬佩。烘干房6月份建成后就进行空载试运转，运转正常后很快就投入正式试验。这种风干干燥房的干燥时间比普通洞道式烟房干燥缩短了1/4-1/3，生产出的风干胶片质量与烟胶片相比无明显差异。研究所试验农场从此便转入生产风干胶片。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便是解决农垦部十分关心的国产胶与进口胶的质量比较问题，利用国产烟胶片和风干胶片试制汽车轮胎，并与进口胶进行比较。加工系派我去上海与大中华、正泰等大型轮胎厂联系洽商试制轮胎之事。大中华轮胎厂对此事不感兴趣，我就去正泰轮胎厂找周维莹总工程师和黄丽娟副总工程师商谈此事。与周总见面大家互相问好后，我就感觉正泰厂非常热情，周总首先问及海南现时的生活情况，并感谢在1959年到海南参观时给予的热情招待。还回忆说当时化工部的同志，对于你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忘我奋斗的创业精神都十分敬佩。我们都是为祖国橡胶而工作的，以后要好好合作。周总接着说：“至于用国产胶试制轮胎之事，不要着急，我们厂先做个方案再详细讨论。您来上海不要住旅馆，先搬到我们厂的招待所，只收点租用棉被费，很便宜的。现在上海生活供应不好，用餐就在工厂饭堂的客餐室，招待所就在对面街，很方便的。等一会儿我就带您去招待所。”其实周总说的都是情深意切、实实在在的话。对我来说，制作轮胎之事可是一窍不通，轮胎有多少种规格，每套轮胎需用多少橡胶我也不知道，更不知道进行里程比试等问题。于是我说：“一切由厂里安排。”过两天周总对我说，方案基本做好了，大家可以讨论、补充。次日开讨论会时，我首先介绍国产天然胶的发展概况，并提出希望通过试制轮胎及测试实际使用性能，改进我们的制胶方法和增加产品的种类，以适应市场的需要。接着周总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正泰轮胎厂一直都掺用部分国产胶生产汽车轮胎，但这种胶只用于制作轮胎的胎侧和胎面部位，未敢用于胎体的主要部位。这次热作所提出全部使用国产胶制作轮胎，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厂的同志也曾想过，但是找不到适当的合作者而未能实现。现在天然胶的产、用双方都有这个愿望，我们就应该积极建立起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次合作研究比较简单，由你们提供两种有代表性的国产天然胶与进口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作比对。每种胶试制9.00-20载重子午线轮胎150套，抽样进行解剖测试，机床里程试验，其余的每种轮胎安排到温州、海南、湛江503车队、重庆和内蒙古等5个轮胎试验点作实际里程检验。试验用胶量每种约6吨。国产胶由热作所制备，当胶样运到上海正泰厂后，厂方按一级烟胶片每吨0．608万元的价格付货款。进口胶则由厂方到上海橡胶公司提货，估计胶样费10万元，制作轮胎的其它原材料费10万元，均由正泰厂负担。此外希望研究所派2-3名科技人员来正泰厂共同进行试验，并全面掌握制造轮胎的全过程以及有关的检测项目，以便今后能根据轮胎不同部位的性能要求，如胎面胶要求耐磨，胎体胶要求能与帘线相粘合等特性，研究生产不同用途的国产胶提供给轮胎生产厂家。周总谈完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厂方的安排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我想快点回海南向研究所汇报，并组织力量开展该项工作。”
　　我从上海回到研究所，立即向加工系详细汇报在上海与正泰轮胎厂商谈的结果。加工系田主任完全同意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涉及与外国胶进行比试的问题，其比试后果及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若国产胶的质量和性能比不上进口胶，将会给我国新兴的天然胶事业带来沉重打击，当然，国产胶比进口胶好或差不多，则皆大欢喜。于是我们立即请示农垦部热作处，征求上级的意见。上级很支持和重视这项工作，指示研究所和广东农垦总局合作，组成三人工作组，由邓平阳同志负责，制备风干胶片7吨，运抵湛江农垦供销站。谭志超同志(曾在海南农垦局工业科工作，后调入湛江橡胶检验站)从供销站抽取西庆产烟胶片7吨，从湛江发往上海正泰轮胎厂，并参加试制轮胎小组。研究所增派古裕亮(又名古远)去上海参加试制轮胎。国产胶一运抵上海，试制工作便立即展开。经过两个月的奋战，至1963年底，试制9.00-20载重轮胎450套任务全部完成，然后将432套轮胎分配到5个轮胎里程试验点，试验室的轮胎解剖分析和车床里程测试也已完成。
　　试验室及制胎车间的试制总结结果：国产烟胶片在炼胶过程中比风干胶片和马来西亚一级胶容易塑炼；在轮胎解剖分析和机床里程试验方面，三种原料胶制备的轮胎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差异。至于实际里程试验，开始时在四川崎岖山路行驶的用西庆烟胶制作的轮胎，耐磨性能稍好些，但行驶里程达9000多公里时，三种轮胎的胎面胶都已磨光。当磨损厚度超过缓冲层到达胎体时，三种原料胶制作的轮胎表现基本一致，里程数无明显差异。
　　从这次试制及试验结果分析，可总结归纳出下列几点结论：
　　l．国产胶与进口胶的性能基本相同，破除了“国产胶不如进口胶”的误传误导。
　　2．烟胶片和风干胶片应用于制造轮胎，其使用性能没有差异，风干胶片完全可以取代烟胶片，从而解决了生产烟胶片因木柴缺乏而带来的危机，确定了可以用煤或石油作热源生产各种橡胶初产品。
