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烟片外观分级标准与包装规定，是1963年全国制胶会议期间草拟的。起草小组的工作由农垦部热作局骆建民同志主持。小组成员有我和外贸局的陈科长、广东农垦厅的两位工程师（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产品公司的房基泽科长和梁科长。那时，产品公司才刚刚成立。估计在通知开会之前，部里已把参加起草的单位确定了，不然，就不会这么巧合。这次前来开会，我带来了一本《Green Book》（绿皮书），农垦厅和外贸局也同样各带了一本《Green Book》。
     我们起草小组草拟的方案，基本上是参照《绿皮书》的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对烟片的分级标准的。该书在纽约出版，1957年2月1日起生效。在胶片包装方面，我们只在胶包重量上有所不同。书中规定的是每个胶包重220-224 lb（磅）（相当于100 Kg左右），我们草拟的是每包50 Kg，是为了便于搬运。
     绿皮书中，除了国际标准外，又局部地刊载了RMA和新加坡的等级标准。据该书介绍，由于当时国际标准对4级和5级这两个级别的烟片样本还没制备出来，所以才把RMA和新加坡标准对这两个级别的样片外观规定，也刊载到这本书里。
     这3个标准之间，是互相沟通、互相承认的，无论那种标准，他们都是根据东南亚，尤其是印尼、马来亚这两个产胶大国的生产情况制定的。在印尼和马来亚，有先进的大胶园，也有落后的小胶园；而且，在小胶园中，有的生产方式还是非常原始的。由于各小胶园的生产力水平悬殊很大，产品质量差异明显，所以他们的产品，都是先由收购商来品级付价，再由设在各地的包装公司归类打包，涂上涂料，标上等级标记，由包装公司向用户批量销售。由于产品外观等级只是个模糊概念，等级之间没有截然界线，所以，是否存在压级收购，抬级出手，从中谋利的现象，只有收购商自己知道。在国外的刊物中，曾提过有的经销商为了弥补胶包重量不足，故意增加包胶表面涂层的厚度，甚至还有过包胶里夹杂石头、铁块的现象。
     为了增进我国与印尼之间的友谊，支援他们改善贫困胶农的生产条件，我国于1961年曾向印尼政府赠送过100套手摇压片机（每套1台光面，1台花纹）。这批机器是由海南机械厂制造的，我在该厂见过。我国生产的烟片，绝大部分来自国营农场。原来的小胶园，1958年后有的归公社，有的进农场。国营农场在生产管理中都很重视技术规范，技术也不保密，彼此之间经常交流生产经验。因此，生产工艺比较规范，不像国外那么杂乱。所以，按照绿皮书里的标准，国产烟片绝大多数都属1级。除非遇到胶乳严重变质或熏烟过火，甚至烟房失火，才会出现烟片外观反常现象。但这类事故，在总产量中占的比率，只是微乎其微。
     由于我们起草小组，对国外烟片的真实情况都还没见过，所以对绿皮书中提到的某些缺陷术语，感到陌生，不好理解。正好，RRIM在1962年《Planters’ Bulletin》刊物中，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烟片外观缺点的文章。为向国内传递这一信息，我们将这些文章译成中文，陆续在1963年《国外热带作物科技资料》及1964年《热带作物译从》中转载。后来，广东农垦厅又特意把《气泡》、《锈渍》、《发霉》、《油光面》等4篇译文，印成专集（号称烟片四大外观缺点），向生产单位推荐。真没想到，这几篇文章，特别是《气泡》一文，竟对我国烟片生产造成了那么大的冲击——引起了一场争论。到底该不该理会那些分散在胶片里的针孔气泡的问题，竟成了争论的焦点。
     本来在绿皮书中，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对烟片等级标准的规定中，对1级、甚至对特1级烟片外观的要求，已明明写着“不反对分散的针孔气泡”；而且在RRIM的那篇《胶片的缺点——气泡》一文中，作者也说，有无气泡，对烟片使用性能没有影响，而且作者还提醒制胶生产者，不要为消除气泡而采取不当的生产措施，以致降低生胶的使用性能。像这些关键性的提示，竟会被人忽视，在我国的烟片生产中，又重蹈别人的覆辙。为了消灭那些不起眼的针孔气泡，竟不惜代价地一直折腾了那么多年。实在遗憾！要不是1970年中期，我国逐渐从烟片生产转入标准胶生产，这场围剿气泡的战役，还不知要持续到何年何月才会结束。
     1963年秋，加工系主任田之宾带领干胶组和设备组的同志，到西庆烟片厂蹲点，与厂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搞烟片生产样板。这个厂是1960年中期设计的。生产能力是2．5吨/日。当时，对建厂规模意见不一：我主张建大厂，以便于生产管理和向现代化生产发展；海南农垦局主张建0．5吨/日的小厂，可用小型发电机发电，以便于生产队里照明；广东农垦局则采取折中。最后，就按各自的主张分头进行。于是，研究所负责设计2．5吨/日，在西庆建厂；农垦厅负责设计1吨/日，建在西达；海南局负责设计0．5吨/日，建厂地点由局里安排。但是，谁都始料不及，那几年，我国农场随着胶树开割率的不断提高，树围越来越粗，胶水产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2．5吨/日工厂才刚刚投产2年，就得扩建。所以，我们在西庆的任务比较明确，就是同农场一起商讨扩建方案，以便利用当年胶树停割期间进行扩建。