　　3．不应过分强调胶片外观分级中的“缺点”——小气泡、破碎胶等等，因为风干胶生产时就有不少这些外观分级的“缺点”，但其使用性能并不差于外观分级为一级的烟胶片。
　　4．应加强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紧密合作，只有天然胶产、用双方相互沟通，才有利于橡胶事业的快速发展。

学习先进经验，加强科技力量，向科技高峰进军

　　自从1959年热作所设计的西庆烟胶片厂投产后，1963年又设计了西华农场风干胶片厂，这间胶厂的产品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试制轮胎的需要。从试制轮胎的结果评估，产品质量也是好的，但是工艺设计形式与西庆胶厂比较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希望今后建设的天然橡胶加工厂应该朝着连续化、自动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方面，所领导以及农垦部都非常重视，所以从华南理工大学调来了黄家瀚、韦玉山、杨林湛等同志，接收了热作学院刚毕业的学生邓慧光、黎柏然等同志参加橡胶工艺和设备研究。
　　邓慧光刚踏上工作岗位就开始做胶片干燥试验。他应用干燥原理首先试验将片状胶剪切成颗粒，测定其干燥速率，结果在常用温度下只需20小时就完全干燥，与片状胶比干燥速度提高4倍以上，大幅度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热源消耗，这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然而囿于片状胶外观分级的标准限制，此成果未能应用于生产。我和邓伟生、黄源等同志研究胶乳热敏连续凝固方法，将鲜胶乳加入配料后，流入一条长约10米的槽式转动输送带上，进入蒸汽箱中加热，胶乳受热即凝成凝块，凝块输出经压片、浸洗，进入干燥房烘干，卷成捆，即得成品。当时命名这种制胶法为“热研1号”。
　　1963年7月的一天，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来到宝岛新村视察，要亲自视察这项试验。我们试验小组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部长的视察。然而这天下午上班时，却发生了非常偶然的事故，电厂的电机坏了，无法供电，当然试验也就无法进行。我对此感到极其难过，只得把以前试制的胶片拿给部长看。当时刘型副部长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态度，只是对我说：“今晚请你来招待所谈谈情况好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估计今晚将会受到批评。当晚我按时到达招待所，刘副部长见到我们时就好像在农垦部办公室亲切接待我们那样总是和蔼可亲。他招呼抽烟、喝茶后就询问我们有关“热研1号”试验的详情。我详细汇报后，刘副部长说：“宝岛新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都积极工作，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各项研究都取得进展，并应用到生产上，这非常值得表扬和称赞。现在橡胶加工科研项目很多，也急于应用，但是工作条件很差，不但影响到工艺试验，也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检测工作，做出的测试数据可能不完整或不可靠，你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只有解决了问题各项研究才能顺利进行。”刘副部长与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在我们告辞离开招待所时，农垦部的两位年青同志出来送别，并对我们说：“部长对你们寄予厚望。加工系的同志负担如此繁重的任务，这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好，开展工作很困难，不如选个好地方，搬到湛江去，那里交通方便，水电供应正常，要取用新鲜胶乳也非常方便，你们看怎么样?”我听了后面的几句话，怕惹是非，没敢回答这些问题，只说，明天一早你们就要返回海口，你们累了，快回去休息吧，然后就告辞了。
　　次日上午我向加工系领导汇报并详细复述了刘型副部长的指示以及部长随行同志讲的话，大家感到有些话不好理解，也有点愕然。大概两个多月以后，田主任上京办事，得知农垦部决定成立热带作物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任命广东农垦厅副厅长韩荫庭兼任所长，田之宾为副所长，建所地点在湛江市郊区。由农垦部拨款99万元建设试验大楼和职工宿舍。随后田副所长和我起草了一份建立风干胶片试验车间计划上报并获得农垦部批准，基建和设备费30万元很快就划拨了下来。田副所长带领邱志清、唐代明等同志赴湛江筹备建所工作，在霞山郊区选了一块面积为28亩的甘蔗地为所址，以2．8万元和接收4名征地工为研究所职工的代价征用这块土地。接着平整土地，由广东省第四建筑公司承包基建工程。1965年5月基建竣工，全部加工所职工和家属从宝岛新村集体搬迁入湛江市霞山区的新所址。职工们经过短暂的安顿之后，很快便投入到试验室的仪器布置、安装等工作中。试验车间也很快就开始试车了，每天从廉江县黎明农场运载新鲜胶乳回来进行试制风干胶片试验。这期间所里还派出科技人员协助海南岛、湛江、广西陆川各农场建设风干胶片厂，培训农场制胶工人，使各个胶厂都能顺利投产并生产出优质的胶片，充分体现出科研工作为生产服务，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强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速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发展，更直接地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技与经验，1963年由国家科委主任范长江同志亲自安排，组织有关天然橡胶方面的管理和科技人员组成科学考察团走出国门，前往当时与我国有邦交关系的柬埔寨、锡兰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访问和考察天然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生产和科研情况。考察团由何康院长任团长，团员有国家科委朱永行处长，广东省农垦厅生产处胡福群处长，广东省机械厅曹佳师傅，热作研究院黄宗道、袁子成和邓平阳等同志，还有英语翻译赵灿文同志。
　　出国前两个月，热带作物研究院的有关人员就尽量收集有关国家有关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到北京集中学习。我们到北京后就入住位于前门的劳动部招待所，范长江主任知道后立即派人派车来接我们入住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让我们更方便于做一些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更好地学习和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现状，宗教和国际外交礼节，着装和使用餐具等常识。这使我们感到上级领导对我们确实非常关心和照顾，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厚望。出发前，农垦部刘型副部长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并作了指示：“你们到国外去，应注意礼节，不要有大国沙文主义，要不亢不卑，只说我国热带作物种了多少多少公顷，考察时要注意作物新品种，新产品，分类分级方法，考察回来后要写总结，提建议。今后要特别注意人才培养，把我国热带作物事业搞上去……。”
　　1963年11月，考察团从云南昆明出境飞往缅甸首都仰光，在入住酒店等待飞往柬埔寨时，我国驻缅甸大使馆转来外交部急电：“因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考察行程先往锡兰和印度尼西亚，最后访问柬埔寨。”考察团便按外交部指示改变行程先飞往锡兰。在锡兰我们首先参观锡兰橡胶研究所，东道主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介绍该国天然橡胶生产和科研情况。得知该国种植天然橡胶约70万亩，大胶园(占地600亩以上)和小胶园各占一半，年产干胶约10万吨。然后参观该所试验室、苗圃和制胶车间。两天之后，我们就出发到锡兰各地参观考察橡胶、茶叶和椰子的栽培和加工等生产情况。从橡胶产品加工来说，烟胶片的加工形式与我们联昌烟胶片中试工厂差不多，但他们没有洞道式烟房，胶片干燥还停留在楼房式烟房的水平，然而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却很庞大，日产量都在20吨以上，这是我国没有的。此外，小胶园的烟胶片都集中在首都科伦坡橡胶包装公司进行清理、分级和包装，每包胶重250磅，然后集中销往国际市场。因此锡兰的烟胶片和皱胶片的质量均一性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
　　我们考察的第二站是印度尼西亚。首先访问距离首都雅加达不远的茂物公园附近的印度尼西亚橡胶研究所。该所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详细介绍了印度尼西亚橡胶生产和科研现状：全印度尼西亚植胶面积约440万亩，大胶园约占120万亩，其余都是小胶园，年产胶量为65-70万吨，主要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两大岛屿。随后我们走遍了西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小胶园。当地印度尼西亚居民非常热情好客，请我们品尝有印度尼西亚特色的用手抓卷的香辛味饭菜。印度尼西亚华侨更加热情，陪同我们到胶园和加工厂参观，极其详尽地介绍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如每吨胶用水、电和人工费，以及设备的折旧费等等。印度尼西亚烟胶片厂的生产形式和锡兰一样，还保留老一套手工作坊形式。但是将杂胶加工成各种皱胶片的工厂规模更大，特别是苏岛棉兰和巨港两地，皱胶片加工厂日产量达到50吨以上。在距离工厂十多公里之外的地方，就可嗅到各种杂胶发出的臭气，工厂排出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而横流野外。