     扩建工程，于1964年春季完工。已将凝固车间和包装车间的厂房，都加长了将近1倍。工厂当年又增添了一些活动凝固池。除原来用的2台人工打包机外，农垦局又调拨来1台电动油压打包机，还有几十个能在轨道上移动的打包箱。于是，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从2．5吨/日一下就变到4吨/日。
     1965年春节刚过，加工系派我到湛江帮产品公司办烟片外观分级培训班，编写讲义并讲课。在我编写的书稿中，我把前面所论述的有关国际标准不要求排除针孔气泡的内容也写了进去。不料，审稿人把我书稿中这部分内容删除了。事后，负责审稿的人向我解释说，这部分内容，怕对外观分级的贯彻不利，所以就删除了。旁边一位年青人也帮助解释说：“针孔气泡很小，炼胶时不易破灭，这会影响混炼胶的配料混匀效果。”反正人家有人家的看法，我有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要靠实践来检验。上课时，我仍然按照我原先准备要讲的内容，向学员讲述。
     烟片分级培训班，在湛江湖光农垦干校开办。同期在那里开办的还有另外2个培训班，一个是财务会计班，一个是汽车驾驶员班。因为教室只有1个，所以3个班得轮流上课。
     我们这个培训班，由产品公司的简丹同志主持，工作组成员有谭志超、方凤、谢自杰及公司里的几位女工。讲课教师有我和西流农场技术员胡力生，还有加来农校的一位教师，共3人。学员大都是来自海南、湛江地区制胶厂的骨干；还有来自广西北海的邱谨（也是我院加工系1964年毕业生）和她所在胶厂的厂长，也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烟片分级培训班的学习科目，除课堂讲课之外，还有烟片包装技术交流与表演，各级烟片实物样本的制备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公司拿来一套新加坡标准的烟片实物样本，共5册，每册代表1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外观情况相近的好几个样品。我那时还是第一次看到国外的烟片。1级、2级比较顺眼，它和我国烟片的外观情况非常相近，只是有的厚度较厚，花纹有深有浅而已。3级稍差一些。3级往下，就让人感到越来越不对劲；最突出的缺陷就是外来杂质——带进胶片里的树皮屑粒，恐怕有的连20孔粗筛都通不过去。由此可见，制造这种胶片的胶乳，肯定没经过过滤。除此之外，还有不同颜色的斑块以及其他污迹。面对这些想象不到的陌生样本，我都替培训班参加复制样本的同志发愁，在国产烟片中，去哪里找能够和新加坡标准4，5级样本对号入座的烟片呢？怪不得国际天然橡胶贸易在烟片等级标准中，只订出1至3级的烟片条文，暂把4，5级条文空在那里，而拿RAM及新加坡标准的条文来陪衬。我想，国际贸易标准都可以如此，何况我们呢？我们也不可委曲求全。没有4，5级烟片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连2级3级都没有，只有1级产品，岂不更好？！
     烟片分级培训班结束后，我又回到西庆胶厂。这年夏天，工厂打包车间，突然增加了好几十人，有农场家属，还有下放干部，说是来厂参加烟片分级的。她们排坐在窗口附近的地板上，人人手拿胶片，一张一张地对着光线仔细察看，见有针孔气泡，就像绣花一样，用针尖或锥尖将气泡戳穿。见此情景，我真不知是什么滋味，既失落又沮丧。本来，对这种烟片里的针孔气泡，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每年高温季节，由于气体在胶水中的溶解度低，必须向外释放；而胶乳加酸后，在热天里凝固加快，未等气体逸出，就已将它固定在凝块里边了，这本是一种不难理解的自然现象。如今却硬要把它当作不共戴天之敌，确实让人费解。如果带有针孔气泡的胶片，质量真有问题，即使把它的气泡弄破而其胶的质量还是原样，却硬要说质量提高了，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场里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免遭由于气泡问题而受到胶片降级的经济损失，而且可以解决部分困难职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因为那时农场职工中，有些家属还没安置工作。
     1965年秋，何康任万宁四清工作团团长，指挥部设在东兴农场场部。为了配合那里的工作，所里派我任东兴橡胶加工样板组组长。和我同赴东兴的还有韦玉山、周宏庆。到东兴后不久，四清工作队又把加工系派去的队员方畅澄、仇素芬（文革时改名为郭军）调到我组里。后来，由于加工系迁湛江建所，样板组工作临时中断。次年，我和韦玉山再赴东兴继续样板工作；可是刚到不久，“文革”开始，原来的工作部署被打乱，样板工作不了了之。

（刘铁山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高级实验师）