　　1964年1月，考察团抵达柬埔寨王国。该国橡胶园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的磅堪、磅同、桔井和蒙塔纳基里等省份，全国植胶面积约8．3万亩，年产干胶约4万吨，法国四大植胶公司占8万亩。我们首先访问的是最大的胶园——许普(Chup)胶园。该胶园内设有橡胶研究所，主要进行橡胶栽培和加工的研究工作。胶园管理相当现代化，制胶厂的工艺和设备十分先进，浓缩胶乳车间装有40台浓缩胶乳离心机，按市场的需要生产浓缩胶乳。在干胶生产车间里看不到传统的凝固池、压片机和烟胶房等设备，他们采用独创的一套生产原胶乳浓度橡胶(ICR)的加工工艺和设备。ICR的生产流程是：首先将从胶园运回的鲜胶乳集中于混合池混匀，不加稀释水。然后计算凝固用酸量。以甲酸作为凝固剂，事先在酸池中配成定量酸溶液。最后采用并流加酸方法，将酸溶液与胶乳同时并流混合槽而注入凝固桶，静置至次日早上胶乳凝固。这种凝固方法有轻微发酵现象，凝块表面突起，乳清有点混白。胶乳凝固后用吊机把凝固桶吊到水池中，翻转倒出圆柱状的凝块，推到锯片机下用锯子把凝块切锯成薄片，经压水机挤压脱水，再用剪切机切成短片，将短胶片挂入烘干房风干即制得产品。这种胶片色泽浅黄，表面布满因胶乳发酵而产生的大小气泡。产品经抽样进行理化性能检验后，即可包装运往法国。ICR产品专供世界著名的法国米支林轮胎厂用于制造子午线或钢丝帘线轮胎胎体。ICR的特点是发热量低，与帘线粘合性能好，可使轮胎在行驶时不至于过热而爆胎或胎体帘线脱层而发生事故。他们的杂胶加工生产，其工艺更注意清除杂胶中的树皮碎屑和沙泥杂质。用杂胶制成的不同等级的皱胶片也是专供米支林轮胎厂用于生产轮胎的胎面或胎侧。柬埔寨国内四个法国大胶园的制胶方法基本相同，产品均是专供米支林轮胎专用。他们经过科学试验，制订出一套完整的评价胶片质量的理化性能标准，完全摆脱了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按外观分级方法的束缚，从而生产出高质量低成本的橡胶产品。法国胶园具有巨大的科技潜力，因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并直接应用于生产，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我们考察时间的限制，未能更深入地了解其详情，所以当考察团回国后，我们就建议国家科委再派专家前往柬埔寨的法国胶园学习。后来研究所又派出潘衍庆和孟庆岩两同志赴柬埔寨访问学习。
　　这次对三个国家的考察访问，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和新技术，受益匪浅。特别是从柬埔寨制胶工业的发展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只有打破老一套橡胶产品质量外观分级标准，以理化性能衡量橡胶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才能创造出原浓度橡胶新产品，满足用户的要求，也才能增强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若囿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就难于摆脱落后的局面。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也是今后自己在科研和生产中努力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逆境中崛起的我国标准橡胶加工业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新种植的橡胶树陆续开割，制胶业随之不断扩大。由研究院加工系设计的西庆农场烟胶厂顺利投产后，我们就接着开展风干胶片生产工艺和胶片使用性能的研究。后来风干胶片在西华农场顺利投产，彻底解决了因熏烟木柴短缺而阻碍制胶业继续发展的问题。
　　当我们正准备开发另一种新的标准胶产品时，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开始在全国燃烧。1966年夏，加工研究所主要人员从湛江返回海南岛热作两院参加文化大革命。院所领导被批斗，许多群众互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乱成一团，把科研和生产工作抛之脑后。然而国营农场的橡胶生产是不会停止的。当时西庆农场日产2．5吨的烟胶片工厂已经超负荷生产，强烈要求研究院派人将工厂扩大为日产lO吨的规模。两院文革小组派我和黄家瀚、韦玉山三人前往西庆农场执行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规划，确定改厂方案后，黄家瀚同志继续留在西庆农场直到扩建工程完成，我和韦玉山同志返回两院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加工研究所的人员返回湛江。社会上混乱的局面有所扩大，派系林立。有些组织劝我加入他们的派别小组，我只是说，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高举红旗的，无须加入这个派那个派了。所以我成为单位里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两三个“逍遥派”之一。这时候我们胶片组的人员，正忙于设计湛江红山农场的烧煤烘干胶片的干燥房和风干晾片房，到该农场进行安装和试车，以备来年春天橡胶树开割时制胶使用。
　　1967年6月，我们胶片组人员李小慧、梁寿权、杨永慈和我出差到红山农场进行生产试验，并把试验风干胶片试样运往上海进行试制轮胎等各种试验。此时湛江地区两大派系大决裂，各占地盘，开始零星武斗，其后愈演愈烈，开始枪战，并有人员伤亡。为了避免伤亡事故，我们从农场撤回湛江市，在局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李小慧同志也从上海返回湛江。别人在进行武斗之时，我们胶片组人员仍然留在试验室里忙于整理实验数据，收集国外有关标准胶加工发展的信息资料，为下一阶段开展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参考或依据。
　　1969年夏天，湛江农垦系统实行军管，工宣队进驻，加工研究所主要人员集中到湛江农垦湖光干校学习，但各种残酷的批斗仍在继续，许多领导干部被关进牛棚，罚做极其艰苦的劳动。9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毛主席于1969年3月21日批准成立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接收广东省农垦系统、华侨农场、部队农场、热带作物学院、热带作物研究院及其属下的单位。相应的组织体制随之改变，不再保留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上述单位人员、物资、土地、山林、房屋、机器等公共财物，统一由兵团接管，番号另行公布。”兵团设司令部、政治部、生产部和后勤部。为了管好科研单位和科研项目，生产部下设一个共有11人的科研小组，组长由军人苏永义同志担任，组员是从海南农垦局和两院系统中抽调的育种、栽培和加工专业的科技人员。老一辈的人员有徐广泽、肖敬平和邓平阳3位同志，其余7位是两院系统的年青科研工作者。定于1969年9月1日到生产部报到。两院科教系统除留少数人员看管物业外，其余全部下放到各个农场或机械厂进行劳动锻炼。
　　科研组成立之初，还未有具体任务，我觉得报请开展标准橡胶研制项目是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日夜不停地整理从加工所带来的资料，把1964年考察柬埔寨时所见到的原胶乳浓度橡胶的生产情况，结合马来西亚于1964年开始生产标准橡胶的最新进展，写成一篇图文并茂的总结和建议书，先请生产部工业处鞠绰处长审阅。鞠处长看后很高兴，认为很好，便立即安排办公室打字员打印。这篇学术性的文件，大部分是化学名词、机械术语，这可难倒了经常打印公文形式文件和政治术语的打字员。这打字员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打印出蜡纸，我亲自在蜡纸上刻画图表。然后将这篇建议书打印多份，一部分上报兵团专管教学和科研项目的邓逸凡副司令员，另一部分下发到南田农场、藤桥农垦机械厂、两院、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等单位。不久，邓副司令就约苏组长和我到司令部办公室作详细汇报，并提出初步的经费开支及人员安排。邓副司令指示：现在兵团还未有大的科研项目，经费划拔没有问题，但要精打细算，至于人员问题，只要有任务安排，下放的科研干部都可以调回来。于是我就尽可能详尽地制订出“天然橡胶新产品——国产标准橡胶的研制”科研项目计划，将制造标准胶的几种方法和兵团内拥有的科技力量结合起来考虑，决定选择具有生产螺旋榨油机能力的藤桥农垦机械厂，负责用螺旋挤压造粒法研制标准胶，若与南田农场合作则比较理想；剪切法制造标准胶，其设备只需要在辊筒上放置切刀，把凝块先切成条状，再剪切成颗粒，然后放入烘干房干燥，这一分项由两院负责比较合适；皱片锤磨法制造标准胶，需要多种设备，难度较大，选择加工研究所和湛江农垦机械厂合作最为合适。这个组合方案制订后，由兵团科研组召开有关单位会议，经会议充分讨论，大家均同意分项的安排，并决定总项目由兵团科研组邓平阳同志主持，螺旋挤压法分项由南田农场王招凯和藤桥机械厂郭镇鸿两同志共同负责，剪切法分项目由马超鹏和吕飞杰两同志共同负责，皱片锤磨法由加工研究所陈立华、刘健民和湛江农垦机械厂余长祺3同志共同负责。会议上还宣布：由于急需科技人员，加工所于1969年下放到各农场或机械厂劳动的橡胶加工工艺、机械设备、橡胶理化性能检验等专业的科技人员黄家瀚、杨林湛、韦玉山、梅同现、刘惠伦、何志东、梁森源、黄惠民等十多位同志，调回加工研究所参加该分项目工作。同时暂停加工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提取单晶硅项目，拆除设在原制胶车间的提取设备，让出来作为标准胶的试验车间。兵团科研小组将很快拨下各项试验经费，请各单位同志回去后即开始筹备。
　　1971年，三个标准胶试验点都顺利开展试验工作并获得初步结果。加工研究所试验点的工艺和设备比较复杂，规模比较大，但进展很快，已初步看出其前景，可以适合农场的实际生产需要。因此兵团决定，在湛江五一农场或南华农场筹建使用这套工艺和设备的标准胶加工厂。后来南华农场争取到建厂任务，加工研究所协助其建厂工作。
　　1973年春，兵团撤销，恢复原来农垦体制。我离开兵团科研组调回加工研究所，直接参加到南华农场标准胶厂的设备安装和试验工作。加工研究所标准胶试验组人员全部抵达南华农场。由黄惠民、刘培铭两同志负责胶乳收集、混合、并流加酸凝固等工序；黄家瀚同志负责凝固设备、凝块锯片机和凝块脱水工序；杨林湛同志负责皱片机、锤磨机造粒工序；韦玉山同志负责干燥车、燃油干燥房工序；我负责标准胶打包及全面管理工作。南华农场派出庄厂长和于必正、李文生两位技术员共同开展试生产工作。一个月后转为正常生产。
　　加工研究所物理机械组的梅同现、何志东、刘惠伦、梁森源，化学分析组的张漳高、周道隆、卢炽、杜正，以及海南农垦橡胶检验站的黄克奋、戴木青等同志，共同负责三个标准橡胶试验点的产品质量检验，监控整个试验过程。加工研究所后勤部门的洪有桃同志组织有关人员，负责试验胶样包装，发运到桦林、上海和广州三个轮胎试制单位。在这项试验中，三个试验点共有7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试验工作。
　　按照兵团科研组制定的计划，必须将这三个试验点的胶样送到桦林轮胎厂和上海正泰轮胎厂试制轮胎，并与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制造的轮胎进行实际里程、机床里程和解剖分析比较。四种胶样共制备9.00-20轮胎330套，实际试验地点是广东肇庆和罗定两个地区。实际里程结束，四种胶样制备的轮胎的试验结果无明显差异，每套轮胎行驶的里程都达到10万公里以上。其中南华农场生产的标准橡胶制备的轮胎行驶达109225公里；南田农场标准橡胶为102576公里；马来西亚一级烟胶片为102064公里；热作学院标准橡胶为101017公里。由广州十二橡胶厂采用热作学院生产的标准胶、新加坡二级烟胶片、国产一级烟胶片以及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进行试制轮胎，用两台车进行实际行驶里程比试。结果，轮胎每磨耗1毫米可行驶里程分别是：热作学院标准胶为5569公里；国产一级烟胶片为5440公里；马来西亚五号标准胶为5019公里；新加坡二级烟胶片为5012公里。以上各项轮胎里程比试的结果表明：三种国产标准胶、国产一级烟胶片、进口一级、二级烟胶片以及进口标准胶均无明显差异，充分证明我国生产的标准橡胶质量是好的，整项试验也是成功的(详见华南热作加工所编印《国产标准橡胶简介》，1976年9月出版)。从此，我国标准橡胶加工的水平已与国际同行业并驾齐驱。
　　1976年热作加工研究所韦玉山、黄家瀚、杨林湛、刘培铭和陆衡湘等同志，在南华农场标准橡胶生产工艺和设备基础上，新设计出履带式连续转动干燥设备和自动称量打包机。这些新设备在海南岛南茂农场建厂投产成功，这两项新设备获得了国家专利。
　　我国标准橡胶的研制工作从1970年开始，历时8年，在逆境中摸索前进，在上级部门的关心及广大农垦部门大力协作下，完成任务并全面推广于生产，使我国制胶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标准橡胶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已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打破了马来西亚的垄断局面。在标准橡胶的研究中，多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和农业部颁发的1979年国家科学大会奖、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等多种奖项。

新的岗位，新的挑战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席位后，我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国家标准局，从此我国的各项管理工作直接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接轨。1980年农牧渔业部科教局开始建立标准化工作组，随之，华南热带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建立标准化研究室，单位任命我当研究室主任，梁森源同志为秘书。为此我就离开从事了27年的制胶研究岗位，到新的研究岗位去开拓一项崭新的“标准化”工作。对于这项新工作，领导没有嘱咐我去管理什么，更没有说如何管理，其实大家当时都不太清楚“标准化”工作具体是搞什么的。为了弄清楚什么叫做“标准化”，我认真查阅文献资料和标准化手册，综合归纳出“标准化”大体的意义是：标准化是一项综合性的基础工作，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简化、统一、协调、选优的原则，通过标准的制、修订和贯彻实施，组织专业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批量，以最少的劳动、物料消耗、环境污染而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标准化应贯穿整个生产过程(产前、产中和产后)，其中若有残缺，其后患无穷。因此，标准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种行业或一间工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弄清标准化的任务内容以及意义之后，我们便开始投入到这一崭新的工作中。
　　回顾我国天然橡胶发展经历，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的投产，都曾经实施标准化的初级管理并取得一定成效。据农垦供销部门统计，1964年农垦部颁布的《NK001烟胶片标准》和《NK002浓缩胶乳标准》实施后，烟胶片产品一级率从原来37％上升到61％，浓缩胶乳产品一级率达99％。1976年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联合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实施后，国产标准橡胶的一级率达到95％，超过了国外一些产胶国家的橡胶质量水平。显而易见，这是制订和实施相关标准后所取得的效果。但是前面已经颁布的标准只是烟胶片、浓缩胶乳和标准橡胶生产中的产品质量标准，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工艺规程、机械设备、以及三废处理和排放标准还处于空白阶段，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于制订和实施，所以我国的烟胶片、浓缩胶乳或标准橡胶生产过程还远远未达到科学管理水平，亦即未达到标准化水平。因此要实现热带作物生产和加工标准化，的确是一项新的工作、新的高峰、新的挑战，而且是任重道远!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组建标准化研究室时，首先把加工研究所原有相对独立的化学分析组和橡胶物理机械测试组合并，把天然橡胶国际标准中的各个项目直接分配到个人负责，让人人深刻领会国际标准的内容和测试方法。同时停止使用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美国材料检验协会(ASTM)的炼胶机、检验配方和检验方法，开始使用国际标准(ISO)新的体制、设备和方法。梁森源和何志东同志按ISO实验室开放式炼胶机的规格条件设计新型炼胶机图纸，由湛江机械厂承制并安装在加工研究所硫化车间，调试达到设计要求后，成为我国第一台ISO试验室开放式炼胶机。后来湛江机械厂制造这一规格的炼胶机销往全国各地并获得巨大的收益。在按照标准化条件调整和改造试验室的同时，我们积极收集国际、国外有关天然橡胶和热带作物的标准。先在两院图书情报室查阅收集，再到北京国家标准局图书资料库查阅收集，共收集到关于橡胶、椰子、油棕、咖啡、茶叶、热带水果、香辛作物、剑麻以及动物饲料等方面120多项标准。将有关橡胶标准的英文版本交给有关人员，请他们详细阅读并译成中文，译稿由我审校。我在审稿的同时自己也参与部分翻译工作。后来加工研究所成立图书情报室，顾之翰同志从两院调过来任情报室主任，我和顾之翰同志一起集中力量，动员各方面科技和翻译人员继续收集国际、国外标准共250项，翻译和出版国际、国外标准中文本，全部译稿由顾之翰和我负责审校。从1985年起我们交由农牧渔业部农垦司科技处、热作处负责出版《热带作物产品国际、国外标准汇编》共四集，40多万字。这四集标准汇编为我国热带作物生产的标准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随着全国橡胶及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活动，农牧渔业部成立了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韦玉山同志任该分委员会主任，邓平阳同志为秘书长，后来改由具有很强社会工作能力的陈成海同志为秘书长。之后农牧渔业部多次召开会议，积极推动农垦橡胶加工业方面制订各种级别的标准，标准化的各项工作在全国植胶垦区逐步开展和发展起来。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上泛起一股对开展标准化和制、修订标准工作极其不利的逆流，认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只不过是将国际、国外有关标准翻译成中文，更改标志、编号，不必花很多时间就可完成任务，是一种简单而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而他们对标准实施后的效果完全不了解。因此，在科研管理上认为制、修订一两项标准不能算作科研成果，不能作为科研人员晋升职称的依据，致使很多科技人员不愿意参与制、修订标准工作。我们热作加工研究所标准化室的同志坚决顶住这股逆流，继续坚守在这一新的领域、新的岗位，集中精力，埋头工作。这期间我们修订了1976年由石油化学工业部、农林部共同颁布的《国产标准橡胶暂行标准》，使其成为一项综合性的标准并上升为国家标准，具体要求等效于ISO-2000《天然橡胶标准橡胶》。在修订这项标准时，我们从多方面的实际情况考虑，决定必须废除其中不恰当的、污染环境的有毒化学试剂或不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操作、橡胶包装、规格和材料的法规，创造出能等效并优于国际标准的方法。我们确认国际标准中标准橡胶杂质含量测定法项目所使用的橡胶溶剂二甲苯是有毒、恶臭、易挥发和价格昂贵的化学试剂，应该废除并寻找适合的替代试剂。我们用无臭、无毒、价格便宜的国产煤油或溶剂汽油作为替代试剂，经过几百次比较试验，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因此我们确定使用GB253煤油代替ISO使用的二甲苯作为橡胶溶剂。另外一项国际标准使用的橡胶塑剂二甲苯硫酚也是有毒、恶臭、价格高昂而且经常缺货的试剂，我们改用具有无臭、不挥发，价格便宜，货源充沛等诸多优点的硫醇基苯并噻唑(促进剂M)代替二甲苯硫酚，经反复试验比较，效果也很好。我们将这些改革结果向ISO报告，得到了ISO认可和好评，并吸纳为国标标准。这是中国橡胶标准被ISO认可和采纳的先例，从此也证明我国的橡胶标准已踏入国际轨道并与国际水平相当。在标准橡胶的标准中，关于标准橡胶的包装、标志、贮存和运输项目，国际标准规定每个胶包净重33．33公斤，每个胶包用塑料薄膜包裹，装入木板条箱，每箱净重1吨。我们在制、修订这项标准时，采用每个胶包净重40公斤，每个胶包先用聚乙烯薄膜包裹，再装入聚丙烯塑料编织袋、封口。这种改进后的包装对计量、搬运和贮放都十分方便，同时也省去了用于制造木板箱的大量木材，免除了用户拆除包装木箱和清除拆箱木屑的麻烦，非常适合国际通行的集装箱货物运输，因此这一改革标准受到产、用双方的一致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完成这项综合性标准GB808l～8088-87《天然生胶标准橡胶综合标准》，凝聚了大批科技人员的心血。曾参与制、修订的主要人员有加工研究所的邓平阳、梁森源、周道隆、刘惠伦、何志东、王晨、邓东华、罗俊莲、陈成海等同志；农牧渔业部的徐岩、董宝风、徐昌年等同志。这项综合性标准于1989年荣获国家技术监督局授予的标准化进步二等奖，199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由于我国天然橡胶产品各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农牧渔业部非常重视标准化工作，1987年委托天然橡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和热作加工研究所开办全国农垦标准化学习班(湛江)，学员来自黑龙江、天津、上海、福州、武汉、新疆、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等省区的10多个垦区。培训课程主要有：对国际、国外标准的认识和理解；如何引用国际、国外标准；制、修订企业、部级和国家标准的条件和程序；充分认识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之间的差异；标准实施后对生产、使用以及国内外市场影响的评估。学员们通过这次标准化学习班的培训，加深了对标准化工作的认识，提高了从事标准化工作的能力，为将来从事标准化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培训班的授课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高过程。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可以更深刻地学习和理解标准化的涵义，进一步提高标准化工作的能力。这期学习班之后，我们还办了两期天然橡胶标准化检验人员培训班，主要培训橡胶质检人员。为了提高我国天然橡胶产品标准，使更多的有关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们向农业部申请派遣科技人员出国学习标准化工作并获得批准。1988年农牧渔业部派黄茂芳、罗铁瑛和杨培生三同志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参加标准研讨班学习；张毅和李日彩等同志前往日本学习仪器测试方法。通过多年制、修订标准工作，在热带作物管理部门、科教单位、检验机构和农垦重点企业中，形成了一支由科技人员组成的高素质的标准化队伍，他们直接参与制、修订我国天然橡胶、剑麻、咖啡、胡椒、木薯等热带作物的生产全过程标准，其中包括生产前的原材料，生产中的加工工艺、加工设备、产品质量、包装运输以及生产后的三废治理和排放标准，共制、修订国家标准50多项，部级标准80多项，这些标准在世界热作行业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部在全国广泛开展标准化工作，培养了大批标准化人才，先后在各垦区建立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如海口热带作物产品检验所、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农业测试中心、天津农垦北方食品检测中心、重庆农垦南方食品检测中心。1991年农业部根据热作加工研究所在制、修订国家标准工作中的突出贡献，决定继续充分利用和发挥科技和标准化人员的力量，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内建立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湛江)，该中心于1993年7月通过国家质量验证并正式开始监测服务工作。同时农业部还在热作加工研究所，建立华南热带农业环境保护监督站和农业部天然橡胶重点开放实验室，迅速扩大科研、质检、环境保护等标准化工作。
　　我从1953年走出华南理工大学校门，就一直从事热带作物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工作，历时四十一载，曾经历千辛万苦，也曾经享受获得成果的喜悦。感谢党和各级领导的信任和培养以及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一直充满信心，凭着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地开拓和完成各项任务，实现了自己大学毕业时立下的庄严誓词：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怕艰难困苦，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俗语说：往事如烟，风吹烟散。但其中耐人寻味的往事，犹如一股股不散烟云时常萦绕心头，许多从前的轶事就如一部历史记录影片，常常在眼前出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藉全国政协征集史料的机会，随笔记下点滴回忆，寄望来者以新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心，在更高的水平上，迎接我国农业高新科学技术的挑战。

(邓平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